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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教授费巩的故事
姑苏晚报 20161016 B第03版
■沈伟东
费巩，江苏吴江人，费树蔚之子（费树蔚系柳亚子亲舅舅），袁世凯孙女婿。
费巩为民国时期政治学家，浙江大学教授，主讲政治经济学和西洋史。因参与民主宪政运动，1945年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并杀害。1978年，上海市政府正式追认费巩为革命烈士。
还是2005年的深秋季节，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高级工程师费莹如，陪同浙江大学校史部门的两位老师，来到苏州拍摄民主教授费巩烈士的资料。因费女士盛情邀请，笔者便匆匆前往桃花坞大街176号费树蔚故居。印象中的这处故居，坐北朝南，甚为进深，只是由于年久失修，现甚荒疏，院中尚存的鸳鸯厅、船厅、书斋、曲廊及百年古树，已是不堪入目；至于假山、水池则荡然无存。目睹此景此情，真是感到遗憾和心痛。这天，我等在破残的故居中小心翼翼地穿梭寻觅，身上沾满了蛛网和尘埃，不过在这里饶有兴趣地追溯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成了我的意外收获。
姑苏“二仲”爱国情深
费树蔚为苏州吴江同里人，系柳亚子的亲舅舅。他们是小娘舅大外甥，只有3岁之差，小时候经常在一起学诗和嬉闹玩耍。费树蔚欣赏柳亚子的才学，支持他的革命活动。费树蔚在他第二次来到袁世凯身边任职时，袁世凯正做着欲龙袍加身之皇帝美梦。为此，费树蔚和乡梓好友张一麐，都曾旗帜鲜明地直言劝谏袁世凯，要其切莫称帝。可是，袁世凯未有采纳之意。费树蔚和张一麐终于拂袖南归，双双离开京城，先后隐居苏州。1924年爆发了江浙“齐卢之战”，危及百姓。就在这紧急关头，费树蔚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竭力斡旋，使苏城免遭了兵祸。在苏州期间，费树蔚和张一麐利用他们的声望和影响，关心地方建设，为苏州的文化和公益事业做了许多善事和实事，被苏州人民尊称为“吴中二仲”（张一麐的字为“仲仁”，费树蔚的字为“仲深”）。
费树蔚和张一麐、李根源在苏州最有影响的事是：1932年日本侵略军兵分五路攻打上海的第一次淞沪战争爆发，他们在苏州城西留园马路的孤儿园成立了抗日后援会，爱国老人们老当益壮，不辞辛劳，奔走于大街小巷，联系社会各界，发动捐款捐物。在苏州市民踊跃捐赠了一批大宗棉衣、药物、罐头食品等物品后，他们率领了有关人员，乘了铁棚车，及时送到沪郊真如暨南大学之十九路军司令部。随后又赴前线慰问抗敌将士。在这段时间里，他们还及时联络了红十字会、昌善局等慈善机构组成了救护队，火速奔赴前线抢救伤残将士，运回苏州救治。当他们了解到运到苏州的78位将士因抢救无效牺牲时，及时联系落实了营葬墓地，苏州城乡出现了万余人送葬的悲壮隆重的场面。
费袁连襟儿女姻缘
桃花坞大街176号主人费树蔚，少小聪颖，成年后更是才华出众。他先为官河南州牧，后由已在袁世凯手下任职的苏州老乡张一麐引荐，进入了袁的幕府。光绪33年（1907）袁世凯到了北京军机处，费树蔚于民国三年（1914）任政事堂肃政厅肃政史。
当时苏州有位湖南巡抚吴大澂，他是清末古文字学家、金石学家、书法大家和收藏家。在他于1886年（光绪十二年）担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其职责相当于今天的监察部副部长）时，针对沙俄对乌苏里江以东4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企图一步一步蚕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坚决斗争，捍卫了领土和领海的神圣权益。可清廷先前任命户部仓场侍郎成珂为中方勘界代表团团长时，成珂却是一个丝毫没有领土观念、没有民族正气的软骨头，一味向沙俄步步退让，结果俄国人不仅无理扩大了地盘，还使我国离大海更远了。吴大澂接手后，别看他人长得瘦弱，任上一天也不肯停歇，踏遍了边境的所有地域，晚上则秉笔直书，给光绪皇帝写了一份充满民族义愤和充满责任感的报告。报告写就，吴大澂就首先与沙俄据理力争，接着提议中俄两国共享图们江出海权。结果由于种种原因虽未完全达到目的，但还是获得了图们江的实际出海权，其战略意义难以估量，可谓功在千秋。
