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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皮巷：惊现王鏊遗物犀牛角杯
姑苏晚报 20091129 26版
■王梦沂
■王梦沂
砂皮巷，位于接驾桥西南侧，东接人民路、西连王天井巷。小巷不深，却因两旁的粉墙黛瓦而显得古意悠悠。巷子北侧，有两条更小的巷子“桑叶巷”和“开甲巷”，连接着繁华的东中市。以前砂皮巷的路面，是苏州最普通弹石路，路两边是高高的墙，由于巷子窄，墙显得特别高，墙上不时能看到几扇别致的花格子窗户，但窗里的景象我无论如何也看不见，这似乎也给儿时的砂皮巷，蒙上了一些神秘色彩。
曾为“苏作”工艺配套
砂皮巷，顾名思义是与“砂皮”这个行业有关的，在苏州古城内，就有不少是以行业命名的老街，如皮市街、盐仓巷、醋库巷、打线弄、银房弄、铜勺浜、邵磨针巷等等。过去，砂皮纸的最大用量，是用来打磨家具。我国的明清时期，各地都生产家具，但精致的家具主产于苏州、广州、北京、宁波等地，尤以苏式家具最为鼎盛。苏州是我国明式家具的主要发源地，作为经典“苏作”之一的苏式家具，至清代中叶以后尤为盛行。由于苏式家具始终遵循着明式的优良传统，保持着明式一贯的做法和作风，且主要使用紫檀木、杞梓木、花梨木等优质硬木制作，其精良的制作工艺、细腻的纹饰雕凿，离不开大量的粗细砂皮。加之旧时苏州有着大量的手工作坊，在砂皮巷东的斜对面，就是手工作坊集结地——因果巷，巷内有着家具店、铜匠店、车木坊、漆匠店、棕绷店、盆桶铺等等；在砂皮巷西的王天井巷，更是苏州城里著名的家具巷。所以这条砂皮巷应运而生。不过到我有记忆开始，也就是上世纪60年代初，砂皮巷内好像已看不到一家制作或出售砂皮的商铺了。
苏州第一座清真寺
儿时居住过砂皮巷对面的祥符寺巷，曾在砂皮巷小学念过半年书。听老人说，砂皮巷小学最早是苏州建立的第一座清真寺。苏州是一个伊斯兰教传入较早的城市，砂皮巷里的那座清真寺建于元末明初，叫“惠敏清真寺”。至清末民初，苏州先后有过七所清真寺，即砂皮巷清真寺、铁局弄清真寺、丁家巷瑞凝礼拜寺、天库前清真经学、宝林寺前清真女学、齐门外清真寺、太平坊清真寺。初以砂皮巷和铁局弄两处清真寺为盛，后逐步转移到天库前。解放后，穆斯林逐步联合起来，建立了学习委员会和清真寺保管委员会。 1952年,政府拨款对城内外两座清真寺加以修理，对生活困难的穆斯林由区政府给予救济，并享受节日待遇。后历经沧桑的砂皮巷惠敏清真寺，在“文革”中毁于一旦。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经政府批准恢复了太平坊清真寺。该寺原名清真义学，1924年由阊门外屠宰业和车马业穆斯林发起，马明德阿訇负责筹建，1926年建成，马明德任教长。 1940年后曾办两期短期义务小学，招收回民子弟学习国文、阿文两科。原寺大殿、望月楼、水房、经堂等建筑一应俱全，砖木结构。 1958年被关闭，先后改为学校、工厂。 1978年收回后重建，1982年完工。新建礼拜大殿为阿拉伯建筑形式，分上下两层，楼下为阿訇休息室、礼拜大殿，楼上为接待室和市伊斯兰教协会办公室。该寺将全市原各清真寺尚存的明清历朝的碑碣文物集中保存，其中就有原砂皮巷清真寺里的一块敕谕碑刻。在这块石碑上，刻有明成祖朱棣关于保护伊斯兰教的诏令。砂皮巷清真寺的这块石碑，难能可贵。
