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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辉的苏州文化之旅
姑苏晚报 20161211 A第03版
■刘放
昨天下午，著名人文学者、传记文学作家李辉先生应邀莅临本报与苏州图书馆联合主办的“名家大讲堂”，做题为《我笔下的人物与<封面中国>的写作》的讲座，讲座由本报总编辑沈玲主持。李辉深情回顾了他的恩师贾植芳先生对自己的帮助提携，踏上工作岗位后，贾先生又将北京等地的人脉资源完全提供给了他。然后从巴金开始，继而是沈从文、萧乾、吴祖光等等一大批文化名人，他一边向这些文化名人学习，一边怀着抢救的心理，一个一个采访这些风烛残年的老人，将他们珍贵的史料保存起来，他的雪球越滚越大，著述越来越多，蔚为大观。
李辉一进报社，就没有工作日和休息日的区别，恰恰相反，旁人的休息日，于他却可能正是工作效率极高的工作日，因为他的采访对象有时间接受他的采访。几乎每一个休息日，他都是在与文化老人的交往中度过的。由于他出手的作品材料翔实品位高，又客观公正，诸多的文化老人也乐于向他提供帮助，形成良性循环，所以他的采访写作源不断，书也一本比一本好。
李辉是恢复高考后第一批考上复旦大学的大学生，原本外语并不好，21岁才开始学英语，但他记住恩师贾植芳的话，不因为一时外语派不上用场就不学了，三十多年来，每天中午他都要学一个半小时的外语，雷打不动。这样不但使得他的译著超过百万言，更为他后来写《封面中国》带来了便捷。《封面中国》的写作非常艰辛，需要大量的阅读和查找资料，还要读大量的英文原著，两万字的文章要翻读四五十本书，如果没有过硬的英语能力，这个写作没法进行下去。
李辉在讲座中还将他的著作进行了梳理，他的每本书的写作时间都是不一样的。像黄苗子从采访到写出来用了3年，沈从文写了1年多，有的是一些杂志开了一些专栏，几年才结集成一本，《封面中国》的写作时间最长，写了12年。他都是根据采访和收集资料的难度来决定写作时间。但最满意最看重的著作，他认为还是《胡风集团冤案始末》，因为那时候那么多老人接受采访，时代气氛活跃，加上那时自己才三十来岁，年轻气盛，写东西也放得开。书中的人物群体才华不可复制，非常珍贵。这本书前前后后准备了3年多，1985年开始采访，一直到1988年开始写，到写完又用2年。
当然，撒开去还得收回来，他的落脚点还是《封面中国》。这个三卷本近百万字的书花费的心血自然是最多的，我们不可能成为历史的参与者，但也是见证者，亲历者，写作《封面中国》的过程，就是把自己放置在历史长河中的过程。这样的写作，也必定是有感情的。这就难怪记者请他为本报题词，他挥笔写下：文章真处性情在，谈笑深时“风雨来。”这既是自己写作的体会，也是对本报同行的勉励吧。
昨天李辉老师讲座甫一结束，来自苏州金龙公司听讲座的顾先生便急忙来到讲台，手持《秋白茫茫》一书请李老师签名，还请记者为他持书与李老师合影。顾先生说，为了听讲座，他前晚将这部书通读了一遍。听了讲座，他对老一辈文坛名人的命运沉浮、心路历程有了更深切的理解。
专程从无锡赶来听讲座的陈建奇先生，因为喜欢现代文学、传记文学，他很早就喜爱上了李辉撰写的有关好多作家的传记，特别是胡风、巴金、萧乾、沈从文、丁玲、黄永玉等。他说，来苏州听李辉，其实很赚了，他还多次追踪到上海、南京等地听李辉的课。他认为李辉撰写的传记文学史料充实，特别是还原了很多历史真相、揭开很多的文坛迷雾，所以他成了铁杆粉丝。
地名，是我们回家的路
9日，为荆州和襄阳恢复古地名立下汗马功劳的李辉应邀来到苏州市职业大学，为他们做了一次题为《地名，是我们回家的路》的专题报告会，让听讲者大受启发。
李辉去职大之前，专门去看了小王山李根源的遗迹，有很多想法。他认为，对文化自古以来尊重有加的苏州，在李根源的文章中深度广度都还不够，还有很多文章可做。他首先肯定职大的吴文化研究的成果，而“古今地名”顺理成章应该列入吴文化研究的范畴，那么，就应该带学生去小王山看看那里的摩崖石刻，最好能亲手摸摸，也许能感受到其上的历史体温。他还专门实地看了英雄冢。其中，他说到一个细节，他发现指路牌上居然被人贴上一条“寻狗启事”，他说他非常生气地上前一把给撕了下来。大家虽然笑了一下，但很快收敛起笑声。
