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苏宁:愿做讲述苏州的代言人

苏州日报 20160805 B第01版

■高琪



  近日,苏州作家张苏宁的长篇小说《枕河人家》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这位曾经上过战场、转业后又回到苏州古城工作多年的作家,历时六年写成这部六十万字、跨越百年、历史与现实交错的长篇小说。小说以潘家获得大盂鼎、大克鼎和《枕河图》,保护这些珍贵藏品,最后无私捐赠给国家为主线,写姑苏历史、讲姑苏故事、传姑苏文脉、续姑苏情怀,塑造了一群不同年代、不同性格、却具有相似情怀和风致的苏州女性形象。小说在内容、结构、人物塑造、精神内涵等方面,都体现了作家不凡的功力和独特的追求。在这部长篇小说出版之际,苏周刊对话张苏宁,和作家一起走近这部讲述苏州百年历史的瑰丽史诗。

  长篇小说应该担当“怀抱观古今”的责任

  苏周刊:《枕河人家》这部小说内容相当厚重,从晚清的苏州写到“文革”后的改革开放时期,几乎写到了苏州这一百年间所有的重大事件。您是如何想到要写这样一部小说的?构思和写作花了多长时间?是否抱有为苏州写一部史诗的意图?
  张苏宁:当写作成为一种爱好并且越陷越深之后,它自然就成了表达思想情感的重要方式。我对平江路有着特殊的偏爱,爱它的典雅、古朴、静谧以及看风景人也成了风景的那种意境。笔下曾写过一些有关平江路的散文和歌词,也琢磨过想写此地大户人家的生活。再往后的某一日,在平江路聚餐时听到了“贵潘”之说,历经艰险保护祖传古鼎、新中国成立后又将藏品无私捐献给国家是其中的精华。故事的内容和情怀都让人感动,恰好这又是一个大家族的故事,暗合了我曾有的念头。念头在心中忽闪了很久,忽一日就逼着我去采访了主人后代,又去勘察故事地点、收集相关材料、查阅文史资料,悄然中做了一年多的准备。然后,开始了漫长的写作。从构思到作品修改完毕是一段漫长的过程,大约有六年多时间,细化之后是两千多个日日夜夜。写作过程中阅读了不少相关书籍,充实、丰富、滋润着写作内容和写作过程。所以我认为阅读也是一种写作。
  至于说到是否抱有为苏州写一部史诗的意图。这个,真不好说!隐隐约约的野心和梦想大概是有过的,但也只是昙花一现。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淡出文学近十年,野心和梦想都消失了。若干年后再回过来写这部作品时已经失去了诞生野心的年华,只是想完成一种心愿,想抒发或者倾诉。后来激情跟着奔涌而来,便不能自已,有一次写到激情满怀时,随手在电脑旁的纸上涂写了一首小诗:生于斯亦长于斯,情之深故爱之切。古城赠我风雅颂,情怀化作桃李报。
