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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文青顾阿瑛
姑苏晚报 20160805 B第15版
■韩光浩
1348年，离朱元璋建立大明朝还有20年，此时，一种被称为“黑死病”的瘟疫开始在欧洲各地扩散。而在中国，这个时候正是元朝文化异常繁荣的时代。中华文明，曾经被认为会在蒙古马队的铁骑下灰飞烟灭，而实际上，中国的戏剧却正是在这个不足百年的朝代中获得了崛起的机会。
这一年的农历2月19日的上午，苏州阳澄湖畔天气晴朗，元末昆山富商顾阿瑛早早地就安排好家仆洒扫庭除，这将是个在历史上被重笔记载的一天。这一天，被后世认定的“昆山腔”创始人之一，江南“原创歌手”顾坚和顾阿瑛的一众好友都将从千灯、诸暨、仙居等地赶来雅集。
这一天，玉山脚下有名士、有醇酒、有美姬、有良辰、有佳景，水轩风荷，曲声再起。而这样的聚会，在元末的昆山，一再上演。
600年后，在顾阿瑛精心构建的昆山正仪东亭“玉山佳处”举办的这系列文人雅集，被后人称为“玉山雅集”。“玉山雅集”为什么会一直被苏州乃至中国人魂牵梦绕呢？因为，“玉山雅集”中有着中国文人宣泄心中块垒的园林，也有着心灵的歌声。在这歌声里，潜伏着昆曲前世今生的影子，而“玉山之会”，也无意间滥觞成了六百年园林与昆曲的互动范式。
“情调玉山”留风雅
现在的富豪聚会叫做“海天盛宴”，但与当年的“玉山雅集”比起来，那真的只能算做土豪聚会。“玉山之会”就算和晋代王羲之的“兰亭雅集”、宋代王诜的“西园雅集”比起来，也毫不逊色。
这个雅集的发起人是昆山人顾瑛，朋友们都叫他阿瑛。他从小生于官宦之家，其祖父任职元廷时，定居昆山。因为元代对商业和贸易的重视，元朝的士风发生了一些变化，最突出的是不再视商贾为恶俗。顾阿瑛得风气之先，十六岁时就在商海中搏击，从事“走番”生意，不到十年，顾瑛再回昆山时，已一跃成为苏州地区屈指可数的巨富之一了。
而此时的大元朝，元杂剧和南戏正在中国的北方与南方起伏聚散。
顾阿瑛的“走番”，经长江，出东海，涉及到海外贸易，他的商船中，不会少了元代著名外贸商品元青花。十分奇妙的是，元青花和元杂剧都在那个时代成为了中国文化的巅峰标志。元代的戏剧叫做杂剧，又叫北曲杂剧。中国文学史上，唐代以诗为代表，宋代以词为代表，元代以曲为代表，也就是说以戏曲为代表，以戏剧为代表。元杂剧起于北方，后来也流传到南方，布散到全国。明清瓷器精致至极，但在富丽雄浑之上再也没有超越过元青花，就像中国戏曲之后世强盛，但在戏文这个角度，再也没有超越元杂剧的那种爽快淋漓，那种真挚之理。
在北方的杂剧兴盛之时，南方的南戏也以其强劲的生命力不断发展着。虽然起源比元杂剧早，可是整个元代流行的剧种，是从元大都出发的元杂剧，南戏拼不过北方剧种的强悍，它只有默默地在民间，在农闲和节庆的时候才是它头角崭露的好时节。
南戏与流行在江南地区的吴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在元末，南戏一方面从以北方曲调演唱的杂剧中汲取宝贵的艺术经验，一方面吸引部分知识精英“加盟”，呈现出一片新风，甚至后来居上。南戏的“荆、刘、拜、杀”（《荆钗记》、《刘知远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一时间成为了当红剧目。而在此之外，有一个叫高明的人，他的文字也十分“高明”，他写了一本南戏剧本《琵琶记》，主要讲述书生蔡伯喈与赵五娘的爱情故事，他的创作以强烈的戏剧冲突和双线并进的“蒙太奇手法”让元代人叫绝。当然，他的剧本里，暗含着中国流传久远的孝道思想，很受掌权者欢迎，这也是此本戏目后世一路绿灯，风行几个朝代的原因之一。值得一提的是，高明也是顾阿瑛的座上之客。