李辉在讲座中讲到，我们有时候说到乡愁，似乎这是个虚无缥缈的东西，其实乡愁不是虚的东西，乡愁是和我们生活的地方的地名连在一起的。接着，他讲到本次讲座题目的来源：今年清明时节，他去武汉做了第二次地名普查的讲座。中间休息时，一个省的民政厅的干部讲一个故事，说有一个老先生到了台湾一直没有回来，身体不好不能回，后来让他的儿子回到家乡找他住过的地方的地名，但是这个地名没有了，孩子找了很多年没有找到，最后通过民政部档案里的地名找到这个名字，原来是更改了。后来这个老先生写了一封信感谢他们，说你们可以发展得很好，经济发展得很好，建设也很好，但是地名不要改，地名是我们回家的路。当时一听，他就说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标题，他说这个标题他要好好写一篇文章——地名是我们回家的路。所以，很多海外华人心中记的就是一个地名，地名就是一个符号。地名的替换与取消，显然，需要慎之又慎。尤其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地名，早就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它们存在于史书、碑刻、文学经典之中。如果轻率地将之更名，多少文化信息就会被消解。
李辉也谈到有些人对他的质疑，将许多人对恢复徽州地名的期待，说成是他拿情怀说事而已。他说，是的，对历史的敬畏，对地名沿袭稳定性的期待，当然与关心之人的情怀有关。但是，难道仅仅是一种情怀吗？情怀与具体的历史与现实，是永远也无法分开的。地名本身是具体的，所承载的历史信息、文化信息，随时触摸可见。地名与当地民众的生活状况、民生发展，从来也是密切相连的。所谓情怀，说到底，是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对故乡之爱的具体体现。这样的情怀，难得不值得我们敬重？难道不值得我们传承吗？
李辉在讲座中强调，这些年的地名更改也好，古迹的消失也好，恰恰在于把文化作为经济的附庸品，所谓喊了多年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固然有某种道理，却没有看到，千年文化传承，对一个地区的持续发展而言，不仅是坚实基础，更是一种定力。
真正的朋友是和而不同
8日，李辉在苏州大学做题为《巴金<随想录>中的那些老人》的讲座，主要讲述了巴金与沈从文、曹禺和萧乾的友谊。他们的友谊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几十年绵绵不断，不论名声显赫，还是厄运不断，情谊不会因为对方当时所处的环境而改变。巴金在书中称这三位，是才华在他之上的人，他非常欣赏他们的才华，尽自己的所能帮助他们；而这种帮助绝不止停留在物质层面，更多地还表现在漫长岁月中的互相激励，互相温暖，互相劝导。
和而不同，是巴金与沈从文生活和艺术观点的写照。他们都是现当代地标性质的作家，同一年走出家门闯荡世界，同一个版上刊登重要作品。磨难岁月中，当巴金一家在五七干校最困难的时候，沈从文给他们写去慰问的长信，令巴金和夫人大为感动，并激发出对生活的感恩之心，也增添了他们苦难中的信心。反过来，沈从文不顺的时候，巴金每次到北京开会，都不顾及各种压力而一定要去看望沈从文，甚至在八十多岁的时候，都一步步爬高楼，到沈从文简陋的家中叙话。他们在生活中是一生要好的朋友。但他们对待艺术的观点是有差异的，巴金认为文中要体现自己的激情，不掩饰自己的喜怒哀乐；而沈从文则认为要节制自己的感情，自己退到幕后，让作品中的人物自己演绎。
李辉说，对待比自己更年轻的曹禺和萧乾，巴金以卓有远见的目光发现和推介他们，一直鼓励他们。同时，当他们陷入某些漩涡中时，巴金总是细细劝慰他们要大度，不要纠缠个人恩怨。巴金是这样鼓励他的年轻朋友的，他自己也是这样要求自己的。他的《随想录》写了很多人，但自始至终，没有写到一个如何批他打他的人，没有记恨于某件伤害他个人的事情。他认为那一场浩劫，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需要反思的是所有人，包括自己。
在讲座中，李辉讲到了萧乾对自己的帮助。这位翻译过《好兵帅克》和莎士比亚作品的著名记者，二战时德国的飞机在天上投弹轰炸伦敦，他躲在伦敦的防空洞里读《尤利西斯》；上世纪六十年代动乱中，他在自己的蜗居翻译《尤利西斯》。当李辉自己一度陷入精神危机之中时，萧乾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开导李辉，告诫他，要做有作为的人，自己首先在动荡中要有自己的定力。李辉收藏有萧乾写给他的近600封亲笔信。所以他写《萧乾传》时如鱼得水、游刃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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