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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朝帝师翁同龢的古玩秩事
姑苏晚报 20160418 B第05版
■胡燮敏
翁同龢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人物，清道光十年（1830年）出生于常熟名门。自咸丰六年（1856）考中状元后，历任翰林院修撰，都察院左都御史，工部、刑部、户部尚书，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等职。任同治、光绪两朝帝师。翁同龢在朝40多年，参与了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以及近代银行开设、铁路修建、兴办学堂等一系列重大事件。
翁同龢嗜古成癖，一生收罗了大量金石鼎彝，留下不少趣闻轶事。
三觅《长江万里图》
1875年（光绪元年）5月的一天，翁同龢休息在家，无友朋来访，便一人前往琉璃厂。这琉璃厂是一条传统文化街，沿街经营古玩、字画、古旧书籍、文房四宝的商店有几十家。
翁同龢一路进了几家古旧商店，均无称心书画，便来到了博古斋。这博古斋是专售书画的，买进卖出的书画较有档次，其中不乏精品。
博古斋掌柜见翁同龢进来，忙让坐，泡上香茗。
翁同龢问：章掌柜，最近可进货？”“
“有，最近广东人送来一个长卷。”章掌柜一边说一边走进内室，捧出一个长卷来。
翁同龢打开一看，眼前一亮。这真是王石谷仿江贯道的《长江万里图》卷。翁同龢早听说有王石谷的《长江万里图》，可没有亲眼见过，今天竟然在博古斋见到了，翁同龢激动不已。
历代名家大多画过《长江万里图》，而称得上精品的要数王石谷的《长江万里图》卷了。此画作于1677年（康熙十六年），王石谷时年四十六岁。据说：石谷画《长江万里图》，凡七月始成。王石谷此卷，“皴染精细，结构缜密，峰峦起伏，城廓隐现，得江山千里绵络之致。”古今名人再无能比。
此卷原为王良常所得，戊寅已卯间，王良常的老师磁州学士到江南视学，见到该卷，深为石谷画风所折服，即以重金购下收藏。后此卷为广东大富翁罗天池所得。罗天池号六湖，广东人，藏画所为修梅仙馆，曾任云南道员。这次，由他子孙前来北京，由博古斋代为出售。
翁同龢在堂内案上慢慢卷开，一一细看，几不能释手。大约过了两个小时，翁同龢才放下《长江万里图》卷。
“章掌柜，此卷需多少两银子？”
“一千两！”翁同龢吃一惊，连说：“太贵了，太贵了，我无力承受。”
翁同龢嗜画如命，遇到这么好的精品，他是非得不可的。可千金之价，翁同龢又难以承受，不免有望洋兴叹之感。一连几日，翁同龢终是日思夜想，若有所失。
5月23日，博古斋章老板料想翁同龢必想得此画，便亲自带了王石谷的《长江万里图》卷到翁府上，再次请翁同龢鉴赏，临走，把《长江万里图》卷留下，恳切地对翁同龢说：“翁大人，价钱可以再商量，但降幅不会太大。”
第二天，翁同龢到博古斋，提出以四百两银子买下此画。可商量了一会，章掌柜难以接受。
又过了两天，博古斋老板再次到翁府商谈价格。最后，章老板提出：非六百两银子不可，否则不能出售，而翁同龢坚持为四百两，价格谈不拢，章老板便带《长江万里图》离去。翁同龢惆怅不已，一个人在胡同里这头走到那头，那头走到这头，一连走了好几个来回。翁同龢担心，此卷会落到别人手里。
又过了五天，翁同龢去拜访京尹杨庆麟（字振甫），又提起了王石谷的长卷《长江万里图》。
杨庆麟见翁同龢为银两而烦恼，深表同情。便提议：“翁大人，不必烦恼，由我来出面筹借几个钱来，先把此画买下，以后慢慢还也无妨。”最后翁同龢卖掉了北京的一处房产，向杨庆麟借了200两银子，终于筹集到了六百两银子，五月端午节那天，从博古斋购下了石谷长卷《长江万里图》。到此，他如释重负，高兴了好几天，尽管他节衣缩食，两年后还清债务，可他也心甘情愿。
以后，每逢有人来访，他都乐意以此卷示人，让友朋也享受一下赏画的快乐。
王石谷的长卷《长江万里图》已成为他的镇室之宝。他在石谷《长江万里图》卷画端题诗：
长江之图如有神，翁子得之忘其贫。卖屋易画今几人，约不出门客莫嗔。
嗜古上当
翁同龢嗜古成癖，一生收罗了大量的金石鼎彝，在他的日记中，所写收藏的事很多。翁同龢因财力不足，也曾想不去琉璃厂古董市场，“改邪归正”，可他怎么也做不到。就是在上当受骗后，他仍“屡教不改”，这在清代的文人墨客中也是少见的。
光绪年间，他当了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
有一天他抽闲又到琉璃厂古玩市场去觅宝，见一个古玩摊上放着一只古瓶，翁同龢即被吸引住了。他走上前去，蹲在古玩摊前，仔细看这只古瓶，见这古瓶古色古香，蚀锈斑斑，翁同龢以为是秦汉物品，便有心要买，可那位地摊主，报价要600两银子，来回缠了好久，最后，翁同龢以400两银子买下了这只古瓶。