相比晋代王羲之的流水之席，“无丝竹管弦之盛”，只有“一觞一咏”,玉山雅集可以称得上是盛大的狂欢派对了，因为除了文辞妙手高明和知名歌手顾坚，顾阿瑛的玉山草堂还汇集了一大批爱好南戏和杂剧的作家、画家、音乐家。比如有柯九思、杨维祯、张翥、熊梦祥、倪云林、袁华等，他们共同打造了这一中国最知名的“文人曲会”。
能接到玉山这个“堂口”的请柬，在元末是很有脸面的一件事情，这代表了文人在圈子里的地位。聚集这一大帮子文人雅士的“玉山雅集”，前后持续近二十年，雅集总数则在上百次。每次雅集常常连续举行数日，真可以说“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更值得一提的是，出自这个雅集的诗歌占据了元代诗歌总量的百分之五，在六百年昆曲的路碑上，它是一个永远也没有办法回避或者淡化掉的一个章节。
元青花，使景德镇一下子成为了中国制瓷业的中心；玉山雅集，也让昆山成为了中国昆曲发展史上迷人的地理之源。
文人雅会草堂梦
元代最后一个皇帝是元顺帝，他对祖上传下的基业毫不上心，他的兴趣在于建筑与木工，被朝野上下称为“鲁班皇帝”。像顾阿瑛这样跑江湖的豪商巨贾，可能早就看到了大元朝危机四伏，气数将尽。
顾阿瑛是一个和他名字一样，心中有着玉石瑛华的汉子，他操着纯正的南方口音，身上既有源自田野的质朴，书卷之中的文气，也有一丝商场上的狡黠。成为巨富后的顾阿瑛没有给苏州人开创一个移民海外，自创家国的先例，他细思之下，开始了人生中新的重要选择：一是脱离商界，将产业交给儿子打理，自己则潜修文艺；二是在昆山构筑私家园林“玉山草堂”，打造一个心灵居所，以此来避开时局，修身养性。可以说，他无意间开启了苏州数百年间营造“文化后院”的新模式。
1348年农历2月19日的那一天，顾阿瑛内心十分兴奋，他完成了自己的栖居之梦。他的玉山草堂建起了桃源轩、钓月轩、可诗斋、读书舍、书画舫、春辉楼、秋华亭、芝云斋、小蓬莱、碧梧翠竹亭、来龟轩、小游仙坊、百花潭、鸣玉堂、湖光山色楼、浣花溪、拜石坛、渔庄、柳塘春、春草池、金粟影、淡香亭、君子亭、绿波亭、放鹤斋、听雪、雪巢、白云海、嘉树轩、种玉亭、荷池、绛雪亭等三十二处佳处。作为一个资深文艺青年，顾阿瑛的园子里除了他心爱的昆石之外，还觅来了北宋王忠玉快哉亭遗物“寒翠石”，石上刻有苏东坡的题名。园中还有三个荷花池，其中一个引来了原本生长于印度的并蒂莲花，池底安放有孔石板，好似莲房，荷梗从石板下穿孔而出，文气斐然，十分称顾阿瑛的心愿。
那次盛大的雅集持续了三天，雅集上，安徽合肥人张渥以北宋李公麟的“铁线描”手法绘制了一幅《玉山雅集图》，将聚会中的种种情状细致地勾勒出来。浙江绍兴的文人杨维桢则撰写了图志，记录下了这一盛事，这让我们今日可以便利地还原一些细节。
