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晓明:《东吴名家》延续百年学府文脉

苏州日报 20161028 B第01版

■高琪

    经过三年的准备,《东吴名家》丛书近日推出它的第一个系列:厚厚的五部艺术家访谈录。梁君午、杨明义、张朋川、华人德、杭鸣时,这五位著名艺术家,或是苏州大学的讲座教授、特聘教授,或在苏州大学任教多年,他们的艺术道路先后与已逾百年的东吴学府交集和交融,如今,也在这里留下珍贵的纪念。
  编撰《东吴名家》丛书的念头,源自苏州大学副校长田晓明对“文化”的关注和思考。作为一位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田晓明曾经在国际学术交流中,惊诧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在海外的彰显,却在本土当下鲜有表达。出于一位大学管理者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总想为文化的抢救、保护和挖掘做点什么,留下点什么。经过反复研讨和精心策划,《东吴名家》(百人系列)的宏远写作计划诞生了。
  这套丛书的首个项目——艺术家系列,经过多次访谈、拍摄,形成了五部书稿和五部纪录短片,全方位地再现了五位大师的艺术人生。
  正如田晓明在《东吴名家·艺术家系列丛书》总序中所说,艺术家们带来的是各自艺术创作的历练与理念,艺术人生的传奇与感悟,艺术教育的热情与经验,所有这些无疑是我们应该无比珍惜的宝藏,在这个意义上,“艺术家系列”的写作与制作也可谓一次艺术的“收藏”行动。
  “收藏”行动还将继续,随着“同行者”的不断加盟,《东吴名家》(百人系列)将在不远的将来梦想成真。

  这些名师的思想、智慧、品德
  是不可复制的宝贵财富

  苏周刊:首先祝贺《东吴名家·艺术家系列丛书》出版,作为主编,您能介绍一下“东吴名家”丛书的总体设想吗?
  田晓明:谢谢《苏周刊》!《东吴名家》(百人系列)丛书的具体实施始于2013年下半年,但其创意的缘起应该更早。这些年来,学校几乎每年都会有一些年事已高、德高望重、成果丰硕的名教授们相继离世。作为学校分管文科的副校长,我内心十分焦虑!这些名师的思想、智慧、品德无疑是不可复制的宝贵财富,如何将这些财富留存下来并为更多的后来者所了解与传承,进而延续百年学府的文化命脉?一直是萦绕在我心头的沉重话题。我认为,必须以“抢救”“保护”“挖掘”的积极心态,时不我待地去做一件事,这就是最接近真实地记录各个学科杰出专家的人生经历和学术贡献。你可以想象到,作为中国最早的大学,苏州大学的前世与今生,可谓群星荟萃、名家辈出,待到百名专家访谈录和专题纪录片出版时,这在苏州大学历史上该是多么精彩、厚重的一笔!
  苏周刊:您在丛书的总序中提到,这套丛书的计划是“百人系列”,有什么样的思想观念支撑着这一宏大的工程?
  田晓明:在当今中国以“改善社会风气、提高公民素质、实现民族复兴”为主旋律的伟大征程中,“文化建设”“提升软实力”等极其自然地成为全社会关注的话题。作为一名学者,自然不应囿于书斋而沉湎于个人的学术兴趣,似乎应该为这一伟大的时代做点什么。而作为一名大学管理者,更应拥有这样的使命意识与历史担当。近年来,我曾在日本、法国、美国等发达国家进行学术交流或工作访问。尽管这些国家彼此间存在着很大的文化差异,但其优良的国民素质和浓郁的校园文化气息深深感染着我。2013年5月,我应邀赴台湾参加了“高等教育国际高阶论坛”,这也是我首次台湾之行。尽管此行只有短短一周,但宝岛却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不仅深切感受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在台湾地区被近乎完整地“保留”下来,而且从错落有致甚至有些凌乱的古老街景中“看到”了隐含于其背后的某种尊重和底蕴……这促使我反思,我们所认为的文化传承、文化启蒙、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创新这些大学本质内容如何才能不停留在文件里、课堂上、讲话中,而应该真正落地成凤、可感可触?我一直秉持这样几点看法:一是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这无疑是一种好事,但文化建设应当是循序渐进的,强调的是内容感染和氛围熏陶,我主张采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路径和方法,而不能运用“运动式”进行文化建设。二是大学文化不仅仅是我们惯常所提倡和呈现的说、唱、弹、跳、写、画等可视化、娱乐化的“第二课堂”形式。“校园文化”与“文化校园”,不是简单的文字游戏,个中其实蕴含着本质的差异。面对“文化”这一容易接受却又难以理解的概念,我们不妨转换一下视角,便可以轻松地回答“什么是文化”“什么是没有文化”或“什么是文化缺失”等问题了。大学文化,在于她的课上和课下,在于她的历史与现实。她的一楼一宇、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一人一事……可能是大学制度文化的表达,可能是大学精神文化的彰显,也可能是大学物质文化的呈现。如果说,博物馆、雕塑、校徽、校训等是大学的文化名片,那么《东吴名家》丛书则是大学文化传承和文化引领的工程,这本身就是大学文化薪火相传的过程。