  苏周刊:《枕河人家》有着浓郁的苏州文化色彩,写到了昆曲、丹青、中医、园林等许多元素,写到了丰富的苏州风物和节令习俗,像一幅徐徐展开的风俗画长卷,您是有意想通过小说展现苏州文化吗?
  张苏宁:是的,这也是我思考写这部小说的初衷之一。苏州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厚,可以展现的东西很多。昆曲、丹青、中医在苏州都创造过自身的辉煌并成为文化标志。昆曲在中国戏曲史上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起源于苏州,被誉为“百戏之母”;丹青在中国绘画史上同样留下过浓重之笔,“明四家”以其诗书画相辅相成的文人画风引领了明清400年以来的绘画趋势;吴地历代名医辈出,学术成就独树一帜并形成颇具特色的吴门医派,史上曾有“吴中医学甲天下”之说;苏州风物和节令习俗则从另一个意义上诠释着这座古城,“三宫九观二十四坊”“七塔八幢九馒头”“六门三关五鼓楼”,轧神仙、闹元宵、女儿节、走月亮,精彩纷呈,趣意盎然。祖先们留下的瑰宝和风采后人自是应当传颂,这不仅是情感所致更是责任使然。文学应该是这方面的主力军,而长篇小说因为其长度、密度、厚度等特点也许更应该担当“怀抱观古今”这样的责任。记不得是谁曾这样说过: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认识,很多并不是来自历史学家,而是来自小说家。
  苏周刊:您眼中的苏州、苏州人、苏州文化是什么样的?
  张苏宁:对苏州的理解,我选择用想象力来进行简要的诠释:她或者是一本装帧十分精美的古籍,每一页都散发着远古的清香,字句间蕴含着丰厚的底蕴,每一次的再版都是气质的升华和内涵的扩展;或者她还像一个从书香门第里走出来的大家闺秀,迈着优雅的步态,怀着古典的情愫,朝着一个充满时尚和梦想的方向走去。
  文化熏陶之下的苏州人自然就有了一种独特的品质,知书达理、崇尚文雅,懂生活、情调高,挺讲究的也挺知足的。水的滋润使他们外柔内刚,柔则碧水环绕,刚则滴水穿石。普遍来讲,男士文质彬彬,女子美而惠,合起来就是温文尔雅。君子多的地方风气也必然高尚,这句话的哲理性还是比较适合苏州和苏州人的。
  苏州文化浓郁得让人着迷,又会被迷离所惑而不知所云。只能从大处大概地叙说:苏州文化的丰厚大致体现在古城风貌、古典园林、名胜古迹、民俗风情等风物形态中;体现在诸如昆曲、评弹、吴门画派、丝绸、刺绣等艺术形态中;体现在古城历史、杰出人物、风云事件等文史形态中;它还体现着一种精神和情怀,一种品质和象征,一种传承和发展,它是先人们以其勤劳、用其智慧、融其和谐、求其进取创造出来的,而所有这一切又都在典雅的守护中不断进行着高贵的提升。有人将苏州比喻为中国文化静谧的后院,说它的存在具有世界意义。听着很有感觉,特自豪。