抄家抄出王鏊遗物
在苏州博物馆内，有一件镇馆之宝——犀牛角杯。那是在“文革”期间，红卫兵在砂皮巷内抄家时抄出的。据说当时是有人举报，说是砂皮巷里有一户人家的亭子间一直锁着没有开启过，不知里面有些什么“四旧”。于是一群红卫兵就去砸开了门，进去后发现里面果真有不少物品，书画、古书、旗袍什么都有，红卫兵点把火就烧。烧到天亮了，有人突然想起给文管会打了个电话，让他们派人来看一下，有无重要东西。幸亏这只电话，文管会的同志接到电话后赶来，现场已烧得一塌糊涂。其中一个红卫兵指着一样东西说，这户人家有人说，这件东西要派大用场，叫我们不要动。文管会的鉴赏专家钱镛一看，这是一只犀牛角的杯子，有十多斤重，价值连城。钱镛赶紧找了一件旧衣服，将杯子包好带回了文管会。过了一会儿，被抄家的那户人家果然有人来讨杯子。钱镛给他打了收条，表示由文管会暂为保管。经过说服，对方同意将犀牛角杯捐献给文管会。此件犀牛角杯为棕褐色，表面光洁如漆，经脉纹理清晰，根部大且中空，略加雕饰成杯形，重约6000克。古时用犀牛角杯盛酒是最为讲究的，据说用玉杯盛酒只会增酒之色，而用犀牛角杯盛酒能增酒之香。但器形如此之大的犀角杯极为罕见，相传是将军御马出征，皇帝送行赐酒时，在马上饮用之杯，因此也叫“马上杯”。经考证，此杯系明正德年间的宰相王鏊之遗物。
苏州巨富程百万建义庄
程氏义庄最初在胥门一带，1860年毁后，1871年，程百万在砂皮巷重建义庄——资敬义庄。清末民初，苏州的巨富首推王程。王即王驾六，以经营盐业致富，后来不断扩大到钱庄、典当、衣庄、酱园、药材、茶叶、丝厂等业，无不经营。程即程卧云，号称“程百万”，以典当起家，后专营钱庄，执沪苏钱庄业之牛耳。同族另一家则以拥有苏州第一大银楼——恒孚银楼驰名，一度还被称为全国四大银楼之一。当年程家经营的企业，信誉卓著，影响巨大。特别是程百万（程廷桓，字卧云），继承父业，把程氏家族的家产和事业逐步推向巅峰。据程卧云曾孙程庸畴所撰写的《苏州程家钱庄兴衰记》，程卧云以典当业资金周转缓慢为由，乃于道光年间在苏州开设钱庄。鉴于上海开埠后日益繁荣及太平天国战火迫近，程卧云遂携十万两白银至沪创办延泰钱庄。 1860年太平天国之战，程家的钱庄典当及丁家巷老宅均被焚毁，程乃携带全家及在苏资金，避居至上海租界。战后业务迅速发展，程就专心致志经营钱庄一业。大平军后，程还购买下了当年曾荒芜不堪的苏州留园，并将其住宅部分改建成二程夫子祠。后来程以5000两黄金转售给曾任湖北布政使的常州盛康。程逝世时，苏沪两地共遗有6家钱庄，仅苏州顺康钱庄的存款即在100万两左右。他嫡出的儿子炳贵早逝，遗命给嫡长孙霭士36万两，次孙增瑞24万两，还有40万两分给庶出的4个儿子，所以他是名副其实的“程百万”。这百万银两比今天的一百万元要值钱得多，在光绪初年，程卧云购买位于察院场的房屋一所，计上下楼房8间，厢房4间，才花银1828两；他还买下农田677.5亩捐给位于刘家浜的成训义庄，这许多田的银价是11128两。程卧云虽是巨富，但布衣蔬食，不尚奢华，且常能捐助族内外的慈善公益事业。1880年直隶大饥，程捐银1万两赈济灾民，直至病危时，还嘱咐拨三千两白银捐助位于砂皮巷的资敬义庄。
包天笑创办《苏州白话报》
