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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村集（梅村家藏稿）》
苏州日报 20161223 B第03版
■罗时进
吴伟业（1609-1672），字骏公，号梅村，自署鹿樵生、灌隐主人，太仓人。明崇祯四年（1631）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后任南京国子监司业。在南明弘光朝曾拜少詹事，因马、阮专权而辞任归里。入清后一度出仕，由此列名《贰臣传》。
在吴伟业的弟子顾湄所作的《吴梅村先生行状》中这样记载其临终遗言：“吾死后，敛以僧装，葬吾于邓尉、灵岩相近；墓前立一圆石，题曰‘诗人吴梅村之墓’，勿作祠堂，勿乞求铭于人。”这段话为研究者经常引用，人们多已熟知，但其中忏悔之意、决绝之心却是需要加以“理解之同情”的。
在清初“贰臣”事关气节，吴伟业既有“贰臣”之名，则必与气节有亏。事实上，明崇祯帝对吴梅村颇有知遇之恩，他是崇祯亲点的一甲二名进士，即所谓“榜眼”，此事遭到一些人的嫉妒和非议，崇祯亲笔在其试卷上朱批“正大博雅，足式诡靡”一语，将吴伟业的才学文章提到文化标志的高度加以评价，后又恩准他回家成婚，当时“钦赐归娶，天下荣之”，自然梅村本人也是深以为荣的。
这样看来，无论从传统的忠孝立场，还是出于个人的感戴，即使崇祯皇帝殉难的时候梅村不殉主以报，至少入清后不至于做出北上出仕清廷的选择。“贰臣”使他备受社会舆论的压力，心情始终陷入悔恨和痛苦之中。在晚年病危时他写了一首《贺新郎》（病中有感）词，其中有道：“故人慷慨多奇节。为当年、沉吟不断，草间偷活。艾灸眉头瓜喷鼻，今日须难决绝。早患苦、重来千叠。脱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钱不值何须说！人世事，几完缺。”可以说，他对于人生是否定的，正因为如此，才认为死后“敛以僧装”最宜，由此适可显示自己乃非明非清甚至非仕途之人，只是一个披着袈裟的诗人而已。
吴梅村的气节问题成为清初历史和清代诗史研究的公案之一，但无论对之如何争议、评价，人们都高度肯定梅村诗文的价值和影响。也许这对于“诗人吴梅村”来说，已经是足可安慰的了。
梅村擅场诗歌诸体，尤精于歌行，这方面前人的评论很多，如查为仁云：“梅村最工歌行，若《永和宫词》《萧史青门曲》《圆圆曲》等篇，皆可方驾元、白。”张如哉云：“梅村七古，气格恢宏，开阖变化，大体本盛唐王、高、岑、李诸家而稍异，其篇幅时出入于李、杜。《永和宫词》《琵琶行》《女道士弹琴歌》《临淮老妓行》《王郎曲》《圆圆曲》，虽有与元、白名篇酷似处，然非专仿元、白者也。至如《鸳湖曲》《画兰曲》《拙政园山茶花》《白燕吟》诸作，情韵双绝，绵邈绮合，则又前无古，后无今，自成为梅村之诗。”在清代，人们就以“梅村体”来概括他歌行创作的独特成就了，在清初也许只有他可以在诗坛上与钱谦益并称。
需要指出的是，与钱谦益在入清前即创作了大量的诗歌不同，梅村留下来的一千多首诗中，作于南明弘光朝灭亡前的约计140首至150首，其它皆作于弘光朝灭亡之后。诗，是他思想和情感的真实记录，明清易代的沧桑之变刺激了诗人的心灵，激发了诗人创作的情绪，激变的社会生活，曲折的人生遭际，复杂的心理历程，只有诗才能成为“证言”。梅村自己曾这样说：“吾诗虽不足以传远，而是中之用心良苦，后世读吾诗而能知吾心，则吾不死矣。”梅村，将在诗中永存，这也是我们需要重视梅村诗歌创作的理由。
当然，诗是梅村给予自己、给予当时人、给予后人最大的“存在感”，并不是说他只是一个诗家。梅村文亦有时誉，其文述事纪人，多存缅怀哀感之意。梅村亦为著名词人，所存词作不多，但流传颇广。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评论说：“吴梅村词，虽非专长，然其高处，有令人不可捉摸者，此亦身世之感使然。”另外他还是一位戏曲家，作有传奇《秣陵春》，杂剧《通天台》《临春阁》等，皆传诵一时；梅村尚有史乘《绥寇纪略》等，学术作品有《春秋氏族志》《春秋地理志》《复社纪事》数种。
吴伟业的诗文专集，最早刻于顺治十七年（1660），这个十卷本的诗集，未见传世。康熙七年（1668）又编成诗文集《梅村集》四十卷，其中诗18卷，录存997首；词2卷，录存92首；文20卷，录存132篇。该书的诗与文均按体裁排序，当年付诸刊刻，乾隆时收入《四库全书》。《梅村集》问世后，自然引起世人关注，有人看出了其中的漏收与编次的不妥，吴江计东曾致书吴伟业，提出完全按照诗文体裁来编，不足以体现写作时间，认为诠次作品，有必要将明清两朝分开。这实属知人之论、存史之计。
梅村从其言，晚年又编纂了一部诗文集。该集以仕清为界，分为前后集，并收入了不少《梅村集》未见而可能触讳的作品。既然可能犯忌，焉敢刊行？故此集以稿本形式秘藏于自家，除吴氏族人外不为人知。宣统二年（1910），董康在北京偶然发现了这部始终不见流传的吴氏家藏稿抄本凡12册60卷，有吴伟业之子吴暻的朱笔校注，“一至八为诗前集，九至二十二为诗后集，仍各自分体，殿以诗余。二十三至五十九为文集，终以诗话。以较旧刻，多诗七十三首、诗余五首、文六十一首及诗话。其刻本有而稿本无者，诗文各八首。稿中溢出诸篇，皆世所未见。其他标题、字句，亦视刻本为详”。宣统三年（1911），董氏重新厘定全稿为五十八卷，将旧刻所增诗文，复补录于后，并取年谱附录之，这就是被誉为足本的《梅村家藏稿》。
自然，所谓“足本”其实并非“全本”，但《梅村家藏稿》之珍贵是显而易见的。吴伟业对此书加以整理并秘藏的“故事”，不啻为书林佳话，其本身已经超出了书籍史、文学史的意义，可以作为清代江南家族史、社会史的一个生动的个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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