  将“非虚构”这匹黑马引入虚构领域

  苏周刊:《枕河人家》中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内核,也写到了许多真实的历史事件,这虽然是一部虚构的作品,其中某些部分却给人非虚构作品的感觉。为什么这样写?您是如何处理小说中真实与虚构的关系的?
  张苏宁:这是一个让我暗自思考了很久的问题。以往我们是这样认识小说的:文学的真实性追求的是艺术的真实性,虽然“虚构性”是小说的本质,但它在功能上却体现着“内在的真实”。小说作者通过描绘具体人物,并将他们的性格特征和互动关系生动地展示在情节中与读者形成共鸣,这也许就是小说“内在的真实”的魅力。
  当下很流行“非虚构”写作,在国外当算是陈年旧货了,而在国内却“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地盛行起来,而且已经形成颇受关注的文学现象。它为什么会流行呢?“‘非虚构’这个名目有一定的挑战性,向谁挑战呢?向小说。”李敬泽先生这样坦言,“文学如何坚持它对‘真实’的承诺?小说的了不起在于,它居然在‘虚假’—‘虚构’的基础上建立起了强大的‘真实’的权威,但现在看来,似乎小说的这种权威性出了问题。”李敬泽先生担忧小说在这个时代其真实的权威性面临着很大的困境。
  如何突破重围?一番思考之后我产生了将“非虚构”这匹黑马引入虚构领域的想法,我想以此让小说真实的面目更加坚强和厚重一些,形象地比喻就是希望读者在阅读时能隐约感觉到在时空的高远处有一双令人信服的眼睛在静静地注目。这肯定是一种挑战,我在这么做的时候努力着不让非虚构的东西过于随意地进入小说,而是采用了个别点缀、互相融合、悄然隐入的方式使之成为小说的组成部分。有人说用非虚构的真实事件给小说“输血”并非不可,但前提是需要先把血型弄清楚了才行。这话对我是有启迪的,我想倘若把握得体的话,文本的越界与文体的交融应该是可以互补的,甚至可以彼此生辉。
  苏周刊:《枕河人家》容量很大,六十多万字,涉及丰富的历史事件,人物也很多,组织这些事件和人物是否有难度?您的结构方式很特别,将历史与现实交错来写,在叙述中又不断埋下伏笔,逐步揭开谜底,为何采用这样的结构方式?
  张苏宁:作品写的是百年历史,人物众多,构思初期有些摸不着边际,想法很多,“剪不断、理还乱”,最后就焦头烂额了。贴了满墙的纸,五彩笔把白纸变成了米罗的作品,花里胡哨得最后连自己都看不懂,只好重新再来,反复几次后才逐渐理出头绪。比如人物,先要建立人物关系链,链与链之间还有交错关系,有时一个人牵涉到好几个链,很复杂。还有人物在情节中的走向,既不能走错也不能走丢,不能走得牵强甚至还不能走得太顺,要曲里拐弯一些。写作过程中这些问题很折磨人,让我不断地反复回过头来重新收拾旧山河。历史事件也是如此,我一直在算计着怎样让它走进作品,想它应该是画上去的而不是镶进去的,应该与作品浑然一体。事先做过一些功课,把事件们泡在脑海里使劲咀嚼,期望能与人物、情节融合后悄然隐入作品。
  在小说的叙述形式上我比较偏爱使用第一人称,它的优势是叙说自然通顺,口语化表述让人觉得亲切可读,有身临其境之感,缩短了作者与读者间的距离。但用第一人称写小说也有缺陷,那就是从“我”的视觉去看世界存在盲点,只能看到眼前所见,限制了叙说空间。我在思考究竟是使用第一人称还是使用第三人称的问题上纠结了很久,后来是在确定小说的结构时顺带解决这个问题的。
  在结构上我下过一番功夫,也听取了一些建议。反复斟酌后决定采用历史与现实交错的方式进行叙说。小说的故事起于清末而止于千禧之年,跨度百年。我的起笔却从中间也就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写起。之后的部分采用第一人称,由叙述者讲故事般地娓娓道来。而前50年(清末和民国的往事)则寻找机缘通过让叙述者在情节的发展中以听故事的方式展现。这一部分不再用第一人称而是改用第三人称描写。个人感觉如此运作,叙事维度得以纵深,叙事视角也灵活了。将时空交错开来写还具有穿越感,便于埋下伏笔和揭开谜底。

