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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奇士“棱伽山民”究竟何人？
姑苏晚报 20160925 B第03版
■记者
苏州城南郊的上方山，又名楞伽山，现为上方山国家森林公园。每年的农历八月十八，苏州人有游石湖的习俗，其中看“石湖串月”，与楞伽塔相关。
在此要说的是，晚清时期，在苏城就有一位自号“棱伽山民”的“好奇之士”。他深谙文学、通医术、工诗画、精于古籍、碑帖鉴藏，由于他性喜韬光养晦，作书绘画都以其大号“棱伽山民”落款，连名款下所钤的印章也都是如“偶然”“鞟翁”等别号来隐姓埋名。他流传至今的不少书迹、画迹，如他于道光十六年（1836）为所藏宋黄庭坚书《青原山诗残石册》的题跋，和作于同治二年（1863）的《瓯闽奇物图》；光绪元年（1875）作《奇柏图》；光绪六年（1880）作《三友图》等书画上的落款全作“棱伽山民”，那么这些作品的作者究竟是何人？竟然成为困扰现代艺文、绘画史论界已久的一桩疑案。
“棱伽山民”屡见混淆
例如：现代文学家周作人在谈到《金冬心杂著六种》中就所见《画竹题记》第一叶栏外钤有“惟德堂”、“化生”、“香禅居士”、“顾芸台印”、“鞟翁”、“騃（呆）老”、“顾曾寿”、“顾亮基印”诸印。又见其中有“庚辰（1880年）五月，棱伽山民”以墨、蓝二色笔作的题记和眉批。因此，周在按语中写道：“香禅是潘钟瑞，棱伽则顾氏也。”显然，周作人对于“棱伽山民”因不知山人的名字，只能从书上所钤“顾芸台”、“顾曾寿”、“顾亮基”的印章来推知“棱伽则顾氏也”，至于他的名字则无可知晓。
又如当代书画文物鉴定家启功在《题明拓〈曹全碑〉跋》中写道：“近世所见石墨，有棱伽山民题识者，罔非善本。而其身世翳如，人多未详，但知其姓顾氏，为刘彦冲弟子。余曾见吴缶翁《石交录》稿本，云山民姓顾氏，名曾寿，字鞟翁，吴人。性孤介，能诗，工画。又每见其钤‘子长’一印，殆即曾寿之字。然此册中甲子夏日一跋云：曾儿从上海买归，则山民又似为曾寿之父。顾氏藏帖中又常有‘顾亮基’、‘芸台’诸印，岂即山民之名与字耶，抑此地望之别号，父子俱曾用之，如宋眉山苏氏‘老泉山人’者耶。疑莫能明，且待叩之吴中耆献。”可见启功于“棱伽山民”的名字也不清楚，虽存有“山民又似为曾寿之父”的猜疑，但最终还是“疑莫能明”。
再如古籍版本专家苏州江澄波先生著《古刻名抄经眼录》中有《清顾曾寿批校本〈红楼梦〉》一则，其中写道：“忆道光十六七年间，曾借得江铁君先生批本《红楼梦》，同时朱酉生、陈月垞二先生间亦附笔。予因得过批，今城陷失之……。乙丑（同治四年，1865）五月棱伽山民阅一遍，以朱表识。”并在另有多种古刻名抄上见到同有“顾曾寿”、“棱伽山民”、“顾大昌”、“顾亮基”、“顾芸台”等印记，使得对“棱伽山民”究属顾氏何人？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不明了而时有混淆。
太低调以致知之者少
上文中启功提到的“曾见吴缶翁《石交录》稿本”，即现藏浙江省博物馆的吴昌硕早年手稿，其中有篇被“父冠子戴”的《顾曾寿传略》，即吴昌硕在撰传中把棱伽山民（以下简称“山民”）“山民不乐家居，时在荒谷绝涧，或箕踞松石间。喜吐纳导引之术。体丰硕，自号肥猪”之生性、事迹误记入棱伽山民顾大昌之子顾曾寿名下。而究其“父冠子戴”的原因，可从吴昌硕有诗《棱伽山民画册为一亭题，山民一号肥猪》中找到答案，在该诗中有句：我“与棱伽未奉手，此说得自茶村翁（顾茶村）。”正好说明诗人吴昌硕与棱伽山民鞟翁这位长者确实并未“奉手”识面，传文所述仅是耳闻顾茶村的介绍而已。这便是导致吴昌硕撰《顾曾寿传略》“父冠子戴”的根本原因。受此影响，不免让人费猜、混淆。甚至而今在网络上所见“棱伽山民”款的书画，都标作者为顾曾寿。
再说山民喜好老庄之学，虽为一介布衣，不求闻达，然所交好者都为寒儒雅士，如他曾学画于因贫病而早死的吴门画家刘彦冲（终年39岁），与穷愁诗人江弢叔（湜）和精于琴艺、工诗赋的布衣杨元洁（白）等都交谊深厚。但知道他名字的人却很少。
确实从传世至今的“棱伽山民”款书画作品来看，他是位名副其实的书画家。然而，不幸的是在现代美术史论家俞剑华所编《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修订本）载：“顾大昌【清】字子长，自号棱伽山民，江苏苏州人。工画山水，纯用古法，取径极高，一洗时下肤浅之习。乾隆四十八年（1783）尝写李德裕见客图。【《寒松阁谈艺琐录》】”才使得在当今书画拍卖中把“棱伽山民”款的作品都标为“清乾隆顾大昌”或“近代顾曾寿”。就连上海图书馆藏《青原山诗残石册》，在出版的说明文字中也称：“册首有顾曾寿绘《寒藤上老木图》，册尾有顾曾寿题跋”等讹误。