1901年，包天笑在苏州的砂皮巷口，与其兄包子青一起创办了《苏州白话报》，开始是周刊，后改成旬刊，为32开本，线装木刻，内容以政论、新闻为主。文字深入浅出，简明扼要，深受读者欢迎。《苏州白话报》的编辑、发行及撰稿人均采用笔名。大多数稿件是包氏兄弟所作，其资金主要由包子青提供。《苏州白话报》除在苏州有一个发行所和两个代售处外，还在上海的《中外日报》、杭州的《杭州白话报》等报社，以及安庆、南昌、无锡、北京等地设有代售处。该报面向乡镇读者。包天笑说：“我们不愿销到大都市里去，我们向乡村城镇间进攻，曾派人到乡村间支贴了报纸（海报），第一期出版居然也销到七、八百份……”。包天笑（1876—1973），名公毅，字朗孙，天笑是他的笔名。江苏吴县（今苏州）人。曾任上海《时报》编辑、主笔14年，1935年，接编上海《立报》的《花果山》副刊。先后编辑《小说时报》、《小说大观》、《小说画报》等，培养了许多小说家。著有《上海春秋》等数量众多的通俗小说，被称为“鸳鸯蝴蝶派”的开山鼻祖和领袖人物，也被誉为“通俗盟主”、“通俗文学之王”。《苏州白话报》是以《励学译编》的名义出版的，委托苏州临顿路毛上珍书局用刻雕版印刷。栏目有“论说”、“新闻”、“歌谣”、“杂录”等，把“世界新闻、中国新闻、本地新闻都译成白话，真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关于社会的内容特别注意戒烟、放脚、破除迷信、讲求卫生等等。有时还编一点有趣的使人猛醒的故事，或编几支山歌，令妇女孩童们都喜欢看”（《驯影楼回忆录》）。由于报纸通俗易懂，大众化，深受读者欢迎。但因发行量有限，加上经费不足等原因，《苏州白话报》只办了两年就停刊了。
老字号新聚丰就在巷口
当年在砂皮巷的巷口，有一家老字号苏帮菜菜馆——新聚丰，在老人们的口中，苏州有两家菜馆最为闻名，松鹤楼与新聚丰，新聚丰创建于光绪三十年，初名“聚丰园”，1940年改为今名。新聚丰荟萃苏帮名厨，以正宗苏帮菜肴点心和承办筵席为特色，一时技压群芳，享誉苏城。“母油整鸭”为其名菜之最，由张桂馥名师首创，皮肥肉嫩，汤鲜味醇。在它的领衔下，又推出以鸭为主料的名菜，如八宝葫芦鸭、香酥鸭、醇香鸭、家鸭野烧等。另外新聚丰还有特色菜聚丰鸡、美味酱方、枣泥拉糕、藕粉饺、扁豆糕，鲜肉锅贴等，时令菜有爆双脆，神仙鸡、干菜肉，荷花集锦炖、焖肉煎豆腐、腿筒炖南鸽、虾仁扣三煲，白汁鳜鱼、水晶大玉、菊花青鱼、银鼠鳜鱼、三丝鱼卷、糟溜塘片、高丽虾仁等，成为弘扬苏帮菜特色的著名菜馆之一。儿时居住在祥符寺巷时，常见对房门那位跑供销的，下了班拿上一只钢精锅子，穿过人民路到对面砂皮巷口的新聚丰菜馆去买炒菜，据说跑供销的与新聚丰菜馆里某位厨师是甲级牌友，所以常常是只花两角钱，即可买上一大锅子炒菜回家下酒。
如今在砂皮巷口矗立的是苏城商务休闲饭店，属于苏州松鹤楼饮食文化有限公司管理，早先的新聚丰菜馆迁至观前街的太监弄里去了，但最近又找不到了。最近听说观前商圈将要扩容，根据规划方案，未来的观前商圈东起临顿路，西至王天井巷；南起干将路，北至东中市——白塔西路。规划中的观前商圈定位为“集购物、餐饮、文化休闲、旅游功能于一体的区域旅游型核心商圈”，而其中人民路西侧的砂皮巷一带地块，将规划为宾馆区。但愿观前扩容后，能将新聚丰等老字号请回家。链接：
