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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想建议范小青做教授
姑苏晚报 20161230 b第02版
■刘放
说出来肯定许多苏州的文友不相信，与我有过交往的苏州文人当中，范小青是第一个。我有信件为证。1988年，我还在西北甘肃玉门人民广播电台做记者，读到她被《小说选刊》转载的短篇《瑞云》，就给刊物写了篇短评，刊物没有用出来，不厌其烦地转寄给了范本人，她就根据稿子的地址，也不厌其烦地专门给我写了一封信，寄到“春风不渡”的地方。我在石油城，当然将这封信当成了东方风来。但我一直没有将这事告诉她。我当时的稿子中用的是笔名，估计她对待很多的读者都是这么友好，自然也就没有记住我。
次年，我与她生活在一个城市，一起参加过多次活动，她不止一次给我颁奖，也有餐桌上碰杯的机会。絮絮叨叨说这一些，是想说明，我有机会建议她做大学教授。
二
我这个念头是从王安忆进复旦大学做教授开始的。
说来这个比范小青年长一岁的上海女孩，长成少女后，差不多运行上了同样的轨迹，同一年由东向西，范小青14岁随父母到苏州下属的吴江农村，乡下读完初高中后务农，再参加高考考上苏州大学。王安忆西行更远点，15岁初中毕业越过江苏到了安徽，农村待过两年就考到了地区文工团拉大提琴，后进杂志社做编辑而没有参加高考。后来，她们各自在同一个长三角心有灵犀地耕耘小说园地，招呼也不多打，像水田中比赛栽秧的两个泼辣村姑，也像两只展翅剪平畴的春燕，分别做了江苏和上海作协的掌门人。大学留校任教的范小青出校门做了专业作家，后又做领导的行政工作。王安忆呢，没有正规读过大学，反倒是跨进复旦的门槛做了教授。
在这之前，出了方方和喻杉的武汉大学率先办起了作家班，陈世旭等一批作家从珞珈山下的校园里完成了蜕变。西北大学稍后也开设了作家班，东北黑龙江迟子建考上了这个作家班，从东北横跨整个国境到西北，日后的写作也纵横驰骋。再可以粗略列一列的，还有清华大学格非、陕西师大红柯、中国传媒王刚、北京师大莫言、南京大学毕飞宇、华东师大孙甘露、广西民族大学东西……等等，另外还有北京大学的曹文轩原本就是北大毕业留校的，也可以算驻校作家的一面旗帜。在海南大学写下《上课记》的王小妮当然也算。
稍稍有点惊讶，这粗略的一列，居然列出的是一道绝佳的中国当代一线作家的风景线。
是这批名家光耀了名校，还是名校成全了这批作家？
可以单独说说王安忆。不是因为她几乎囊括了中国当代小说的所有奖项，以及不少国际奖项，关键是她进复旦讲课而集成的《小说家的十三堂课》对当代新锐作家来说，作用较之她的《长恨歌》《小鲍庄》等非但毫不逊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欣喜不已的作家略加夸张，就甩出“醍醐灌顶”的成语来慨叹。王安忆带的几个研究生毕业后都被别的行业抢去了，获益更多的倒是她的“非嫡系”弟子。王安忆让复旦受益不在话下，我更想说的是，她自己也因之实现了嬗变和完善。
三
中国现当代作家中，身兼教授和作家而成大气候者，有几座高峰。
老舍是一座。老舍幼年丧父，全家靠母亲替人洗衣裳做活计维持生活。他从小学教员开始，继而中学教师和大学教师。生平资料介绍，英国的教书生涯使他成为一名合格的作家。后回国任齐鲁大学和山东大学教授，边写作边教学。其中，假期是他创作长篇小说的最佳时间段。1936年，他还临时辞去教职而专心写作《骆驼祥子》。作品完成后，次年8月重返齐鲁大学任教。他在任教和创作中，左右开弓，游刃有余。
沈从文同样是一座高峰。他甚至连初中都没有读过，兼教师和作家二职于一身。在西南联大任教授时，培养了包括汪曾祺等一批后学。我们知道沈从文是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者之一，20世纪中国最为优秀的文学家之一；从教，其实他只要培养出汪曾祺这一个学生，这个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的作家，他就无愧于中国现当代文学。