翁同龢买回古玩书画后，喜欢请同行前来欣赏，这次也不例外，这次请了苏州同僚潘祖荫、广东南海张荫恒等数人。酒过数巡，翁同龢便说：“各位，昨日我从古玩摊上买回一只古瓶，似秦汉之物，请各位来鉴赏一下。”潘祖荫慢慢看了一会，用手掂一掂，感觉很轻，便产生怀疑，说：“叔平，我外表看不出来，手感好像很轻，你可先在花瓶里注水。”他让仆人在古瓶里注入了水，过一会，那古瓶底下的桌面上竟出现了一汪水，古瓶周围都湿漉漉的，在渗漏，众客人都感到奇怪。翁同龢想捧起来看看瓶底，可是，他刚捧起来，那古瓶竟碎裂了，古瓶里的水流了一地，大家以为奇，便围上前仔细辨别。原来，这是奸商作假，古瓶是用硬纸板压成的，外面经熏染处理加工而成。众人见了都哈哈笑起来，都说翁老夫子见多识广，今天算是走眼了。
青铜宝鼎
1890年（光绪十六年）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任村出土了大克鼎等一批重要的青铜文物。过了一个月，这批文物被运到了北京琉璃厂。时任户部尚书的翁同龢闻讯后即去琉璃厂购买。不料被他的好友、时任工部尚书的潘祖荫捷足先登，以重金购下了大克鼎。而翁同龢只购买到了几件小的青铜器。
这大克鼎重201.5千克，内壁有铭文28行，共有290字。记载了西周官位世袭单传嫡长子、长孙的史实，铭文最后还有“万寿无疆”的祝语，此鼎可视为稀世之宝。
不久，翁同龢又听到消息，潘祖荫又得到了一只巨鼎——大盂鼎，这是远在新疆的左宗棠督师赠给潘祖荫的。这只大盂鼎重153.5千克，内壁铸铭文19行，共计291字，记载了周康王廿三年九月册命盂的事实。一月之内，潘祖荫连得两只巨鼎，实是不易，他高兴地说：“双宝镇家，潘家兴也！”于是潘祖荫刻了一枚“宝藏第一”的印章，还准备为这两巨鼎建造专门的藏室。
此事一传出，可羡煞了翁同龢。翁同龢也是嗜古成癖，名重一时的收藏大家。
一天，翁同龢乘轿拜访了潘祖荫。挚友前来，潘祖荫高兴至极，领了翁同龢便去内堂看大鼎。
翁同龢仔细辨认了字和纹饰，又拿起一根木棍，轻轻敲击，两鼎浑然有声。翁同龢连说：“好鼎，好鼎，难得一见，可开眼界也！”说得潘祖荫心花怒放。
回到客厅，翁同龢喝了口茶，开口说：“伯寅，你曾几次跟我提到，想要我前几年收藏的几件青铜宝贝和几幅书画。现在我想，这么办吧：我就来个投桃报李，各遂所愿，你把大盂鼎让给我吧？”
潘祖荫料不到老朋友居然对自己的大鼎打起主意来了，便婉转说：“叔平，这大盂鼎乃是左公送我的心爱之物，我可不能随便送人啊！要是左公回京来访，不见大盂鼎，可要动气了，以为我不珍惜呢。”
过了半个月，潘祖荫到翁同龢府上，刚巧徐桐、张荫恒也在。翁同龢又提起换鼎之事。潘祖荫说：
“叔平，我也真的舍不得割爱。现在是一对，可给了你一只，这不就成孤鼎了？数千年来，它们各存一处，现在好不容易聚在一起，又怎么能拆开他俩呢？何况，我已造了一室，专门秘藏这对大鼎。更何况，这么大的鼎也不好搬运，恐怕连我的室门也搬不出去。”
“不会的”，翁同龢抓住一句：“伯寅，让我试一试吧！如果能搬出门，你就割爱吧！如果搬不出室门，我也心甘情愿，我也不愿顶一个拆屋盗宝的恶名啊！”
“好吧！一言为定。”潘祖荫说：“你能把大盂鼎搬出室门，我也只好相赠了，此时，不能你我说了算，还得请张公、徐公作证。”
第二天，翁同龢便带了一帮人前往潘邸,一会儿,张荫恒、徐桐也到了。
翁同龢便让他的仆人入室搬鼎，这几个彪形大汉一用力、数百斤的鼎便离地了，在他们手里，大鼎似坛子那么轻巧。他们把大鼎翻过来又翻过去，左试右试、企图把大鼎搬出室门，可试了数十下，累得满头大汗，就是不能把大鼎搬出室外。最后只好又放回原处。
原来，潘祖荫与翁同龢同为苏州府人，又从小在一起的莫逆之交。年轻时又一起出差陕西主持乡试，以后同朝为官多年，友谊极为深厚。潘祖荫知道，翁同龢是非得这大鼎不可，而他又实在舍不得割爱。结果建造藏室时特为设计了这室门，有意让翁同龢上当，死了得鼎之心。可对翁同龢来说，见老友如此设计护鼎，也不能随便相逼了，毕竟，不能为一只鼎而伤了老友的和气呀！
以后，两人再也没提起换鼎的事。
潘祖荫病故后，他的弟弟潘祖年把一对大鼎运回了苏州老家，并立下“谨守护持，绝不示人”的家规。
直隶总督端方曾千方百计诱逼潘家出让大鼎，可潘家就是不让。更有一个美国收藏家以600两黄金加一幢小洋房为诱饵，可潘家仍不为所动。
抗战中，潘家后代把双鼎埋在客厅地下，上面用方砖铺好，躲过了日本人的搜寻。
1951年，潘家后代把双鼎捐献给国家。现在，大盂鼎收藏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大克鼎收藏在上海博物馆。
而翁同龢的最后一批藏书80种，542册，经翁氏后代转辗于2000年4月28日从美国运回了祖国，入藏于上海图书馆。这又成为翁潘两家的一段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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