耦园里的《抡元图》碑

苏州日报 20150123 A第10版

■曹凤娇

□曹凤娇
  在耦园的筠廊里,东侧墙上有一方石碑,匆匆一瞥,初看似乎只是一幅字多图简的书画作品,虽寥寥数笔,但若细细研读,却别有一番趣味。
  石碑的左下部刻有一幅王文治《抡元图》,一树枝干飘逸而下,树叶繁茂,上面还挂着三个硕大的香橼。右上部分是一首七言诗《题虞山座主闱中画香橼》,另有跋文一段,诗、画、跋文的作者均为有着“淡墨探花”之誉的清代大书法家、学者王文治。
  诗、画、跋文虽同时出现在耦园的这一幅画卷上,但并非王文治一气呵成之作,不仅创作时间有先后,字画中还另蕴有深意。
  王文治最先创作的是诗。当时清乾隆皇帝继续开恩科,在1760(庚辰)年,时任会试总裁的蒋溥,在会试揭晓前,画了一幅《抡元图》,要注意的是此《抡元图》并非耦园石碑上的王文治《抡元图》,为便于读者识别,称之为蒋溥《抡元图》。会试、殿试考试被录取的第一名分别叫会元、状元,所谓抡元,就是考试高中第一名之意。
  蒋溥在题识中说,“自将铁纲撷珊瑚,颔下明珠探得无。闲写春元添绮语,一时香国入冰壶。”,大意是自己主持春闱,为皇帝求贤,在名次揭晓前,闲来画个小盆,描几枝树干,结一硕大的香橼,再添几句小文,心无旁骛,一片冰心在玉壶。
  等皇榜放出,名次既定,围绕着蒋溥《抡元图》,共有十四名进士竞相赋诗,其中就包括了一甲第三名、探花王文治的《题虞山座主闱中画香橼》,诗中除了奉承总裁蒋溥绘画上的造化神功,还表达了自己作为世代务农的庶族之辈,也能进士及第的春风得意。
  根据耦园石碑上的跋文,王文治《抡元图》和跋文创作于“宾兴之岁”,也就是大约1765(乙酉)年。在云南临安府知府任上,王文治想起作画第二年就离世、尊谥号为文恪的蒋溥及当年春闱中的蒋溥《抡元图》,于是在书房中模仿虞山座主蒋文恪,创作了一株枝干飘逸而下、上结三个大香橼的王文治《抡元图》,也就是今天耦园碑刻上的王文治《抡元图》。
  跋文中认为“士君子行已立身,固不必以科名重”,尽显王文治对日益僵化、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的不满,认为从唐、宋以来,士人越来越偏重科举考试,但是真正的士人君子,应该不必拘泥于科举功名。从这段跋文里,可以看出王文治“官僚至省会,如入海会场。拜谒劳筋骨,征逐费酒浆”,厌倦官场之情,跃然纸上。也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王文治在三年后,即38岁(1768年)时就辞官,从此余生34年里,优游山川,与宦海无缘,为世人留下无数宝贵的诗画与才情。
  在耦园园主沈秉成的题记里,提到《抡元图》是1878年(光绪四年,戊寅)江苏丹徒人包子丹广文所持有并赠送给沈秉成的。包子丹名为包桂生,字子丹,善刻印,师法常熟虞山篆刻派始祖林皋。由于唐天宝九年设广文馆,设博士、助教等职,主持国学,到了明清时期,教官都被称作“广文”,因此沈秉成尊包桂生为广文先生。
  王文治诗文较多,但画不多见,加之跋文中厌恶科举,主张君子实业立身的思想,与沈秉成辞官隐退、携夫人隐居城市山林的举动不谋而合,因此沈秉成夫妇对王文治《抡元图》极为赞赏。沈秉成认为“(王文治)之品之学,岂徒以诗画重哉”,夫人严永华说“固与跋语勉人之意同也”,于是花重金请篆刻名家、江苏金匮人钱新之篆刻王文治《抡元图》于石碑上。
  王文治《抡元图》与耦园,相生相伴数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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