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芳氤氲幽兰巷

姑苏晚报 20100912 26版

■许宗琪

■许宗祺

    幽兰巷,东口北接干将西路回车道,南接三山街,东出憩桥巷;西口北接双成巷,南接牛车弄,西通花街巷。宋代称勾栏巷 (当时称围栏搭棚的百戏杂剧演出场所为“勾栏”),清代已改用今名。

    吴风雅韵幽兰巷

    宋代老街幽兰巷曲长而不宽,在过去许多是独门独户,浓绿的爬山虎攀满了院墙,黑漆木门终年紧闭,难窥其宅内之深浅。即使在白天,小街也寂静得渺无声息。悠悠有蝉鸣声,或不知从哪家哪户里传出的弹词唱曲,委婉、低吟,绵绵细长,吴侬软语煞是诱人深思。莺啼燕语,哀婉低吟的弹词唱腔在深巷内悠悠传出,会使此时的过路行客愁绪万千。

    过去的幽兰巷居民大多受过高等教育,有医学博士、有出过洋的大律师和饱读诗书的大学教授。路遇熟人,彬彬有礼。邻里相逢,吴浓软语娓娓而谈。人文掌故、民间趣事,雅而不俗,充分体现出吾吴之飘逸、悠闲、从容、典雅的民风气息。人一踏进幽兰巷,顿时觉得自己也高雅了许多。似乎不这样,就觉得对不起这条幽兰巷。即使有幽兰巷里的三五红男绿女结伴逛观前,亦是低声交流,毫无喧哗,否则将被幽兰巷里的邻居们侧目鄙视。

    听父辈们说,民国之初的幽兰巷里那些有层次、有修养的宝眷淑女们尤为讲究穿衣打扮。她们总是上身缎袄,下着纱裙。冬日貂皮狐裘,夏天绫罗纱绸。脚穿缎面软鞋,有圆口、尖口之分。白缎鞋易脏,但更能突出鞋上所绣的花儿,一般是居家所穿。红缎鞋则是喜庆时所穿,缎面上用各式彩色丝线绣龙凤或花卉。绣丝一般都不用大红大绿之色,它们太过香艳,典雅的幽兰巷里的女人们嫌其俗气。

    有年轻女子则着长旗袍,料子有绸面、缎面或五彩织锦缎,大都是滚边斜襟衫。斜襟上的盘钮也非常讲究,采用同料身,丝线绕,全是用手工做的。或盘龙扣、琵琶扣、一字扣、双喜扣、菊花扣都成了衣服上精致的装饰品。也有受大上海之时髦风气的影响,追逐时尚的幽兰巷里的年轻女性脚登高跟鞋,身穿做工考究的毛料大衣、裁剪合身的西服短裙。同样的衣服穿在她们身上,总比别人来得优雅得体。

    炎炎夏日,幽兰巷里的妇女都喜欢把茉莉花用细铅丝穿成球形,或悬珠式扇型,吊挂在上衣钮扣上,也有用白兰花插在乌黑的发髻之中。茉莉、白兰两花皆为白色,戴在她们的身上尤显清雅之气。

    从幽兰巷里走出来的女性们总是那样的典雅高贵、气质非凡。她们从你身边娉婷而过时,微风随后慢慢飘来一阵幽香。再回首时,佳人背影已远。

    刘鹗重孙

    南昆铁路工程指挥长刘德枢

    刘德枢,《老残游记》作者刘鹗的四子刘大绅之孙,1937年4月生于北京。 1950年春夏之交,刘德枢随其父母全家从北京迁居苏州,家住幽兰巷。 1953-1956年在苏州中学学习,1962年毕业于同济大学铁道建筑专业。后为高级工程师,同时,受聘西南交通大学顾问、教授。

    刘德枢曾任铁道部成都铁路局党委书记,1991年,铁道部成立南昆铁路建设指挥部,为铁道部的派出机构,负责全线建设的统一组织指挥,履行建设单位职责。刘德枢奉调任指挥长兼党委书记,项目法人代表。

    南昆铁路东起南宁,西至昆明,北接红果(贵州),全长899公里,是我国继成昆铁路之后,在艰险山区修建的又一条长大干线,并一次建成电气化铁路。它是构通西南内陆与华南沿海的重要通道,也是大西南最便捷的出海通道。

