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奇士”张献翼

姑苏晚报 20160904 B第03版

■李嘉球



  “吴中张幼于,奇士也。”这是明代沈德符《万历野获编》里的话。张幼于何许人?“奇士”到底“奇”在哪里呢?
  张幼于,大名张献翼,后曾更名敉,字幼于,号文起,长洲(今苏州市区)人。他出身书香门第,曾祖张(字景春),好读书,著《吴中人物志》。祖父张准,“以心计起家”。父亲张沖,“贾而侠”,三代“皆有闻于时”。张献翼兄凤翼,弟燕翼,三人并有才名,时称“三张。”苏州人与皇甫沖、涍、汸、濂兄弟“四杰”相比,有“前有四皇,后有三张”之说。
  越礼任诞:奇装异衣满街跑,自做犯人请奴打

  张献翼的“奇”,首先是聪明好学,有奇才。志书记载,他嗜好读书,“书无所不丹铅。晦明寒暑,著述不休”。16岁时,拿了自己的诗作去拜访前辈文徵明,文徵明读后对其弟子陆子传说道:“吾与你都弗如也。”不久,入赀为国学生,国子监祭酒(国立大学校长))姜宝特地停车造访,称赞不已。他与皇甫汸、黄姬水、徐纬等“刻意为诗”,于是“三张之名,独献翼藉甚”。他特别爱好《易经》,“十年中,笺注凡三易”,是明朝后期著名易学家,著有《张氏三易》《周易约说》《读易臆说》《易杂说》《读易纪闻》《读易韵考》《学易标闻》、《学易漫闻》等书。曾仿《颜氏家训》,作《教戒子弟》,洋洋“垂四万言”。
  张献翼的“奇”,表现为怪异妖艳的打扮。他经常改换自己的衣冠,有时身披采绘荷花、菊花衣裳,头戴红纱帽,在街上行走,“每出则儿童聚观以为乐”(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三)。郑仲夔《耳新》也有描写:他每次出行都要准备五种颜色的髯口,揣在袖子里,每走几步,就换一种颜色的胡子。他与张孝资是好友,两人“或紫衣挟伎,或徒跣行乞,邀游于通邑大都,两人自为俦侣,或歌或哭”(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他喜欢穿大红衣裳,“又特妙于乐舞”,还写了一部《舞经》,家里特地养了一班舞童,“皆亲为教演成者。舞时,非其臭味不欲令见也”,不合他胃口见都不见。
  张献翼的“奇”,表现为怪异的行为举止,经常“越礼任诞之事”。《列朝诗集小传》记载:每当思念故人及亡妓时,他“辄为位置酒,向空酬酢”。好友张孝资过生日,他让张孝资扮成尸体,率领子弟披麻戴孝,围着尸体痛哭。等到上祭品祭奠时,张孝资一骨碌爬起和大家同吃;第二天“行卒哭礼”,找来妓女陪唱,然后一起痛哭,哭罢大家痛饮,称是“收泪”。大年夜,别人忙着放爆竹,挂春联,他则去给死友上坟,献白花,为亡灵招魂。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记载:朋友刘会卿典卖皮大衣,买了一个歌妓,其后不久就死了。张献翼“持絮酒哭丧”,先是朗诵诗歌,接着命令这个歌妓躺在地上扮尸体,同时找来两个祭祀用的木偶,放在歌妓两旁,又叫“伶人奏琵琶,再作长歌酹焉”,十分热闹。
  张献翼有时甚至不惜自虐,他曾“携卧具宿府、县狱中各二夕,自为犯人,使奴持大杖痛笞之,三下不见血者,反与杖。自称朝奉,人称亦如之方喜。”(《涌幢小品》)有一次去祭拜家庙,悬挂的匾额忽然坠落,张献翼以为是“祖宗怒我也”,于是“沐浴茹素,作自责文,囚服长谢过”,前后达七日。“又以巨石压顶,令家奴下杖数十。已而口占赎罪文,备述生平读书好客之事”。接着,起身“更衣,插花披锦,鼓乐导之而出”,如此一番后,欣然说道:祖宗释我矣。”“
  张献翼曾在上方山筑“石湖别业”,内有“稽范斋”,寄傲所中。皇甫汸有《访张幺刀于稽范斋二首》。

