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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原津：人文摄影，创作经典呈现社会真实
苏州日报 20160916 B第01版
■赵焱
程原津的人文摄影之路，是从拍摄玄妙观广场开始的，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作为一位“半路出家”的摄影家，在日积月累的观察中，他发现只有关注人本身，走进人的生活，才能拍出具有冲击力和感染力的作品。
卡车司机的妻儿，乡村茶馆里别着两支钢笔的老人，卖糖葫芦的小贩，抑或是带着生前最后一个心愿去烧香的老人，在程原津的镜头下，都成了一个故事。聊起它们，他会由浅入深，细细道来，甚至说上半天。这其中，他不仅看到了社会的变迁、矛盾和冲突，也感受到了人性的震撼。他说，人文摄影，正是要捕捉、记录这些社会真实，然后引人深思，让作品成为经典。
人文摄影应该忠于生活
苏周刊：您坚持人文摄影已经30年，能不能首先谈谈对“人文摄影”的理解？
程原津：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国内大量去拍风情摄影，那时候还没有人文摄影的概念。当然，国际上早就有了。我最早拍的时候，还是处在一个拍风情或市井文化的概念上，后来才被归类到人文摄影上，有点误打误撞。
这几年出现了人文摄影热，比如旅行中的人文摄影。这中间其实有个误区，不是旅行一趟拍点风情人物就是人文摄影。在我看来，人文摄影应该是用视觉的手段反映人类文明、人类进步的，它是纪实摄影的一种。人文摄影应该拍出忠于生活的作品，表现现实生活中社会与人、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和矛盾。
而且，人文摄影的意义首先是在当下。我们现在总能听到一些这样的声音，那就是先拍下来，将来可以作为文献资料。如果人文摄影仅局限于这个范围，那就太狭窄了。我认为它对于当下的作用要远远超过将来，把握好时代的脉搏才是最重要的。
苏周刊：您是怎样由一名业余爱好者跨入专业摄影圈的？
程原津：我原来学的专业是纺织机械，上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还在苏州一家工厂做技术员。那时我有两大业余爱好，一个是摄影，一个是美术。后来，在决定选择一个主项的时候，我最终选择了摄影，因为觉得摄影能更直接地表达自己对社会的看法和诉求。
我虽然是苏州人，但从小在天津长大，16岁才回来，对南方的很多东西不太了解。有一次，我到葑门外一个荷塘去拍荷花，就下到荷塘里去拍，搞得一身泥。之前对荷塘下面什么样也不了解，没想到会这样。第二天，我就去找我的老师、原《福建画报》的记者丁虹，去借长镜头。他知道我非常喜欢摄影，就问我，你要不要干专业摄影呢，我想了一下就答应了。后来，我给他做助手，1984年到了北京。他当时是《中国环境报》的记者，我帮助他做暗房，也要实地拍摄，但主要是新闻摄影。我的专业摄影路，就是这么开始的，之前差不多自己磨练了3年。
人文摄影之路从拍玄妙观开始
苏周刊：拍摄玄妙观，对您摄影方向的选择影响很大，能不能具体说说？
程原津：可以说，我的人文摄影之路，是从拍摄玄妙观广场开始的。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经常在北京、苏州两地跑，逐渐独立练习摄影。1985年，我选择了以玄妙观为题材进行拍摄。为什么选那个地方呢？因为觉得人比较多、比较杂，能反映的内容比较丰富，好练习抓拍。
但拍了一段时间以后，有点拍不下去了。因为很多人是常态化出现的，有的甚至风雨无阻，天天来。我有点困惑，这样拍下去意义在哪呢？后来，我就想，要拍出好作品，还是需要走进他们的生活，从旁观者变成一个与他们有交集的人。于是，我开始观察他们，听他们闲聊。渐渐地，他们对眼前这个经常来拍照的人，也就见怪不怪了。这样以后，我逐渐挖掘出很多故事，在摄影的过程中，也开始产生很多思考。
苏周刊：后来呢？
程原津：这组拍摄坚持了好几年，渐渐积累了一些作品。1988年，我和另外一名爱好摄影的朋友，一起在玄妙观广场上办了一个小影展。把40多张照片贴在纸板上，用一根绳子串起来，连在两棵树上，展览了4天。
这些照片全是反映玄妙观周边市井生活的。比如，有一张拍的是卖糖葫芦的人。那时，商品经济刚刚出现，虽然糖葫芦只卖一角钱一串，但一个小贩的月收入可以有600多元，远高于普通人。透过照片，能看出当时中国的社会形态正在变革，一个新兴阶层正在诞生。这次展出的大部分照片背后，都是有故事、有内涵的。