且说极有才学的吴大澂，他非常赏识费树蔚的才学，特将七女儿吴本静嫁给了费树蔚。几乎在同时，吴大澂又将六女儿吴本娴嫁给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为原配夫人。袁克定是袁世凯与原配夫人于氏所生的唯一的儿子。这样，费树蔚与袁克定两人成了连襟关系。然而，他们的关系远未至止，吴大澂两个女儿吴本娴、吴本静各自成家后，虽然一南（苏州）一北（北京）居住，但姐妹情深，平时书信不断。不久，姐姐吴本娴在北京有了女儿袁慧泉，妹妹吴本静在苏州生了二儿子费巩。吴本娴和吴本静出于亲情，都很喜欢对方的孩子，所以姐妹俩一经商量，终于玉成了费巩与袁慧泉这对姨表姐弟的婚事。这样，费树蔚的儿子费巩也就成了袁世凯的长嫡孙女婿。据1981年新华书店发行的《费巩传》披露：费巩与袁慧泉于1925年结婚，那年费巩正在复旦大学上二年级，是放寒假回到苏州举办婚礼的，婚事这天，礼仪隆重，排场很大，新娘的嫁妆和贺喜人群，从桃花坞一直排到了拙政园，队伍长达数里。
民主教授浩气长存
费巩于1927年复旦大学毕业后，1928年出洋留学，先赴法国，因不习惯那里的浪漫风气，次年考进英国牛津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1931年获学士学位回国，受聘上海中国公学任教，并兼复旦大学课程。1933年秋，应邀到浙江大学受聘为副教授，后为教授直至牺牲。在浙大整整从教十二个年头。
在浙江大学，费巩主持正义，追求进步，不屈斗争。1935年的上半学期末，校长郭任远以胡乔木等10余名学生成绩不及格，给予退学处理。时任副教授兼注册课课长的费巩，知道胡乔木的成绩是80多分，于是，他异常气愤地责问郭任远：“学生们满股爱国热情，要求政府抗日，这是应该肯定和提倡的，怎能无端捏造其成绩不及格而开除呢？”郭任远气势汹汹地对费巩说：“这可是党部指示，不需要你管”。面对威吓，费巩毫不示弱，据理力争。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学校又作出了开除多位同学的决定。在这场正义对邪恶的斗争中，费巩又坚定不移地支持学生，并最终把郭任远赶出了浙大。
抗战爆发，1937年浙江大学辗转内迁到了遵义后，反动的训导长被愤怒的学生赶下了台。校长竺可桢为此三顾茅庐恳请费巩出任，费巩承诺仍以教授名义兼任不领取薪金的训导长。这时，国民党当局变本加厉地实施独裁专制统治，费巩毫不示弱针锋相对地予以无情揭露和坚决斗争。训导长当时的重要职责是管理学生思想，镇压学生进步活动，而费巩却反其道而行之，支持学生运动，多次营救进步学生脱险。他并建议和推动学生会将原有的《生活壁报》予以改革，举办成自由发表反对腐败和独裁政府的论坛，投稿者均用笔名，真名由费巩为他们保密。壁报从此成为浙大校园内坚强的“民主墙”，政府当局对其十分畏惧。费巩还利用讲台和进步杂志报刊不断发表反对独裁政府、宣扬民主与法治政体的尖锐言论。国民党当局将费巩视作“眼中钉”“肉中刺”。于是，他们将费巩列为重点防范对象，这就成了费巩后来遭受暗害的主要原因之一。
1945年3月5日凌晨，费巩正准备搭乘轮渡去北碚复旦大学开设“民主与法制”特别讲座，就在千厮门码头遭特务秘密逮捕而失踪。费巩失踪后，社会舆论哗然，复旦、浙大纷纷举行罢课、游行，抗议国民党当局的法西斯暴行。在重庆的四十余位留美教授联名写信给美国驻华代表魏德迈将军，请他出面营救费巩教授。1946年1月在重庆召开的国共两党政治协商会议上，参会的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王若飞、陆定一等同志，向国民党严正地提出了“立即释放叶挺、廖承志、张学良、杨虎城、费巩”要求。次年1月17日，《新华日报》又发表《迅速释放政治犯》社论指出：“……我们希望政府首先把张、杨两将军、费巩教授、叶挺将军、廖承志同志释放出来”。然而，中国共产党和社会各界尽管一再呼吁释放费巩，可国民党当局置若罔闻，蒋介石竟下达了尽速杀害费巩的密令。费巩被残酷杀害后，敌人为遮人耳目，又惨绝人寰地将他的遗体丢入“硝镪水池”里化为灰烬。一位年仅40的爱国民主人士、著名教授、政治经济学家费巩，被反动当局残忍杀害并毁尸灭迹！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不久，华东军政委员会随即派出专人，带着周恩来的问候和他亲自批示的特殊优抚金，专程登门慰问费巩夫人袁慧泉一家。1978年9月，费巩被上海市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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