  蔑视权贵:戴假面见朋友,宰相造访不理睬

  张献翼“奇”还表现在任诞狂狷,蔑视权贵。冯梦龙《古今谭概》记载两则故事,有位僧人朋友热衷功名,去京城觅官得逞而回,他则“星冠羽服,戴假面出迎”,见面后沉默不语,“口不发一辞,推以乘骑”,围观者堵塞了道路,以至“马不得前”。朋友薛世和新拜鸿胪寺卿而归,张献翼前去拜访,到了府上“见架上衣冠,门有系马”,他“竟服其衣冠,乘马张盖”,报名求访。薛世和知道他的怪脾气,如常送迎。《耳新》记载,一天吴中有位相国慕其名,特地造访。佣人请相国到客厅等候,说道:“相公稍坐,我家主人马上出来。”不一会儿,张献翼扮成“老人昂藏飘举,须发如银,携短筇,从阶前过,旁若无人”。相国等了一会,不见张献翼出来,便问怎么回事,佣人回答说:“刚才从阶前走过的,就是我家主人。”相国问:“为何不相见?”佣人回答:“主人说相国只是想见识其面而已,今天已经见识,不必再见面了。”直到最后没有出来相见。
  张献翼对自己的狂颓行为,心里很清楚:“仆本东南菰庐中野人,又犬马之性,不知俗之尊。”(《答汪伯玉中丞书》)那么,他为何还要任诞行事呢?有人归结于早年的科举打击。嘉靖四十三年(1564),张氏三兄弟一起参加乡试,成绩都很优秀,照例可以同时录取。但是,主考官“以三人同列稍引嫌,为裁其一”,因可能引起猜疑,硬生生地把他名字从榜单上删去。他“归家愤愤,因而好怪诞,以消不平”(《万历野获编》)。有人归结于晚年争名的失败。晚年,他与苏州文坛领袖王百谷(名穉登)争夺文坛霸主,“不能胜”,于是“颓然自放”(《列朝诗集小传》)。清人赵翼则把这种行为归结为当时“世运升平,物力丰裕,故文人学士得以跌荡于词场酒海间,亦一时盛事也”(《廿二史箚记校证》)。有人归结于明末王阳明“心学”大盛,文人思想解放,自由个性的张扬。笔者以为:根本的原因是在物欲横流的社会里,普通文人都没有理想和信念,醉生梦死。
  其实,张献翼并非是没心没肺的人,弟弟张燕翼早夭,他两次撰写祭弟文,哀毁销骨,还到处找名公巨子为兄弟写墓志诔文,认为这样才对得起兄弟一场;母亲去世后,他在屋子里刻像纪念,朝夕相对,痛哭伏地。他还关心国家大事,就朝廷会试时间的安排,专门写过一篇《会试移期论》,认为“国初定鼎金陵,在南北之中,故定期二月会试。后都北京,远三千里,宜移在三月。然终明之,未尝改移也”(见清赵翼《陔余丛考》),说得合情合理,可惜无人理会。其种种奇异行为,实际上是精神无聊、内心无比痛苦的宣泄。

  离奇死亡:“盗杀”“情杀”还是“仇杀”

  “奇士”真是“奇士”,就连死都与众不同。关于张献翼的死,有几种说法:
  第一种“盗杀”。乾隆《苏州府志》记载,张献翼“年七十余,携妓居荒圃中,盜逾垣杀之。”这条资料源于《列朝诗集小传》,后代府志、县志都采用此说。钱谦益还说“及其被杀也,人咸恶而讳之,故其集自《纨绮》诸编外,皆不传于世”。此话不甚确切,除了《纨绮集》,还有《舞志》《家儿私语》《留思別案》《兰芳集》《文起堂集》传世。
  第二种“情杀”。朱国桢《涌幢小品》直接归于“妾祸”,云:“吴中张献翼夺军人蒋贵妻王二为妾,嬖之。张夜宴,五鼓就寝。蒋操刀伏山石中,先杀张及王,并门客七人,手提灯自厕逃。遇一妇人,不见也,妇人愕立如揸,溺其身去。次日就擒,投河而死。”姓名、案件起因、经过,乃至细节都记得很清楚。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说他是因“蒋高私妓一事,幼予罹非命,同死者六七人”。蒋贵、蒋高,估计是笔误,应该是同一个人。
  第三种“仇杀”。清道光《苏州府志》“杂记”引乾隆志的记载:万历二十九年六月三日(1601年7月2日,一说六月六日),苏州发生了纺、织、染、踹布工人反税监、击杀税官事件:织造太监孙隆“约有司议覈五关漏税”,其参随黄建节与吴中无赖汤莘、徐成等“通贿嗾隆”,令民间一杼月税三鐶。又委汤莘等22人分据六门水陆孔道攫商货,郡绅丁元复(曾任浙江布政司右参议)暗中给汤莘等“赀市奇货,媚奄”。愤怒的工人击斃了黄建节、汤莘、徐成等,并包围税监司署,孙隆“越墙走,匿民舍免”,丁元复宅第亦被烧毁。义士葛成挺身而出,主动承担责任,官府以“倡乱”罪名,“入狱论死”。张献翼得知后,伸张正义,亲自写文章,率领士民生祭被拘捕的义士葛成;又“贻书于丁及当事”,请求宽大葛成。有人根据此事,编成新剧《蕉扇记》,讥讽丁元复。丁元复“疑出献翼”(怀疑出于张献翼之手),恼羞成怒,于是“夜遣盜入其室刺杀之”,并且“沉盜以灭口”。
  这则资料长期被忽视,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或许这才是张献翼死后“人咸恶而讳之”的真正原因。
  张献翼死亡的时间有二说,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说“幼予被难为辛丑年”即万历二十九年(1601);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说他死于“万历甲辰”,即万历三十二年(1604)。笔者以为前者是正确的,一则沈德符毕竟是同时代人,且与张献翼大哥张凤翼是朋友,沈德符曾经“微讽”张凤翼,要他管教家弟,张凤翼表示“方深虑之”。不久张献翼就死了,张凤翼挥泪面对沈德符,“叹狂言之验”。二则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同时还记了是年苏州发生的另外三件“奇”事:虎丘有个省吾的僧人,嗜酒而死;某孝廉与姻家比邻,姻家失窃,损失了很多钱物,有人怀疑孝廉跟贼串通,孝廉因此被捕,最终死在狱中;还发生了工人抗税、打死税监、烧毁富家房屋的大事;再加上“幼予又以妓致殒”。这四桩事几乎同时发生,“俱一两月内事”,于是“吴人遂以凑‘酒色财气’四字云”。由此可以证明,沈德符记载张献翼死亡的年份时间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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