鲁迅先生在北京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等名校任教，成为了青年学生爱戴的导师。后来，又到厦门大学任教。钟声一响，教室里就挤满了人，稍来晚一点的就只好凭窗而立，站着听课了；教室里不但有学校各系的学生，甚至还有在学校担任助教职务者以及校外的报馆记者，可谓盛极一时。
但当时，鲁迅就自己是做职业作家还是做大学教授，曾经有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在致许广平的信中写道：“做文章呢还是教书？因为这两件事，是势不两立的：作文要热情，教书要冷静。兼做两样的，倘不认真，便两面都油滑浅薄，倘都认真，则一时使热血沸腾，一时使心平气和，精神便不胜困惫，结果也还是两面不讨好。我自己想，我如写点东西，也许于中国不无小好处，不写也可惜；但如果使我研究一种关于中国文学的事，大概也可以说出一点别人没有见到的话来，所以放下也似乎可惜。但我想，或者还不如做些有益的文章，至于研究，则于余暇时做。”结果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局面——中国诞生了一位文学泰斗，同时似乎也湮没了一位学术研究的昆仑。即便如此，鲁迅仅存的《中国小说史略》和《汉文学史纲要》等学术著作，仍是中外汉学研究的经典。
从后人的角度来说，鲁迅这个教授型作家其实是带宿命的，他要教授和启发的不仅仅是高校里的学子，还有更多的校外国民众生。
鲁迅的深刻，建立在他知识的渊博和研究的透彻上。从这一角度我们可以说，他一生并没有离开教坛。
四
再回到当代高校校园的教授话题。
王安忆是2004年进的复旦校园。2014年她回答媒体的采访时说：大学不一定能培养出作家，但一个作家如果能得到高等教育，一定是好事。我很向往大学这个环境。从国外看，一般作家落脚在大学里，是最恰当、最踏实的一个归宿。我和阎连科、莫言这些作家有些区别。他们整个生活的积累，比我厚得多。我在城市里面长大，生活非常简单，虽然去插队落户，也不过两年而已，整个社会经验很不富足。对于我来讲，要持续性地写作，还需要很多理性的准备。
有人说，请当红作家驻校，是学界学习商界的运作，有炒作之嫌，摘桃子”“之嫌；但从王安忆的话中可以看出，其实，进高校也有利于她写作。双赢或多赢，是世界上最美妙的事情。
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作家的使命和天性是日日新我，没有创作创新就无所谓作家。所以，即便他们研究理论，也一定是宁可被打死也不肯做些人云亦云的寻章摘句，一定是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和教训，以便于自己前进。
范小青的作品以数量庞大、表述细腻、深水静流、色泽斑斓见长，单说长篇小说，从她青年时期的《裤裆巷风流记》到近期《我的名字叫王村》，二十多部长篇一节节火车厢一样构成她笔端长龙，好脾气的她没有外省那么多的“作协内部官司”，她如果回到母校做教授，作协主席照当不误，还能重续当年“三范”辉煌，那将是中国高校又一段佳话。高校的文学研究素来存在研究者与创作者的割裂现象，研究者大多隔靴搔痒而不会创作，诗经楚辞、唐诗宋词，乃至现当代小说，论著汗牛充栋，然而从教师到学生，并没有新的巅峰作品（王安忆和格非有异军突起之势）产出，高校里的文学成了“死的文学”。在这个意义上，作家进高校做教授，则有可能带来活的文学，活的创作与研究，如同苏州内河联通了太湖，是活水循环。高校以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成全着范小青们，我们有理由乐观瞻望。
建议范小青做教授的这个心愿也是“伏笔”经年，一如电影中的得月楼，观众来苏州“按影索骥”，苏州人就乐得顺水推舟，意境化为历史，真的在太监弄修一座得月楼，今日一番袒露，也算她的一个老读者的祝福和辞旧迎新之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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