王鏊：太湖小岛走出“会元宰相”
1450年，王鏊出生在苏州府吴县东山岛上的陆巷村。在明代，这个小村四面环水，周围是重重叠叠的芦苇，一望无际，像一片原始森林，小船驶入芦苇丛中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个村虽然闭塞，但读书之风很盛，人才辈出。王鏊的父亲王宛是进士出身，在湖北光山县当过知县。王家又是村中的富裕人家，前辈积累了可供几代人享用的财产，到了王鏊这一代，依然是酷爱读书，他16岁时就写得一手漂亮文章，手抄文章从陆巷村传入吴江县，又从吴江传入苏州，最后传到北京国子监，国子监师生争相传阅。1474年，他接连取得全省乡试第一、礼部会试第一、金殿面试第三的成绩，成为光耀全国的大明星。后人还为他没有考中状元而鸣不平，说是当朝宰相商辂是“连中三元”，解元、会元、状元的荣誉集于一身，他的气度不够宏大，容不得后人与他平起平坐，再出一个“三元及第”，于是将王鏊降为“探花”。
来到东山陆巷村时，处处能感受到古代灿烂文化的气息。由于小岛远离城市，隔着一个烟波浩渺的太湖，历朝历代的战火不易波及，至今还保留着古村落的风貌。进入村中，迎面见到一个用条石砌成的古码头，那是村中古代唯一的对外交通口岸，王鏊就是在这里上船，赴京赶考，光荣而归。村中明清古建筑有70多幢，古色古香，闪耀着当年的辉煌，其中最为出名的是王鏊的三座牌坊，即“解元牌坊”、“会元牌坊”与“大学士探花牌坊”，以粗壮厚实的花岗岩为柱，以沉香木为牌楼，经历了500年的风风雨雨而没有倒塌。
王鏊为官正派而正直，他没有阿谀奉承之心，对明孝宗的不良行为敢于劝诫，不惜忤逆龙鳞。弘治初年，明孝宗还是一个年仅18岁的小皇帝，太监李广引导他游西苑（今中南海），乐而忘返，王鏊作为侍讲就反复规劝，皇帝为之动容，不再游乐，专心处理国事，为政宽容，知人善任，重用的都是有学问有威望、正派能干的大臣，如大学士徐溥、刘健、谢迁、李东阳、刘大夏、马文升与王恕，王鏊任吏部右侍郎。当时庙堂气象森严，内阁德高望重，从京城到地方，官员畏服，政令得到执行，不敢阳奉阴违，胡乱搪塞。内宫太监也不敢胡作非为，明朝出现了前所未有“弘治中兴”局面，是明代最好的历史时期。
明孝宗是位明代少有的好皇帝，执政18年，可惜36岁就死了。他给他的儿子朱厚照留下了一个强有力的威望很高的辅佐班子，若朱厚照能重用这批久经考验的老臣，沿着明孝宗的路线走下去，“弘治中兴”的盛世局面还能继续下去。但明武宗与他的父亲完全不同，是个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荒唐皇帝，他不喜欢那些德高望重的先朝老臣，喜欢的是阿谀奉承、以刘瑾为首的八个太监，号称“八虎”，内阁按刘瑾的旨意实行大清洗，大改组，先朝重臣大部分被赶出朝廷，投闲置散，内阁新成员大多数是刘瑾阉党与龌龊无耻之徒，如焦芳、张采，只有王鏊和李东阳两人是前朝重臣，还有一身正气。这时，朝廷大局急转直下，党争越来越激烈，明朝进入了有史以来最为黑暗的时期。 （钱汉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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