那晚，玉山主人顾阿瑛手持玉尘从容而笑、尽显风流，他左拥琴，右执书，美丽的侍姬天香秀在一边温婉可人。“铁笛道人”杨维桢戴着鹿皮帽，穿着紫色衣袍，兴致盎然地将书画卷轴展开欣赏品评，美姬翡翠屏则执曲笛在一旁吹奏。“野航道人”姚文奂在香几案边滔滔不绝与人雄辩，而“苕溪渔者”剡韶则痴坐着沉思吟句，然后毫端蕴秀一挥而就。吴门的李立展和著名的画师张渥一起探讨着如何施墨作画。玉山的仲晋在岸边香席上曲肱而枕石；“匡庐山人”于立戴着黄冠随意坐在蟠桃树的树根上；顾阿瑛的儿子元臣身着“没衣”，束带而立，指挥着仆从置办酒食；美人丁香秀殷勤地向客人们进奉肉脯蔬果；小琼英则满面含笑，持觞而听令。所有的宾朋都衣冠楚楚，潇洒风流，侍立的姝伎美姬也都是雅丽可人，连奔走的童仆亦温驯儒雅。酒宴中觞令助兴，歌
乐欢畅。
这样充满“玉山情调”的聚会，一直在玉山佳处上演着。文人们在这里诗性大发，一抒胸中块垒，他们“谈玄味妙理，谑笑杂微讽”，并常在宴饮之余煮雪烹茶、吟诗作画、投壶对弈，尽情享受着雅集之趣。这一边喝酒饮茶，另一边，隔着种满了荷花的池塘，顾坚指导着顾阿瑛的声乐家班在水中戏台上，缠绵婉转地吟唱。昆山腔一起步，就面对这四方名士，元末频频在昆山上演的“玉山雅集”，一不小心，为昆山腔的塑造流布提供了一个大舞台。
此后数年间，顾瑛依仗其雄厚财力，广邀天下名士，日夜在玉山佳处与宾客置酒高会、啸傲山林，以文采风流著称东南。“玉山草堂”因此成为元末文人的一处桃源，顾阿瑛可能没想到，翻开中国昆曲的发展史，他的好友顾坚与他的一批志同道合的文人好友的研习唱和，渐成了昆曲的滥觞。
声腔一束待流布
这里必须提一下《南词引正》这篇文章，因为直到“玉山雅集”后600多年后的一天，顾坚和昆山腔的关系，才被人从文征明的《真迹日录》的手抄本中发现。这本手抄本的第二集中有一篇《南词引正》的论著，正是后世曾被认为昆曲鼻祖的魏良辅撰写，其中，魏良辅对顾坚有着这样一段精辟的评价：“元朝有顾坚者，虽离昆山三十里，居千墩。精于南辞，善作古赋。”
顾坚的时代是南戏众多声腔——海盐腔、余姚腔、弋阳腔并存的时代，真是“腔有数样，纷纭不类”。在比较选择中，顾坚认为“惟昆山为正声”，这不是俗话所说的“癞痢头儿子自己好”，而是他有文人底蕴和识宝慧眼，用现在的话讲是他具有“科学发展观”的判别力，并认为昆山有一声腔“乃唐玄宗时黄幡绰所传”。就是因为他传承的路子“根红苗正”，“曲圣”魏良辅对他十分佩服，说他“善发南曲之奥，故国初有昆山腔之称”。
这个评价很高了，因为顾坚的原因，所以明初才有“昆山腔”的位置。但奇怪的是，元末，顾坚已经是昆山的“第一歌手”，但他在史书上很难找到记录。可能和他有着与当时权势格格不入的文艺青年的那种清高有关。而直到公元2010年，后人才从顾家的族谱里找到了对于顾坚的一段具体描述：“尝与风月福人杨铁笛、风月主人倪云林、风月异人顾阿瑛交往，因号风月散人。有乐府散曲集行世。其风月情词，甚得闺中姑嫂深爱，尝制锦囊藏之。然不幸双目失明，沦为瞽瞍，遂有《陶真野集》，留传民间。”
原来，顾坚是位有眼疾的昆山才子，他和朋友组成了“风月派对”，自得其乐。幸运的是，顾坚的“昆山之路”并不形单影只，而是得
到了朋友们的鼎立相助。
当时昆山富豪顾阿瑛建造的“玉山佳处”门庭若市，莺歌燕舞。顾坚虽清高，但因为顾阿瑛是名“儒商”，顾坚也十分乐于和他相处。由于群贤相聚，又志同道合，且都是编、唱、奏的高手，他们一群人成了切磋、探究的好友，无话不谈，取长补短，这不能不说是促成了顾坚成功塑造昆山腔的外在动因。比如浙江杨铁笛，就是杨维桢。杨铁笛善诗好笛，对顾坚的“善作古赋”、“善歌”、“善发南曲之奥”的“三善”特长影响最大；无锡倪瓒，就是鼎鼎大名的倪云林，绘画、作诗、度曲，样样皆精，他还熟悉北曲，存有小令十二首。此外，还有吴国良能箫，陈惟允擅琴……顾阿瑛本人对音律也颇有兴趣和造诣，著有《制曲十六观》，他为顾坚营造了古色古香的吟曲氛围，提供了唱曲的实验条件，还有“声伎之盛，甲于天下”的家乐班。
