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苏版:苏州城市生长的秘密花园

姑苏晚报 20161118 B第11版

■李婷

  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学术座谈会嘉宾观展
  11月1日,国家艺术基金2016年度资助项目“姑苏繁华录——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特展”在苏州美术馆与观众见面。90余件展品中有13张来自中国、日本、法国的“姑苏版”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这是清代康乾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全盛期作品首次在国内公开展出。

  首席记者李婷
  “姑苏繁华录——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特展”引发了国内外版画研究者的高度关注,11月12日,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学术座谈会在苏州美术馆举行,来自中国、日本、荷兰的十余位专家、学者就“姑苏版”的研究现状与未来方向,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学术探讨。

  “姑苏版”的地位应该得到高度重视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薄松年先生认为,整个清代的艺术成就大约集中在康熙至乾隆的100余年间,这一段时间国家长治久安,文化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各方面都出现了新的成就。所以,从美术史的角度上有三个时期值得注意:第一是集中出现的扬州八怪,他们推动了文人画的新发展;第二,宫廷院画中有一部分是中国画家创造的,另有一个重要部分是西洋画家创造的,这个碰撞导致了“中西画风融合”的出现;第三,在民间美术上,在年画这个领域内,出现了两个中心——南桃北柳,北方杨柳青,南方桃花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美术现象,过去学界对此是不够重视的。今天看来,在早期年画面貌上,桃花坞留下的历史资料更多一点,所以“姑苏版”应该更加重要。
  从中国美术发展历程来看,无论是宫廷美术或是“姑苏版”年画,两者都和苏州有紧密关系。一些清宫内廷画作直接由苏州工匠创作完成,比如《耕织图》的作者朱圭就是苏州人。乾隆年间很重要的《姑苏繁华图》作者徐扬也是苏州人,这些以苏州人为代表的作者还有一个统一的称谓:南匠。至于苏州本地画家就完全是市井文化,是丰富发达的市井文化直接催生出“姑苏版”这样的作品。所以,薄松年认为“姑苏版”应当准确定位于“在中国美术史、在清代美术发展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取得了很重要的成绩”。
  在苏州美术馆展厅里观摩展品时,薄松年不断表示:“这些‘姑苏版’版画是非常了不起的,这次来苏州真是有了很大的收获,以前这些作品都只能看画册上的图版,这次看到了真迹,如进宝山,使我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对于明清苏州城市发展的特点,薄松年特别强调,经济富庶、文化繁荣之外,当时的苏州民风尚雅尚新尚奇,普通市民也在追求雅致的味道,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种城市文化氛围。

  “姑苏版”是日本浮世绘的老师在日本尚有约300张“姑苏版”存世

  中日艺术研究会事务局长三山陵女士是对“姑苏版”进行专项研究的学者,据她透露,目前在日本还有将近300件“姑苏版”存世,基本集中于一些博物馆、图书馆、私立美术馆以及个人收藏家。
  向苏州美术馆借出藏品展览的神户市立博物馆,也派出了该馆学芸课担当系长塚原晃先生参加了学术座谈会。作为一个专业的资深研究者,塚原晃对桃花坞、姑苏版”的解读十分精彩。“
  在日本,人们对中国明朝、清朝时期在苏州描绘出版的版画统称为“苏州版画”或“姑苏版”。目前流传于日本的苏州版画,应该是18世纪上半叶对日贸易时,由和苏州有着水运往来的港口城市乍浦出发的中国船只带至长崎的。
  日本浮世绘版画的发展受到很多外部因素影响。从荷兰船运至长崎的西洋书籍中,有很多插画和铜版画采用西洋远近法、阴影表现手法,但这些表现手法最早要到18世纪后半叶才被频繁使用。此前,曾有许多研究者认为,日本浮世绘很大部分受到以苏州版画为代表的中国版画影响。在锦绘(套色木版画)创始人、浮世绘大师铃木春信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与苏州版画美人画、母子像类似的主题。套色这个技法在18世纪上半叶,从苏州版画开始,逐渐被中国版画所运用。19世纪初有文献记载,日本使用锦绘套色手法的作品《方向》,学习使用了中国的套色木版画技法。
  塚原晃特别介绍了这次在苏州展出的《姑苏万年桥图》、《山塘普济桥中秋夜月》等苏州风景版画,这些高度达到1米的巨幅风景版画是中国版画的一个崭新开始,在日本同时期(1730-1740)能与之匹敌的都市风景版画还没有出现。“当时,空间表现手法采用传统的俯瞰描绘法的居多,《山塘普济桥中秋夜月》却采用的是‘仿泰西笔法’,明确表示效仿了西洋绘画的表现法。在那时的亚洲,中国是唯一对西方科学技术表现出尊敬和憧憬的国家。‘姑苏版’对日本浮世绘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进入十八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圆山应举为首的京都画师们开始正确使用透视法描绘新风格的风景画。他们的描绘主题虽然大多是京都的风景,但其中也有少许画作描绘了苏州万年桥周边的景象。他们正是通过观察和模仿苏州版画,学会以新的空间表现手法构建框架,描绘真实的城市景象。”

  “姑苏版”记录了苏州城市生长的精彩过程佐证了苏州“代表中国城市发展状态最高水平”

  中国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董捷认为,在城市文化研究方面,“我曾经听过一位专业研究者的评价,他把中国明清的城市分为几种发展状态。一种是‘北京式的城市’,北京是首都,但是它的城市功能并不健全,只是一个行政中心,这一类型包括了内地的很多城市,比如开封。还有一种则是‘杭州式的城市’,杭州具有城市的功能,也有行政中心的功能。但是他最推崇的、最能够代表中国城市发展状态最高水平的就是苏州。”
  董捷在参观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时,曾经看到了两幅放在一起的长卷,一幅是表现康熙南巡,另外一幅是乾隆时期的长卷。“这两个长卷放在一起感觉完全不一样,康熙时期的长卷反映康熙皇帝南巡,画家在画面上更多使用、保留了文人画山水的笔墨,到了乾隆时期作品的重点就放到了表现城市景观、城市中的繁华商业,用这个办法来反映当时乾隆朝的盛世。”董捷由此认为,在苏州美术馆展出的这些“姑苏版”作品,对于国内研究者而言,确实机会难得,因为这些版画珍品传递了几个重要信息:一个是“姑苏版”本身的创作、受众以及社会意义;其次是图像内容所反映出的苏州城市的发达程度;最后是“姑苏版”技法上的“中西合璧”和西洋风,及其真正成因,“希望大陆地区的学者今后可以把‘姑苏版’作为一个重要的热点关注对象进一步开展研究。”
  (本文图片由苏州美术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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