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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一麐撰写苏纶纺织厂碑记
苏州日报 20161125 B第02版
■阿坤
去年，有朋友告知笔者，张一麐《心太平室集》中载有张老于1931年撰写的《严裕棠先生苏纶纺织厂碑记》，并用微信发来照相件。因笔者在苏纶厂工作多年，1978年又在厂里主持并参与编写《苏纶纺织厂厂史》，但当时并没有收集到此资料。如今的发现，对于考察和研究这个百年老厂，特别是在严裕棠1925年执掌之后，在如何励精图治、科学管理企业和改善职工福利等方面，提供了又一份珍贵资料。
张一麐（1867—1943），亦作一麟，字仲仁，清末民初吴县（今苏州）人，曾在袁世凯麾下任总统府秘书，后被任命为机要局局长。1915年调任教育总长，因不满袁世凯称帝而辞职，闲居苏州。回苏后曾与张謇组织苏社；与李根源组织吴县善人桥农村改进社，改良农业，兴办教育；与吴荫培等创设吴中保墓会，保护乡里文化遗迹；参与《吴县志》总纂。“九一八”事变后，张积极参加各种活动，支援抗战。1936年，“七君子”事件发生后，张多方奔走，设法营救。“八·一三”事变后，组织抗敌后援会，捐募军需，收容难民，并与李根源创议着手组织“老子军”，与侵华日军决一死战。后来虽然“老子军”没有组成，但对于鼓舞全国军民同仇敌忾起到了一定作用。淞沪之战之后，张一麔与李根源一起，将抗日烈士遗骸收葬于苏州善人桥。1943年10月，张一麐因病在重庆去世。张一麐著有《心太平室集》《心太平室诗文钞》《现代兵事集》《古红梅阁别集》等。
张一麐撰写的《严裕棠先生苏纶纺织厂碑记》全文如下（标点为笔者所加）：
出盘门百武许，层楼竦峙，机牙怒鸣，则苏纶纺织厂在焉。自清光绪甲午后，官商迭主之兴废无常，屋宇倾堕，旧有纱锭二万二千五百六十八枚，皆已窳敝。民国十四年夏，上海严先生裕棠赁此厂，以为产权不一，末由自振拆阅随之，越二年冬，将所有权全部移转朽者，新之危易之，凡瓴甋土木丹漆之工，绵历岁月至十七年秋末，葳事百工部，居不相杂，厕迄无近，今所谓工潮者。十九年春，增设新厂一所，计锭二万枚。二十年春，又续增新布厂一所，计有机三百台，渐增至一千台，其机械则出诸手创之大隆铁厂，其资本则勼诸其亲串执友不假，募集自成一家。其劝工也，各厂均有膳食堂，疾病有治疗所，聘良医分日省视其专任，驻宿者二人，女护士一人，药剂由所给予之，工之子弟有小学校宿，厂工徒有工余补习班，虑其往返费时，则设工村为楼三百楹，杂莳花木，平治道路，园亭之美，息焉游焉，其心安焉。工之以死，勤事者有振恤遗族金，老病者有赡养金，其时间则渐求缩减而程功特多，公子庆祥等皆嗜爱科学，绝游惰而责勤能，弹指华严异彩呈露观者啧啧称为模范工场，乃以盈羡力行其德。甘棠桥者圯不能支，先生独力成之，即以其名名之曰裕棠桥，行人称便。其他利益人群之善举，知无弗为视彼纤嗇以自肥者，如烛龙之与爝火焉，是足以风矣。一麐从严氏乔梓游时，时与游宴见诸孙兰芬玉洁执弟子礼甚恭，余以是知严氏之寖昌寖炽将大有造于邦家也，是为记。
中华民国二十年岁次辛未仲冬，东吴张一麐记并书。
在这篇六百字左右的“碑记”中，张一麐至少在五个方面，记述了严裕棠接办苏纶厂之后发生的变化和取得的业绩：
其一，交代了苏纶纺织厂的地理位置，即在盘门附近。“出盘门百武许”，就能见到苏纶厂的高大竦峙的厂房，能听到从车间里传出来的隆隆机声。
其二，言说1895年苏州状元陆润庠因奉清朝廷之命，在苏州成功创办第一个现代工业企业——苏纶纺织厂后，因陆返京复职，股东只得招租，二十多年之间，“官商迭主之兴废无常”，先后发生了5次承租。每次承租，均以承租人暗中牟利，股东亏损，在吵吵嚷嚷中收场。工厂因此遭受很大程度的损坏，“屋宇倾堕，旧有纱锭二万二千五百六十八枚，皆已窳敝。”
“民国十四年夏”（1925年），严裕棠将苏纶厂先租后买，之后又成为他的独资企业之后，对工厂进行了全面整修，并新建了车间，增添了设备，“碑记”中写得十分清楚。
其三，交代了苏纶厂增添的纺车、布机，均来自严氏在上海的大隆机器厂，即是严氏的“棉铁联营”效应。严氏企业之所以在当时上海滩上异军突起，独领风骚，主要在于它的“棉铁联营”模式。严氏利用他在上海的大隆机器厂生产纺织机器，服务苏纶厂及其他纺织企业，从而使严氏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左右逢源，卓尔不群。值得一提的是，自1931年，严氏“又续增新布厂一所，计有机三百台，渐增至一千台”。此后，苏纶厂的布机保有量一直保持在一千台左右的规模。
其四，苏纶厂集体福利之好。厂内设有膳食堂，供职工就餐；开办疾病治疗所，配有医生、护士；除开办职工子弟小学外，还对职工进行业余文化补习；建造的“工村为楼三百楹”，供职工住宿，而且环境优美；对职工的生老病死都有体恤关爱。试想，在当时苏纶厂职工能享有如此丰厚的集体福利，说明严氏有一套比较开明的经营之道。“碑记”还对严裕棠长子严庆祥在管理苏纶厂期间讲究科学管理、明确责任、奖勤罚懒，加以赞赏。
其五，严氏修建裕棠桥等社会公益善举。
据《师竹翁传》载，这篇“碑记”，是严庆祥（严裕棠之长子）在1931年约请张一撰写的。“碑记”刻成后，置于厂内的发电厂（车间）旁边。前不久，笔者曾问过几位新中国成立前就在苏纶厂严氏手下当职员的健在者，他们告诉我：“在新中国成立时曾见过这块碑，记得碑体蛮大的，还有碑基，但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不见了，也不知去了哪里。”最近，笔者去了文庙的碑刻博物馆寻找，并查档，未果。笔者揣想，可能此碑已经在历史岁月中湮灭或毁坏了。
□阿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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