顾阿瑛和顾坚虽然都姓顾，但没有亲缘关系，顾坚只为改腔磨曲而投奔玉山佳处。这种文人和艺人之间的互动，可以说是对于昆山腔的创作与传播起到了引领风气、团结创作者、评论者、表演者的重大作用。在宋元南戏已有海盐腔、余姚腔、弋阳腔等流传散播的影响下，昆山孕育出来的声腔被称为“昆山腔”，便是呼之欲出、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诗性文化“集结号”
在《菜根谭》中有一名言，叫“饮宴之乐多，不是个好人家”。吃喝快乐，但不长久。这句话当然有某种局部的合理性，但另一方面，如果人的一生连一次像样的“诗意生活”也没有，那也同样是遗憾之事，甚至过于悲惨了。一个真正懂得自己需要的人，怎么可能没有一点独特的爱好甚至痴迷呢？或者说，无论环境和条件怎样贫瘠，也绝不应该使人生被剥夺得一无所有，这应该成为一个精神生命最起码的自我意识。
在玉山雅集的时代，除了眼有疾，心却诗意盎然的顾坚之外，苏州还活跃着一群能唱南戏、擅长“泛艳”的歌姬，她们身世波折，却依然对曲律之艺情有独钟，还成立了一些色艺双绝的“独立团体”，张玉莲是这些团体中最有名的一位。元代《青楼集》作者松江人夏庭芝，为我们提供了曾经活跃于昆山的一群艺妓乐户的真实状况。“张玉莲，人多呼为‘张四妈’。旧曲其音不传者，皆能寻腔依韵唱之。丝竹咸精，扑搏尽解。笑谈亹亹，文雅彬彬。南北令词，即席成赋。审音知律，时无比焉。往来其门，率多贵公子。积家丰厚，喜延款士夫。复挥金如土，无少靳惜……有女倩娇、粉儿数人，皆艺殊绝，后以从良散去。余近年见之昆山，年逾六十矣。两鬓如黛，容色尚润，风流谈谑，不减少年时也。”从这段文字不难看出，这位张四妈，是一个多才多艺的“文工团团长”。她能唱南北曲，会谱曲，还是一个演奏能手。
不难想象，苏州、昆山一带的文人雅士，常常会去昆山城里，成为“喜延款士夫”的张四妈的座上宾。甚至可以这样猜测，顾坚们“善发南曲之奥”，跟他们有足够多的财力、精力、物力去研磨分不开，同时也经由张四妈和她的歌姬们，找到了互动的园圃。清朝的张大纯在他的《姑苏采风类记》称玉山草堂“园池亭榭，宾朋声伎之盛，甲于天下”。在草堂雅集中，时有歌舞伎乐助兴，在昆山城里，又有“实验剧团”相互交流。这对于昆山腔的流转之路来讲，正是锦上添花。
美女、美词、美曲，成了元末江南的赏心乐事，此时，同样暴富于元末的沈万三还在谋求海外贸易的更大发展。与这位拼命赚钱的沈大哥相比，顾阿瑛是幸运的，他早就看清时局，过起了诗意生涯。
玉山雅集，可谓是江南诗性文化的一次“集结号”，昆山腔，成为了“集结号”中的最迷人之音。但顾坚和顾阿瑛时代的昆山腔，一般为坐唱，不是上台表演。直到明代中叶，经过戏曲音乐家魏良辅的革新，昆山腔雅化而为昆曲，再经魏良辅的学生、剧作家梁辰鱼创作了由西施故事改编的剧本《浣纱记》，成为了“昆曲”首次的登台表演，“昆剧”这一名号才水落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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