  我把理想中的女性与现实生活中的女性
  糅合成了作品中的人物

  苏周刊:这部小说的叙述者是一个女孩,作为男性作家,为何选择用一个女孩来做叙述者?她是您的代言人么?
  张苏宁:这是一个无奈的却是正确的选择。最初执笔时小说的叙述者选择的是男孩,但第一章还没写完我就改变了主意。写作中行笔不是很畅,总觉得缺少了什么。后来琢磨过来了,因为小说中的主角们大多为女性,把一个男孩放在女人堆里去演绎情节于写作的我和故事中的他来说似乎都不顺,存在着一种无法言说的距离感。几经推敲后尝试着换成了女孩,我觉得这一招还是成功的。在描写女性的生活中,由一个女孩去叙说和延伸故事,心理语言和对话语言会显得更亲切、更可人,情节处理和细节描写也更方便、更随意,亲密和私密都不是问题了。只是让我这个大男人沿着女性的心理轨迹去思考问题,去运作衣食住行,多少有些勉为其难。写作中我多次把自己转化成叙说者,想她的语言、传她的神态,仿她的举动,很有点戏曲表
  演中所说“为旦者常作女想,为男者常欲如其人”的味道。
  叙述者应该就是我的代言人吧。我引导着她行走在情节中,有时也反过来由我跟着她在字里行间行走,那是我写得如鱼得水的时候才会发生的事。有时我还在想,如果这个叙述者是我的代言人,那我又是谁呢?“这个时代虽然读小说的读者未必是最大众的,但是写小说的作家仍然是最受尊敬的一群文化工作者,他们是讲述中国最重要的代言人。”学者王德威如是说。如此推理,我便也挤进了讲述苏州的代言人的行列,这是一种荣幸,使我有了使命感,我愿意以此身份继续把情和爱献给这座城市。
  苏周刊:这部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尤其令人印象深刻,“外婆”潘丁兆君、若文阿婆、若兰阿婆、周霞影,还有林红、“我”,性格各不相同,命运被时代洪流所裹挟,无论是大家闺秀还是小家碧玉,都有着传统女性的美德,善良、有风骨,她们是否表现了您对苏州女性的认识,或者寄托了您对女性的理想?
  张苏宁:我总觉得苏州女性有一种朦胧之美,造就了一种“月明林下美人来”的意境。她们未必颜值最高,但面目清秀、姿态优雅使她们的美另有韵味。稍为发嗲又恰到好处,把个女人味体现得十分别致。“犹抱琵琶半遮面”或者“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用在苏州女子身上极为贴切,加之吴侬软语相助,柔情似水、妙音如梦,再好不过了。从性格来讲苏州女性委婉含蓄、知书达理、善解人意,千年的文化底蕴造就的风采还是很迷人的。
  本书的主角大多为女性,作为书写者,下意识中我把理想中的女性与现实生活中的女性糅合成了作品中的人物。我对书中女性的倾向大致是这样的:潘丁兆君善良贤惠、大度处世、淡定人生,是吴地女性之美的集大成者;若兰是典型的文雅女子,蕙质兰心、坚韧有度,最能体现吴女的雅韵;若文属于侠女者,侠骨柔肠、剑胆琴心、敢爱敢恨,又不失大家风范;周霞影风流妩媚,才华横溢,风情万种却命运多舛,令人怜悯;林红是个冷美人,有优越感和使命感,风华正茂,是指点江山的人物;“我”呢,出身于大人家,有文化底蕴,性格却很率真,有些没心没肺的那种可爱。我期望通过这部作品能把不同年代、不同性格、却具有相似情怀和风致的女性连接为古城一道阴柔美丽的风景线。
  苏周刊:《枕河人家》中的男性形象,让人印象比较深刻的是罗平,在小说的前半部分这是个近乎完美的人物,有智慧有担当,但是您却让他犯了一个狗血的错误,用当下读者的话来说,有点“毁三观”。最后又慈悲为怀地把他拉回了人生的正轨。是想以曲折来表现人生的不完美,反衬爱情的力量吗?这是否又太理想化了?
  张苏宁:坦率地说我是比较偏爱罗平的,写这个人物时也很自信,其中的缘由就不多说了。至于罗平所犯的“狗血”错误,那是必须的。你想吧,他与“我”的爱情之路眼睁睁地已经到了瓜熟蒂落阶段。怎么办?继续跟着天使走下去么?但天使有些犹豫,她觉得后面的道路过于平坦,无限风光可是在险处啊。于是,马槽里就伸出了个驴头,魔鬼趁机把这活儿揽了过去。其实“魔鬼”就是作者的某种想法,这个魔鬼对尼采很感兴趣,它想制造悲剧。悲剧就是将美好的东西撕毁给人看,它的美学意义是让人正视人生痛苦同时又不能沉沦,所以“悲剧是崇高的最高”。这与尼采的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是一致的,与普希金“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的诗意也是一致的。我选择罗平来承担这一切,让这个优秀男人的绣像先被撕碎然后飘零,但又绝不让他化成虚无和残渣。苦难之后这面旗帜还将继续飘扬,旗手不能倒下,否则悲剧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还有,严格地说罗平并没有犯错,他是躺着中了枪或者说是被算计了,很无辜。如此,悲剧使他更加完美。

