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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质勋章戏作扇坠 章太炎痛骂袁世凯
姑苏晚报 20161127 B第04版
■陆承曜
钱粮胡同
章太炎先生于1906年6月29日由上海提篮桥出狱后，立即由蔡元培、柳亚子等筹备送太炎先生登船东渡日本。今日撷取太炎先生此后的几则轶事。
▲陆承曜
东海彼岸再办革命报
1906年7月15日，东京细雨濛濛，同盟会安排在东京同盟会总部召开大会，欢迎太炎先生由上海出狱东渡。当时有中国留学生2000多人，同盟会总部的会场恰好可容2000人，已座无虚席。但还有多人立在雨中，或爬上房顶。大家都想一睹这位革命志士的风采，再听他的精彩演讲。当时到会人数实有几倍于2000余人。章太炎即席发表了热烈的演说：“论诸子学说”，他首先从自己的平生历史讲起，其次以涵养、感情来勉励大众，妙语连连，博得雷鸣掌声。章太炎对日益增长的革命力量表示了无限兴奋。他说：“壬寅春天，来到日本，见着中山，那时留学诸公，在中山那边往来，可称志同道合的，热心救国的不过一二人。不料监禁三年以后，再到此地，留学生中助我张目的人，较从前增加百倍，才晓得人心进化，是实有的。”他又回顾自己的经历说：算来自戊戌年以后，已被七次查拿。到第七次才被拿到。在艰难困苦的日子里，他无悔无怨。他把这种百折不挠的精神称之为疯子精神。最后，他提出要弘扬国粹精神。章太炎所说的国粹主要指三方面的内容：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他认为“这是中国的长处，了解这个长处，那种爱国的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太炎先生的演讲从上午9时讲到了中午12时。这篇著名的演说稿，不久就在《民报》刊登出来。大会过后，中山先生更是信任太炎先生，委以重任，让他主编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
其时正是革命派与保皇派论战最激烈的时候，他所撰写的文章都是民族抗争的檄文，文章典雅，但笔锋锐利，而且论述都以经史为据，使对方难以招架，抵得上十万雄师。于是太炎先生的名字和《民报》在海内外的影响日益扩大。革命的理念也日益深入人心。
太炎先生在东京5年多，除主编《民报》以外，1906年9月，还应中国留学生和日本汉学家的邀请，开办国学讲习会，前来学习研究的有周树人（鲁迅）、钱玄同、朱希祖等等。他们都是钻研学问的学者，对太炎先生都很尊敬。太炎先生开始致力于祖国民族文化近代化的建设，力争创造出“有所据”，“亦有所用”的新型民族文化。不久，章太炎又创办了国学振起社，并任社长，编辑发行《国学振起社讲义》，内容有诸子学、文史学、制度学、内典学、宋明理学、中国历史等。其中出了不少精英，国学研究会的师生共同开宗立派，太炎先生就又被尊为一代学术宗师。所谓1908年的“民报案”。那是由于太炎先生主编的《民报》已成为革命阵地，引起了清政府的恐慌和仇视，并派员向日本政府交涉，由日本政府出面封禁了《民报》，将章太炎传入警署。这是他第二次入狱。1908年10月20日，11月26日，东京地方法院裁判厅开庭审理，章太炎据理辩驳，无懈可击；裁判长张口结舌、理屈词穷。但是，东京地方法院仍作出罚金150元或服役150天的判决。由鲁迅、许寿裳等国学研究会的学员代交了罚金，太炎先生才得获释。
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太炎先生带着几个学员立马回国。10月15日回到上海，上海《民立报》专门发表文章欢迎太炎先生回国。奉章太炎先生为中国之‘卢梭。’”接“着请太炎先生主编《大共和日报》。中山先生任命太炎先生为总统府枢密顾问。
大勋章戏作扇坠痛骂袁世凯
太炎先生对革命的认识是有一定的过程的，辛亥革命胜利后，满清王朝这个革命对象已经被推翻了，那么革命的方向又在哪一方？可是在辛亥革命胜利后，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风云诡谲，人心叵测，当时袁世凯已经骗取了大总统的宝座，甚至还想黄袍加身，恢复帝制。袁世凯笼络人心，他认为太炎先生虽然爱骂人，然而他毕竟是一个人才，因而他就设计把太炎先生请来，在勤政殿上赏给他一块金质大勋章，因为太炎先生尚未看清袁世凯的真面目，所以他也就乐意地接受下来了。但随着时光推移，从上海传来噩耗。太炎先生在日本时的同盟会同志宋教仁，于上海火车站为袁世凯派去的刺客所杀，这一个晴空劈雳，使太炎先生猛醒过来了。宋教仁被刺之后，袁世凯的狰狞面目逐渐暴露，太炎先生的革命精神猛醒，他又自觉回到孙中山、黄兴等的革命党行列中来了。
由于袁世凯不顾民心倒行逆施，1913年，孙中山决心发动“二次革命”维护同志们用鲜血换来的革命成果，关键时刻，太炎先生自告奋勇，又亲自为中山先生起草了反袁檄文，言辞激烈，像利刃一样，直插袁世凯的心脏。1913年6月19日，袁世凯通令各省尊孔祀孔。成立孔教会。太炎先生是尊崇儒学，研究儒学的，可是他反对袁世凯尊孔教，定孔教为国教，于是发表了《驳建立孔教议》一文。这对袁世凯来说，又是一枚炸弹扔向在他的身旁。七月，二次革命爆发，不久失败。八月，章太炎冒着危险返回北京，想说服袁世凯放弃立宪称帝。袁世凯得知太炎先生来京，立即派人监视他，直至寒冬来临，太炎先生始终见不到袁世凯。在一个严冬的清晨，他突然想借鉴明朝初年，方孝儒冒死以丧服哭宫门的行为，于是他穿着一件又旧又脏的长棉袍，把袁世凯给他的金质大勋章系在一把大折扇的扇柄上作为扇坠，在街上边摇边走，大勋章也晃来晃去，金光闪闪，引起了不少路人的瞩目。直到总统府门前，太炎先生才停步不前了，卫士看到一个在大冬天还摇着扇子的老头在府门前探头探脑，就大声询问：你是谁？”“