可以说，拍摄玄妙观广场，是我人文摄影生涯的开始，具有很大的启发性。《玄妙观的故事》也是我的第一部摄影作品集，1994年由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版。不过，当时还是有很多人认为，我的这些照片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既不能参赛，也不能获奖。但我觉得，它们能反映一个时代的层面，对社会有意义，这是我喜欢的摄影方向。这组拍摄也让我思考到，人文摄影或者说纪实摄影的吸引力在哪呢？它实际上表现了现实生活中社会与人、人与人之间各种关系和矛盾，它们经过在镜头前被浓缩和提炼，表现出很强的冲击力和感染力。以后，尽管我还尝试过水乡摄影、风光摄影等，但方向已经定下来了，一直到今天。
苏周刊：您还拍摄了哪些反映苏州的作品？
程原津：在拍摄玄妙观的同时，我也在苏州拍摄一些其他作品。但我的拍摄没有很强的目的性，大多数是不经意地抓拍，涉猎的地方也比较广。比如那个时候，拍唯美的水乡很流行，我也拍了一些，但很快就不喜欢拍唯美的风景照，我就到周庄等地去拍摄当时人们的生活。也会到太湖边去拍摄捕鱼人，拍摄各种手艺人，曾经还去过常熟拍摄阿庆嫂的一个原型。
此外，街头巷尾我也拍摄。葑门横街是我拍摄比较多的地方，通过对卖菜、买菜人的观察，能反映当时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些冲突。我专门挑高峰期之外的时间过去，在它比较冷清的时候，看看那些摊贩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拍了很多这种照片。
起初，我仍然有点摆脱不了形式为先的手法，并没有重视主题的表达。还是主要从构图线条、光线方向、光源色彩和颗粒等问题着手，忽视了完整思想的表现。慢慢地，我了解到，人文摄影应该是先主题再形式，在这基础上两者紧密结合，才能拍出有血有肉的作品。
真实是人文摄影的前提
苏周刊：在《瞬间的预谋》一书中，您认为摄影不完全是抓拍。那么，人文摄影应该是主要表达摄影者的思想还是被摄者的思想？
程原津：摄影是一种从主观到主观的艺术，你先有一个主观的想法，然后再到现实生活中去寻找。拍摄时，取舍一定是主观的，摄影师会把自己的思想注入摄影作品中。人文摄影在这一点上更为明显，摄影师把客观存在的一些场景截取下来，让观众从中找到共鸣、产生思考。
我拍过一张照片，名字叫《卡车司机的妻儿》。拍的是卡车的副驾驶位置，一个母亲抱着一个孩子，还有车的反光镜。我为什么这么选取画面呢？首先，这个画面反映了环境，交代了拍摄对象的身份。那么卡车司机的妻儿为什么不待在家，而出现在车上呢？这其中有一个问题值得思考，中国很多货运司机都是带着家人在跑车，一家老小的生活甚至生命全部寄托在这辆卡车上。由于收入不高，为了减去一部分开支，他们只能雇佣家人帮忙卸货看车。所以，虽然照片里有灿烂的笑容、可爱的孩子，但我在拍摄的时候，心里是酸的。了解这些以后，我在创作的过程中，就会有自己主观上的选择。
实际上，人文摄影想表达的，是对社会的关注和想对社会说什么，而不是人文风情，“明信片照片”并不能表达出背后的冲突和诉求。当然，人文摄影不能是表演性的，真实性是它的前提和基础。
苏周刊：人文摄影师，应该有哪些共同的“标签”和特质？
程原津：首先，人文摄影师需要走进被摄体，要有耐心，有倾听的习惯。通过聆听他人的故事，了解他人的生活，来拍摄出对观众有影响和震撼的照片。除了捕捉状态下的抓拍，走进被摄体是更重要的。最好能够做到在拍摄时，尽量不让对方的生活常态发生变化，让对方的感情自然而然地流露，从而保留最大的真实，透过照片反映生活的本质。
其次，我认为人文摄影师要对社会充满关注而且十分了解，拍出来的照片应该是温暖的，要给别人思考和启迪，拍摄的目的应该是让更多人变得幸福，我喜欢这种风格。当然，也有其他人的作品是偏灰暗的，这是风格的差异。
深入现实才能拍出好作品
苏周刊：在摄影过程中，是否也会经常遇到一些困惑？
程原津：困惑经常会有，或者说更多的是一种心理上的冲击和反差吧。比如，在拍摄葑门横街的时候，有一个卖蟑螂药的，他写了句广告语，说抓到一只蟑螂可以换5角钱。但在兑换的人中，我看到有别着校徽的大学教授，也拎着袋子，用里面装着的3只蟑螂去换钱，这就很有意思，反差很大。当拍的人多了，我发现对人的观察是非常有趣的，他们既有自己的个性，又有群体的共性。
同样是拍摄文化人，我在拍摄茶馆系列的时候，在一间乡村茶馆拍了一张照片叫《别着两支钢笔的老人》。通过与他的交流，了解到他是一名医生，钢笔有红、黑两种颜色。“别着两支钢笔”这个场景曾经很常见，现在却慢慢消失了。尤其在农村，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传统形态的改变，乡绅文化的消失。一张照片、一个场景，带给我的思考很多。