  我让小说中的角色悄然流泪了,
  其实他是在替我流泪

  苏周刊:您希望这部小说给读者带来什么?
  张苏宁:从大的方面说,我把故事设置成为一个坐标。纵向里讲述的是一个家族的百年历史,横向里则融入民族叙事的片段,交叉点在抗日战争期间。两者互为关系、彼此交融构建了小说的内涵——爱国情调。爱国是一种情怀,是大爱,是人所必备的情怀。诗人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需要的时候,我会在作品中悄然散发出内心的某种情感,比如写吴修竹在市政府作画时听到首长谈抗美援朝时的情景,写这段时我很动情。我父亲在生命的最后阶段经常爱回忆战争年代的往事,曾对我讲过抗美援朝时的艰难困苦,印象最深的是讲到志愿军官兵成连成排地冻死在战壕里,冻死的姿态全部呈射击状,听得我泪流满面。父亲又说,那场战争的代价是让美国人读懂了中国军人,他们从此再也不敢随便造次了。这又听得我热血沸腾了。所以我让小说中的角色悄然流泪了,其实他是在替我流泪。不多说了,爱在心中即可。
  大爱之下,我试想通过“四风”与读者一起在认识和理解这座古城时发生共鸣:一是风云,将故事融入时代大背景之中,与读者一起通过文学的方式去感觉和回顾古城曾经的历史;二是风月,爱情是永恒的主题,主人公不同的情感历程演绎着爱情的真谛,使其成为江南之爱的咏叹调,正所谓“爱像死一样坚强”;三是风情,展示苏州独特固有的风俗风物,风雅风韵,以比较生动和活泼的形式充实姑苏文脉的细节;四是风范,以家族故事呈现书香门第和姑苏人家的道德礼仪和为人之道,借此窥斑见豹地反映出不同时代苏州人的品格和情怀的共性之处。
  苏周刊:最后请谈谈写作中酸甜苦辣的感受吧。
  张苏宁:写作中的酸甜苦辣恰恰是一种滋味,这让写作本身充满着诱惑和欢悦。但写作的过程却无时无刻不被痛苦所折磨,特别在出现自我否定时绝不亚于失恋的痛苦,那是一种自我抛弃式的痛苦,是一种我彻底完蛋了的绝望。坚守着,再坚守着,终于“柳暗花明又一村”,绝处逢生后有如跟随范仲淹登斯楼享受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做喜洋洋者的快感。
  书稿打印出来后像一块厚厚的砖,让我发愣了很久。我心知肚明,就是这块“砖”让我的一头黑发花白了,让我恰到好处的体重减少了五公斤,让我在五六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有享受过休息日,让朋友们背后说我怎么忽地就由帅哥变成了帅爷……但重要的是,我重新找回了文学这个魔鬼让我不再是我自己的那种感觉。在初春的一个上午,我感慨地为小说写下了题记:“于痛苦于欢乐于希冀中诞生,一如母亲的分娩。”有了这句话,再说其它的便显得多余了。

  人物简介

  张苏宁,笔名舒宁,1958年4月生于苏州。中学毕业后参军服役于北京军区某部,曾就学于北京军区通信学院、石家庄陆军学校,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随部队赴滇参战。九十年代初转业至苏州平江区,先后在组织、文化、宣传等部门工作,离职前为苏州市姑苏区文联主席。中学时代迷恋阅读、参军后亦然,参战期间开始写诗,融血性和激情于硝烟之下。九十年代开始小说散文创作,出版有诗歌集《黑色想像》,小说散文集《夹竹桃及其花影》,散文集《邻院的魅力》,长篇小说《绿风景》《绿太阳》《枕河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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