“我是谁？袁世凯知道，请他出来迎接我，”太炎先生故作傲然地说。
接着另一个卫士看见了他扇柄上的大勋章，奇怪地问：这是什么呀？”“这，还得问“袁世凯。”太炎先生毫不在意地说。说完，索性坐在石阶上，还是不停地摇着大折扇。
坐着坐着，不耐烦了，又站起身来，破口大骂：袁世凯，你这小人，还想当皇帝……”“卫士吓傻了眼，直往里奔。袁世凯还真“大度”，笑着说：“我知道这个人，让他骂吧！”
太炎先生从上午骂到下午。在夕阳西下的时候，总统府里走出二人，其中一人说是军政处陆建章，奉“大总统”命约见，谁知太炎先生被带到军营就被软禁了。第二天，又移居到北京龙泉寺，太炎先生在这二处，始终大骂连连，什么东西都被砸碎了，还感到不解气。要来笔墨，在墙上写满袁贼两字。并拿起手杖鞭打，名为“鞭尸”。可见，太炎先生当他“猛醒”以后，绝不会对袁世凯稍有让步。而袁世凯却以“疯子”一语自嘲带过。这是为什么？因为袁世凯“立宪称帝”心切，他还妄想太炎先生以他的社会声誉、大块文章为他鸣锣开道。但事实已论定，这是不可能的。
钱粮胡同再讲学
后来太炎先生提出讲学的要求，袁世凯同意在钱粮胡同19号开办国学讲习所。讲授科目为经学、史学、玄学、文学，每科都编印讲义。
讲授时，太炎先生贯穿经史，融和新旧，有独到的创见，纯属学术探讨。这样的讲学，不但使专心向学的青年听得津津有味，就是袁世凯的私人密探也听得为之倾倒，甚至忘记了监视任务。
这时，太炎先生的精英弟子黄侃受聘于北京大学，他一到北京，好不容易找到了钱粮胡同19号，“学生听说先生在这里睡不着觉，所以特来探访，我想与先生为邻，以解除您的寂寞，可好？”黄侃道出了自己的来意。”
太炎先生一听，双手频摇：“不，不，袁世凯其人心狠手辣，不知他什么时候对我下毒手，到时怕把你也要搭进去。”“学生眼看先生在这里不自由，于心何忍。即使是人间地狱，先生能住，学生也能住。”黄侃搬进去以后，常在晚上和先生著茶论学。黄侃为了要为老师分忧，特地提出一个当时形势中的敏感问题：
“自从康有为的门人陈焕章等人在上海成立孔教会以来，孔教运动越来越热闹，袁世凯又下令各省‘尊孔祀孔’，听说康有为也要回国了，到时候可有好戏看了。”黄侃向太炎先生传递了外界的形势。
“中国向来无国教，孔子本无教名。孔教之称，始于康有为。”太炎先生解释。
“那么在先生看来，孔子不是教主，儒学不是宗教，那究竟如何评价孔子的地位呢？”黄侃故意再作进一步请教，有意为老师分忧。
“孔子本为古之良史。他的地位，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谈：1、创制史学。2、删布文籍。3、振兴学术。4、废除世卿制。”太炎先生侃侃而谈，一反他的狂态。发表了他的新颖理念，果真黄侃为师“分忧”的目的达到了。
师生二人在袁世凯所安排的险境中畅谈。就在此时，太炎先生在他写就的一堆书法中，抽出一张宣纸，推开一看，赫然五个大字“章太炎之墓”，黄侃一看，吃了一惊，以为先生又发狂了。谁知太炎先生严肃地说：“袁世凯放不过我，不知他哪一天对我下毒手，左思右想，还不如我事先写好墓碑，请你代我刻上去。所以现在就请你收好。”
黄侃听了，心中酸楚，泪眼看着太炎先生。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太炎先生随即恢复自由。
邹容祠内哭小弟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先生以临时大总统名义，颁令追赠邹容为“陆军大将军”，并且亲送邹容魂归故里重庆。
下一年1月10日太炎先生赴重庆，到邹容祠探访他革命忘年交的小弟，遗像上的小弟还是那样年轻可爱，“昨夜梦和尔，同兴革命军”，这激昂慷慨的诗声回响在他的耳边，太炎先生老泪纵横，久久不肯离开。
1924年4月，为邹容重新修墓，太炎先生为他写了《赠大将军邹君墓表》一文。又写下了一首怀念同志、故人的诗篇：
落魄江湖久不归，故人生死总相违
今日重过威丹墓，尚伴刘三醉一围。
诗中威丹是邹容的号。刘三，是当年邹容在上海西牢去世后，由义士刘三负责将邹容遗体埋葬在华泾镇坟地。
在中国近代史上，太炎先生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先驱，也是国学泰斗。是古经文学派的最后一位大师。至于他的思想演变和他矛盾的性格，正是反映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辩证思维过程。处身在变幻无常的时代，他困惑、迷茫，一个独立特行的，卓而不群的书生，有时无所适从，有时猛然回悟。
太炎先生认为“革命不忘治学，治学必须革命”，所以他对待治学就像对待革命一样，充满激情，也是百折不挠。因此太炎先生于1927-1930年间开始，在上海同孚路同孚里，1934年在苏州锦帆路38号，先后租赁一处寓所，埋头钻研学术、神游在学术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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