  他们的艺术都有着将中国带入世界、将世界融入中国的恢弘气度和博大格局

  苏周刊:这套丛书为何首推艺术家系列?对进入这个系列的访谈对象,又是依据什么进行选择的?请谈谈您对这第一辑里的五位艺术家的评价。
  田晓明:选定艺术学科作为起始,我有三点考量:一是“万事开头难”。2013年5月,我在十分特殊的情况下,兼任艺术学院院长。既然策划这套丛书缘起于我的主张和倡议,“从我做起”似乎也就成了一种自然选择。事实上,我愿意也必须做一次“难人”。二是既然将这套丛书定位于文化保护和抢救,当然就有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我希望各个学院(部)能够积极、主动地加入进来。尽管从本质上讲这是一种历史责任,但在纷繁的现实面前,这项工作似乎更接近于一种“义务”或“兴趣”。尽管我是副校长,但不能也不会给学院(部)以更多的硬性要求。“从我做起”,其示范和引领作用可能比苍白的游说语言或“行政命令”更为有力、更富成效。三是最终选择艺术学科作为《东吴名家》开端的根本想法,还是来自我们团队对“艺术”发自内心的热爱!艺术来源于生活,但必须超越生活。或许也正因为艺术这样的本性,人们对艺术的反应可能有两种偏离的情形:艺术距我们如此之近,以致习焉不察;艺术离我们如此之远,以致望尘莫及。此时,听一听艺术家们的故事,或许会对艺术本身能够拥有更多、更深的理解。
  《东吴名家》最先“接近”的五位艺术家首先都是苏大人,他们分别以讲座教授、特聘教授、常任教授等方式加盟于苏州大学。其次,五位艺术家的创作或研究成果斐然,名震海内外。不分先后,我简要介绍一下这五位艺术家:梁君午先生,早年在西班牙皇家马德里艺术学院学习深造,深得西方绘画艺术的精髓,融汇古老中国的艺术真谛,是享誉世界的油画大师;张朋川先生,怀抱画家的梦想,走出跨界之路,在美术考古工作和中国艺术史研究中开辟了新的天地,填补了多项空白;华人德先生,道法自然,守望传统,无论是书法艺术,还是书学研究,都臻于至境;杨明义先生,浸淫于江南传统,将透视和景别融进水墨尺幅,开创出水墨江南的新绘画空间;杭鸣时先生,被誉为“当今粉画巨子”,以不懈的努力提升了粉画的艺术价值。五位大师的成就举世瞩目,他们的艺术都有着将中国带入世界、将世界融入中国的恢弘气度和博大格局。
  也许有人会问,为何只挑选这五位艺术家?我想说的是,这只是第一辑,后续还有,因此,请不用太多地演绎和遐想。