除了社会，有时，人性本身对我带来的震撼也很大。拍玄妙观的时候，因为很大一部分拍摄对象是高龄老人，有一些人会特别害怕说自己年龄大，而有一部分人会非常豁达，他们会说在排队等着去杨家桥，因为当时苏州的火葬场在那边。那时在玄妙观，还拍摄过一张照片叫《心心知我心》。画面里，一个苏州老人坐着轮椅，在家人的陪伴下，到玄妙观里去烧一炷香，圆自己最后的心愿。结果后来，他的家人找到我，说那天是老人生前的最后一周，想留下老人的最后一张照片做纪念。这张照片，也带给我很大震撼。
苏周刊：您在拍摄时，怎样去捕捉这些重要瞬间的？
程原津：人文摄影不能先入为主，要先了解你的摄影对象，表达真实。多数时候，我在摄影时，不会先告诉别人我是摄影师，当然也不会穿着摄影马甲了。我习惯像个普通人一样，去和想要拍摄的对象交流。举个例子，有一次，我带着几个学生去一个村庄拍摄。当天上午，他们一到就拿着长枪短炮去了，我没有，空着手进去。但到了下午，他们都找不到我了，因为我到了人家家里拍摄，通过上午的接触，我已经和当地人混熟了。到了晚上再对比，他们拍的都是外在的景观，没有反映真实生活的照片，因为他们缺乏与人的交流。
人文摄影，没有深入，就没有好照片。我自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接触到了法国摄影家布列松的作品以后，特别喜欢，他是坚持深入现实的，我也一直坚定地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
想记录多元化的新苏州
苏周刊：苏州已经成为一座传统与现代结合的城市，如果现在要创作一组反映苏州的人文摄影作品，您最感兴趣的领域是什么？想留住、表现苏州的什么？
程原津：苏州已经是一座多元化的城市，和20多年前比，已经大不一样了。如果有机会，我还是想去记录、反映苏州人的日常生活。尤其是在苏州工业园区，有来自不同地方的人生活在一起，这种文化理念、生活方式上的冲突与融合，是很有意思的。我想在一个的新的视角下，去记录新苏州、表现新的苏州人。
我现在主要在北京生活，目前，也正在拍摄一个题材，叫“这里也是北京”。我想拍摄的，就是在传统的老北京元素之外，那些多元化的、新生的事物，我想记录有时代特征的、独一无二的瞬间。
苏周刊：2006年起，您曾短暂旅居法国，开展国际展览策划和交流。能不能比较下国内外人文摄影的发展现状？
程原津：法国是人文摄影底蕴最深、发展最好的国家。二战结束以后，法国很多摄影师开始进行人文摄影，比如布列松、杜瓦诺、威利·罗尼等，影响很大。在美国，薇薇安·迈尔的作品，也在近年引发了热议。这些国家的人文摄影，已经比较成熟。
相比，国内的人文摄影概念还比较混乱，地理摄影可以称为人文地理摄影，风光摄影也可以称为人文风光摄影，人文变成一个可以随意使用的概念。实际上，人文摄影的焦点必须是人，必须是人类社会中发生的形形色色的问题。而且，国内真正从事人文摄影的专业摄影师比较少，我比较欣赏的人文摄影师有吴家林、侯登科、赵铁林等，但这只是一个很小众的摄影方向。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人文摄影作品很难得奖、不易传播。我相信，以后人文摄影的概念肯定会被不断套用，但有没有真正的好作品出来，还需要观察。
苏周刊：在这个拥有智能手机、数码相机的时代，或许人人都可以成为“人文摄影师”，怎样才能拍出好的作品？
程原津：相机本身只是一个工具，不是人文摄影最关键的。我最早拍玄妙观系列的时候，用的是平视旁轴相机，甚至技巧也不是最重要的。日常生活或旅行途中，要拍出好的真正属于人文摄影的作品，关键要“眼高”，即眼界要高。拍摄时，不能停留在表面，以为把人拍进去、拍得好看就行。而是要有宽广的视野、独立的思想，并且脚踏实地地去了解拍摄对象，才能找到最有价值的点。
接下来我想在苏州做一个有关人文摄影的博物馆，引导更多人认识人文摄影。苏州的人文底蕴是很深厚的，希望给摄影爱好者们提供一个平台，让他们带着思考去摄影，拍出有故事、有深度的作品。
人物简介
程原津，1962年出生，上世纪80年代起，坚持人文摄影至今。现为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图片总监，清华大学摄影高级研修班导师，世界华人摄影学会会员，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2006年起，曾短暂旅居法国，开展国际展览策划和交流。出版了《玄妙观的故事》《中国水乡周庄》《如歌的行板》《看见苏州》《瞬间的预谋》等多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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