    南昆铁路出南宁盆地,循右江河谷,越黔桂山地,再登云贵高原。海拔从濒临北部湾海滨的70多米,上升到高原台地的2000多米,水平高低落差之巨大,为世所罕见。沿线地形极其险峻,地质异常复杂,工程之浩大艰巨,建设难度被认为“在一定程度上超过成昆铁路”,是国家“八五”、“九五”的重点建设项目。

    南昆铁路修建时,国务院要求是“创造我国九十年代山区干线铁路技术新水平”,铁道部将其列为“八五“科技进步重点工程。

    南昆铁路的建设过程当中,自始至终严格按照经铁道部批准的《施工组织设计》标准,科学、积极、有序地展开科研、设计和施工。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于1998年底提前建成,并一次性顺利通过国家级验收,设计和施工总评优良,同时做到了用地全部合法化。

    南昆铁路开通两年后,实际运量即达到设计的近期(指第五年)运量,取得了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被全国政协考察团誉为“中国铁路建设的典范”。

    2000年南昆铁路工程被评为国家级和部级优质工程,2001年国务院授予南昆铁路工程科技进步一等奖,2003年国家环保总局授予“国家环境保护百佳工程”称号。同年,刘德枢荣获铁道部“火车头”奖章,建设部“全国工程建设管理先进个人”称号。其时,同济大学授予他“荣誉校友”称号。有幸领导建设国家级铁路工程大项目的人,在全国也没几个,据我所知,好像苏州也就仅此一人吧。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刘德枢的堂兄刘德威受刘鹗家族之委命,整理编辑刘鹗及后人四代的诗集《余沤集》。当《余沤集》于2001年出版时,笔者很荣幸亦获赠一本。

    “海式住宅”万嵩源宅

    幽兰巷11号是苏州市的控制保护建筑,控保编号为234,现存主要建筑为第一进、第二进楼房。

    万嵩源、郁烈夫妻于1938年购入幽兰巷11号老宅,在原址上重建而成。原住宅的形状为中间高两头低的“馄饨担”中式建筑,总占地面积3分3厘地,建筑面积约450平方米。万氏夫妻购入该处住宅后进行翻建,拆除原住宅第一进、第二进,保留了第三进的中式住宅。在原第一进、第二进的基础上翻建成现存的“海式住宅”。

    过去的苏州,许多大户人家隐藏在曲折幽深的小巷之中,内敛而不露。现在的幽兰巷11号是一座中西合璧的小庭院建筑,此类建筑外表朴素,内则隐藏桃源小世界。

    据万家后人介绍,此宅外砌青砖,两扇黑漆大门,外悬狮头衔环,大门上有一小木门,有来客扣环时,屋里人可开启以窥视外来客人。

    进入大门,则有照壁遮饰内园,人可以从左右弯入庭院,曲径细道铺的是小鹅卵石,上有紫藤花架遮阴。

    前院是座两层西式小楼,为避苏州的潮湿气候,故地基做得很高,左右有石板阶梯攀登,方能进入客厅。小楼的底层会客,二楼两间屋是万嵩源两个儿子及男仆的住所。其男仆当年才三十多岁,是苏州横泾人,跟随万氏已有十多年,非常贴心,负责看管门户及外购。

    经过花架长廊尽处则是后院,有满月形木门启闭,但终年只开半月门便于进出,至晚即闭。万氏夫妇及女仆则住后院,内有堆砌的假石山。小池塘里,夏日睡莲盛开,十数锦鲤隐游于荷叶之下。

    当年,幽兰巷11号的“海式住宅”是万氏亲自设计,由当时葑门外著名的钱松松水木作行进行施工,负责该项工程施工的为徐雪金先生(解放后被聘为苏州建设局顾问)。该住宅的造价包括土地购入成本,当时约为6千银元。万氏夫妻过世后,该幢住宅由后人继承。

    我所认识的钱松松

    钱松松,苏州常熟人,解放前即居住在相门新学前25号升龙桥东北堍一座两层三开间的西式洋房内。中间南向的大门之上用粗大的原木挑出了一座硕大的露台,人立其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远处的运河及钟楼头、读书湾的田原风光。

    钱松松取有大、小两房太太。大太太张美英育有一子名小弟,一女名小妹(肢残智障)。小房车静珍无生育。

    小弟解放后在长风机械厂工作,生有一女。小妹因智障嫁给了钱松松的徒弟,后离婚,其育有一子取名为民。钱为民上世纪八十年代时在玄妙观东脚门丝绸零料商店上班。

    解放后,钱松松居家养老。“文革”开始,由街道居民和苏州工业职工子弟中学(即后来的十一中学)“井冈山红卫兵团”联合起来抄其家,并将其逐出洋楼,钱松松窝居在大院里灶房边的吃饭间。