其实《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中将山民所作《李德裕见客图》的时间误作“乾隆四十八年（1783）”，其错误实不在《辞典》所征引的清人张鸣珂《寒松阁谈艺琐录》一书，而是误引了由现代画家、绘画史论家郭味蕖编《宋元明清书画家年表》：“1783年 癸卯乾隆48年，顾大昌写《李德裕见客图》〔名人书画十四集〕”由此以讹传讹，影响至广。
所幸山民所作《李德裕见客图》现尚存世，在该图上有题识，略写道：“……此是彦冲夫子临本题识。是图重设色，彦冲夫子临本似胜原作，假归重橅。然余书卷学力二者皆无，故不敢设色，已覐（古同”觉“）匠气可厌，姑存其稿，聊志吾愧，他时澄心再作，即以此为进阶之道耳。癸卯（1843年）八月十一灯下，古剑子戏笔。”名款下钤“顾芸台”白文印。从这段题识中就清楚地说明了作者当时正随年长其六岁的刘师（彦冲）学画期间，由于他仰佩刘师临古本领的高超“临本似胜原作”（刘彦冲《李德裕见客图》现藏故宫博物院），遂将刘师的临本“假归重模”，又自知“书卷学力二者皆无，故不敢设色，已觉匠气可厌，姑存其稿，聊志吾愧，他时澄心再作，即以此为进阶之道耳。”这可以说是他临写此图的全部背景。再从顾氏临本中所作人物的衣褶的笔线来看，取法于唐画家吴道子的“莼菜条”，然尚欠飘举之势。这便是他“不敢设色，已觉匠气可厌”的真实原因。有关山民在该图署名“古剑子”别号的论证，则可从诗人江湜《古剑子写葡萄见赠，题诗其上。古剑子，顾子长自号也》便可证明。
“棱伽山民”其人其事
棱伽山民顾大昌，原名镒，字子长，一字芸台，号古剑子、棱伽山民、偶然、鞟翁、肥猪等等，室名有万卷楼、惟德堂等。元和（今苏州）人，居定慧寺巷。清嘉庆廿年（1815）岁次乙亥生。卒年应在清光绪十年（1884）稍前。曾师从刘彦冲学画，性喜老庄之学，好吟咏，精于书画古籍碑帖鉴赏，收藏美富。清咸丰三年（1853）时因太平军势及吴中，吴郡人士纷纷迁徙，顾氏一度避地瓯闽，以业医为活。所作《瓯闽奇物图》（现藏台湾高雄市美术馆）即作于其间。同治三年（1864）后归里。“山民不乐家居，时在荒谷绝涧，或箕踞松石间。”应即在其时。
由于顾大昌为顾野王（字希冯）第四十一代孙，而顾野王的坟墓在楞伽山下之下周村，顾大昌之棱伽山民之别号应该由此而来。
至于山民的生卒年岁，生年可从他于光绪元年（1875）所作《奇柏图》来证实。此作用笔酣畅，所写古柏的造形古拙奇特，气势雄健，古柏下部有点石，上生灵芝，下部缀有双钩墨竹，当为祝寿之征。图右题曰：“道在柏树日月长，万物资生资一阳，辟阖推荡仰斗光。乙亥（1875年）四月十九日画于惟德堂。棱伽山民”。画家题后意犹未尽，再题“托迹岩阿不记春，风摧雪压见精神。量材臃肿难为用，枝叶犹堪寿世人。民又书”。观画并品读两次题识，不由让人联系起上文中已提到山民“喜吐纳导引之术。体丰硕，自号肥猪”之语。而他所画古柏之奇特、雄健，应为山民自我写照。又所署“乙亥”年款，正是山民周甲之年（六十周岁），而“又书”中有句“量材臃肿难为用，枝叶犹堪寿世人。”更是画家夫子自道语。山民一介布衣，善医，性好老庄之学。鉴此，这件《奇柏图》应该是山民顾大昌六十周岁所作自寿之作。据此上推山民当生于嘉庆乙亥，即公元1815年无疑。而究其卒年，可从汪芑《茶磨山房诗集》卷首有汪氏自识中来推知，其中有“甲申涂月工既竣”一语，以说明选诗工作于光绪十年（甲申，1884年）的农历十二月已完成。而在诗集中有《茶村先生以棱伽遗墨属题》一诗，由此便可推知山民的卒年应在清光绪十年（1884）稍前。
有关山民之子顾曾寿（1836-？），顾大昌撰《谒希冯公祠墓》中有述：“顾氏一百（零）八支中，大昌家为滚秀坊支，出同知凤臺□（此字无法辨识）中曾寿，甲戌科进士文基，中书科中书亮基。滚秀坊支与天赐庄支相近，同出黄埭。”据此不仅再可证实顾曾寿是顾大昌之子，而且还可知顾曾寿曾官凤臺（属凤阳府）同知，难怪今高悬在苏州虎丘“断梁殿”山门上的“大吴胜壤”巨匾即由其重立。又匾上有跋语：“虎阜有始祖希冯（顾野王）公书大吴胜壤匾，乾隆时重立，咸丰十一年曾寿辟避兵黄埭，见村肆败壁，板上有此四字，而‘大吴’（二字）已蚀过半，因以意补全，制匾置寺中，聊存一千四百余年旧迹焉。光绪三年二月，四十二代孙曾寿重立”。而从该匾所写识跋的书法来看，远不逮其父大昌。有关“甲戌科进士文基，中书科中书亮基”其中顾文基，是顾大昌之侄孙，为同治十三年（1874）甲戌科进士。而中书科中书（七品，文职京官）顾亮基即顾曾寿之子，顾大昌孙。至此，有关“好奇之士”“身世翳如”的清人棱伽山民顾大昌生平的大致情况也就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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