  传承、创新人类文化是大学的历史使命与责任担当

  苏周刊:“东吴”一词,有很强的地域色彩,同时它又有很明显的传统文化意味,您怎么看待地域文化与世界(全球)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
  田晓明:“东吴”是苏州的古称,有两千多年历史。“东吴”也是苏州大学前身的名称,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新中国建立后,我们在剔除封建糟粕的同时,几乎“冷落”甚至放弃了很多优秀的传统文化;“文革”期间,中华民族更是经历了一场“天灾人祸”,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破坏自不必多言。改革开放以降,随着国门的“打开”,中华大地在演绎经济发展奇迹的同时,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却没有得到同步保留或弘扬,甚至还出现了一些沦丧的现象,这是令人遗憾的。作为“人的生活样式”(梁漱溟语),文化总是有很多显形的“体”,每一种“体”的形式下都负载着隐形的“魂”。我们观察和理解文化,不仅要见其有形之体,更要识其无形之魂。体载魂、魂附体,“魂体统一”便构成了生机勃勃的文化体系。古往今来,世界上各地区、各民族乃至各行各业都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体系,每一文化体系都是它自己的“魂体统一”。文化的传承和创造,不能囿于只吸取西方文化、现代文化的“工具理性”,即其“体”,而将其“魂”丢之不顾,而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理性”的发扬光大,也要避免空洞乏力的概念思辨和理论分析,更多做些切实可行的文化实践和探索。
  苏周刊:在您看来,大学本身作为文化创造、积聚和扩散的空间,她在文化的建设和引领上是否有其独特的作用?
  田晓明:我认为,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大学的本质就在于“文化”——在于文化的传承、文化的启蒙、文化的自觉、文化的自信、文化的创新。因为脱离了文化这一本质,大学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功能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大学的运行就容易被视作简单传递知识和技能的工具化活动。从这一意义上说,大学文化建设在民族文化乃至人类文化传承、创新中拥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甚至主要地位。换言之,传承、创新人类文化应该是大学的历史使命与责任担当。
  《苏周刊》:您有没有考虑过,大学文化建设如何与大学围墙外的社会发生联系?
  田晓明:广义说,大学也是社会的一部分。狭义看,大学与社会的联系,不能阻隔也无法隔绝。一方面,从学生到教师,走出校门都会携带着所在大学的文化因子,体现于他们的神情风采、坐卧行止。另一方面,大学的文化传承与创造必以吸纳全人类、全社会的优秀文化为条件,这注定大学必须敞开大门迎接社会优质文化资源的进入。这是一种极其自然的联系。
  人们常说,大学拥有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大功能,而今还有人提出,大学拥有“文化传承与创新”第四功能。从学理上讲,这些提法是值得商榷的。首先,从逻辑上看,这三项功能似乎不是同一层次的、并列的要素。因为无论是人才培养,还是科学研究,都是大学服务社会的主要方式。如果将社会服务作为单一的大学功能,那么是否隐含着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没有服务社会的导向呢?其次,从内涵上看,这三项功能的概括本身就具有“工具化”“表面化”的特征,并没有概括大学功能深层的、本质的内涵。
  严格来说,大学只有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两大基本功能,这也是理性主义的办学理念。随着人类社会发展,大学与社会的联系越加密切,于是出现了“威斯康辛理念”,即强调大学必须服务社会,这是实用主义的办学理念。我想说的是,而今的大学不可能再回到从前的“象牙塔”,但也不能沦落为“人才加工厂”和“社会服务站”,大学所特有的“精神家园”一旦失守,那不仅是大学的黄昏,也是人类精神的日落。

  文化建设应该努力回归“魂体统一”的
  文化观,回到知行并重的文化观

  苏周刊:从您上面谈到的可以感受到,您对文化有着鲜明、独特而深刻的体认、感悟,能否谈谈您的文化观?
  田晓明:“文化”是人人自明、却又难以精准定义的概念。在纷繁的阐述中,不乏高屋建瓴的宏观描述,也有细致入微的小处说法。黑格尔曾做过这样的比喻:文化好似洋葱头,皮就是肉,肉就是皮,如果将皮一层层剥掉,也就没有了肉。遗憾的是,尽管人们在思想观念上越来越意识到文化的重要性,但在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中,将“文化”皮肉分离的现象越演越烈。一方面,在“科学主义”泛滥、“工具理性”盛行的当今时代,被称之为“硬科学”的科学技术已独占人类文化之鳌头,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顶礼膜拜。相比之下,人文社会科学在人类文化中应有的地位正逐步或已经被边缘化了,其固有的功能正日益被消解或弱化。曾经拥有崇高地位的人文社会科学已风光不再,在喧嚣和浮躁之中,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软”科学的无奈与尴尬。另一方面,对文化的研究多以“概念思辨”“理论分析”等形式表达,缺少与现实的联系和对实践的指导,难免给人以“声嘶力竭”或“无病呻吟”之感受。一定意义上讲,这种苍白、乏力的研究现状加剧了人们视文化为“软”科学的看法。在我看来,文化建设不仅需要避免“工程技术化”的趋势,而且还要避免“意识形态化”的倾向;不仅不能简单地给予优劣、好坏的评价与判断,而且需要审慎地使用“创新”一词。文化建设应该努力回归我在前面提到的“魂体统一”的文化观,回到知行并重的文化观。
  苏周刊:苏州作为一座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如何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建设现代文化,您对此有何建议?
  田晓明:如何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建设现代文化,这是一个巨大的命题,也是苏州市一直在以实践解答的命题。我在这里妄论什么建议,恐怕会陷入务虚之谈。我认为,重要的是行动,可做的事情有很多;我相信,在苏州文化建设过程中,苏州大学拥有用武之地;我建议,希望在校地共建的过程中,应该把文化建设放在适当的、重要的位置。

  人物简介

  田晓明:1964年出生于江苏如皋。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苏州大学副校长,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东吴智库首席专家。现任中国心理学会工业心理学分会副会长,江苏省心理学会副理事长;江苏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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