    在挂牌批斗钱松松时,已经离婚了的前女婿从常熟特地赶来苏州上台批斗,揭发钱松松是如何利用他与自己智障的女儿结了婚、生了子,再千方百计的让女儿和他离婚的。又痛斥钱松松是如何压迫、剥削其手下工人的。

    因为没有了生活来源,年老患病的钱松松每日去廉溪坊春风饭店倒别人吃剩下的饭菜回家度日。吃不完的话,就将饭粒晒干,遇不济时加水做泡饭吃。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钱松松贫病而死。

    钱松松的小老婆车静珍因为在抄家前即向造反派揭发了钱松松财物的私藏处,从而获得了造反派的开脱,每月由居民委员会发给生活费用,于上世纪60年代末去世。钱的大老婆在上世纪的1986年还在世,曾经为某事来找过笔者。20号为旧律师唐慎坊宅

    单说律师唐慎坊,许多老苏州恐怕也不能够想起他是谁了。但是,讲起苏州名人李根源在1930年之春为小妾程佩彝告上法庭,讨要赡养费十万元一案,李的辩护律师就是唐慎坊,那老一辈苏州人可能都会有所记忆。

    程佩彝安徽人,曾是李根源的小妾,与李的长妾马氏同住在十全街的曲石精舍。程佩彝因与长妾马氏不睦,争吵不断。当时李根源的老母阙氏尚在,家中的矛盾还能有所掌控。李母一死,在十全街的曲石精舍里程氏与马氏的矛盾随即公开化。马氏不愿与程氏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于是,李根源不得已送程氏赴上海读书,安排她住在上海老西门善兴里24号其姐姐程佩玉的家里。

    几年来,李根源虽时有赡养费汇沪,双方却音讯少通,导致后来有程佩彝从了他人的小道消息从上海传回苏州。最后,李根源也日久感情淡漠,竟然断了供程的赡养费。

    1929年春,程佩彝在姐姐程佩玉的陪同下突然回到苏州,寻到葑门十全街李根源的门上。李根源拒而不见程氏姐妹,程佩彝便寻死觅活到处哭诉。

    当时有一姓王的记者知道了这件事,也许是为要李根源好看,或者出于对程佩彝的同情,总之站在了程氏一边,在报纸上刊发了此事,使得李根源很是尴尬、难堪。

    李根源虽然早已退隐,脱离了权力舞台,但在苏州与张一麐、费仲深、金松岑等头面人物相交甚好。这些人,在苏州又与官方有着许多根深蒂固、盘根错节的关系,其势力不可小觑。他们纷纷出面或明或暗的在双方间进行了调解,偏偏程佩彝咬定讨要十万元赡养费,不肯和解,逼得李根源反诉程氏“污蔑其军阀”案。

    在第一次庭审之前,李根源又委托律师唐慎坊对程讲,自己愿意撤回官司,而程佩彝仍坚持诉讼,不愿调解。

    程佩彝聘请了朱辅臣、陶见山两位律师,把官司打到底的决心非常强硬,实在也是逼着李根源出庭应诉要其好看。

    也不知李根源是作如何想的,在开庭之时,李自己竟由吴县财务局长袁孝谷陪同、县公安局长亲率武装及便衣警卫各一人,在辩护律师唐慎坊护送下,一行人马声势浩荡地乘车来到了法院。这些苏州地界上的强势人物本与这件诉讼案件没有任何关联,他们摆足“魁劲”的出场,无非是想据此突出李根源之强势,以求心理上迫使程佩彝这样的弱女子感到胆怯。但李根源这种“摆魁劲”的做法,反倒让当时的苏州舆情和民心天平倾到了程氏姐妹这一边。

    1930年7月,经法院多次开庭,终审结果是程佩彝无罪亦不支持其向李根源讨要十万赡养费的诉讼请求。

    程氏姐妹的诉讼请求虽然没有获得支持,但是,李根源也因此给苏州人留下了话舌。又据老辈苏州人私下传说,后经名人张一麐等人居中调停,程佩彝终获李根源一万大洋的赡养费,在程来说也算是获得了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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