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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和文人们的友谊
安顺日报 20160601 /
■张迪
杨绛出身书香门第，她的父亲杨荫杭和公公钱基博都曾被晚清状元张謇称作“江南才子”，杨绛还曾调侃说：“我特别有缘，从一个‘才子’家到又一个‘才子’家。”从小生活在这种环境的人，所交往的可以说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了——这一点，在杨绛的朋友身上可以得到很好的验证。
藏着陈衡哲的小秘密
陈衡哲年长杨绛21岁，按理说应该是两代人，但两人却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杨绛在《怀念陈衡哲》中这样写到：“我并不觉得她有多么老，她也没一点架子。我们非常说得来，简直无话不谈。也许她和我在一起，就变年轻了，我接触的是个年轻的陈衡哲。”
今天提起陈衡哲，可能有许多人不了解她，其实陈衡哲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非常有名的人物，早年留学美国，回国后任北大西洋史教授，是中国第一位女性教授。陈衡哲还创作过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当然这个问题目前还有争议，长期以来被公认的是鲁迅的《狂人日记》，然而早在鲁迅发表《狂人日记》一年前，陈衡哲就在《留美学生季报》上发表了白话小说《一日》。
杨绛初识陈衡哲是在储安平家，1949年春，任鸿隽和夫人陈衡哲到上海定居，储安平准备在家里为他们接风。当时储安平已经离婚，家里没有女主人待客，储和钱钟书夫妇熟悉，于是便委托杨绛帮忙招待女宾。
请客那天客人到了不少，摆了满满两大桌，但女宾却不多，除了杨绛外，只有陈衡哲和黄郛（国民党要人）夫人。陈衡哲和黄夫人显然是极熟的朋友，在饭桌上总是窃窃私语，说杨绛非常像黄夫人去世的妹妹。那天晚上黄夫人对杨绛非常热情，后来还接杨绛到她家去过一次，送给杨绛一大捧带露的白蔷薇。杨绛说黄夫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看见了与亡妹约莫相似的影子”，她觉得自己“就好比《红楼梦》里‘五儿承错爱’了”。
此后不久钱钟书和杨绛去陈衡哲家拜访，杨绛家附近有一家有名的点心铺，卖的鸡肉包子皮暄、汁多、馅细，味道也好，于是便带了一些去陈家，任鸿隽吃了非常欣赏。当时杨绛在震旦文理学院教两三门课，日子过得很轻松，而钱钟书工作忙，于是杨绛便常去找陈衡哲聊天，去时总忘不了给任鸿隽带一笼包子，“因为任先生吃鸡肉包子吃出了无穷的滋味，非常喜爱”。
杨绛与陈家有亲戚关系，按辈分陈衡哲是“长辈”，但杨绛总是当面称呼她陈先生，写信称莎菲先生（陈衡哲笔名莎菲），背后就直呼其名，而陈衡哲却要她叫“二姐”。杨绛在陈衡哲面前非常自在，既不是“承错爱”的五儿，也不是长辈和小辈的关系，就像忽然相逢的好朋友。陈衡哲夫妇也没把杨绛当外人，有时夫妻俩吵闹，陈衡哲把身体撑成一个“大”字挡在卧室门口，不让任鸿隽出去，任先生想从一边突围，但没有成功。陈衡哲得胜，笑得很开心，任先生虽然输了，但也笑，杨绛在一边也跟着笑，他们不嫌她，杨绛也不觉得尴尬。
陈衡哲、任鸿隽和胡适是留美时期同学和好友，据说胡适和陈衡哲还有一段“绯闻”。上海快解放时，胡适去陈家，钱钟书和杨绛也去陪客，照例带了刚刚出笼的鸡肉包子。当时的情况很微妙，南京政府败退在即，杨绛和钱钟书打定主意留在大陆，陈衡哲夫妇也倾向于不走，胡适却不便留下，他这次来实际上是和陈衡哲夫妇道别的，大家都明白，这一去可能就是永别，但都心照不宣。
杨绛在文章里曾记述了她与陈衡哲之间的一个秘密，两人单独在一起吃“便饭”，期间陈几次欲言又止，又忍不住要说，最后她问杨绛能不能保守秘密，连钱钟书也不能告诉，杨绛答应了，于是陈衡哲便告诉她一件事。这个秘密杨绛一直藏在心里，谁都没有说过，后来杨绛在《怀念陈衡哲》中说：“事隔多年，很自然地由埋没而淡忘了。我记住的，只是她和我对坐吃饭密谈，且谈且笑的情景。”杨绛说“淡忘”大概是为尊者讳，陈衡哲说的那个“秘密”很有可能是陈与胡适之间的故事。
杨绛与陈衡哲面对面的交往只有几个月时间，但她们之间的通信却长达十几年，直到文革前后才失去联系。1976年1月，杨绛从报上知道了陈衡哲去世的消息。
与钱穆先生同行
史学大家钱穆与钱钟书同属无锡钱氏家族，1930年代初，钱穆曾与杨绛有过一次交往，多年以后，两人都曾撰文忆及此事。
1933年初秋，杨绛与钱钟书在苏州订婚，钱穆也参加了这个订婚礼。杨绛刚刚考取了清华大学外文研究所，马上开学，钱穆当时在北大教书，暑假后也回北平，于是钱基博便将杨绛介绍给钱穆，并请他带杨绛同行。
钱穆和杨绛坐的是三等座，两人还不熟悉，对坐车上，没什么话可说，钱穆问什么，杨绛就答什么，就像学校里的老师和学生。杨绛吃不惯火车上卖的油腻食品，带了一些水果和饼干，她请钱穆吃，但钱穆很客气，躲到一边去了。中途到站停车，站台上有小贩兜售油豆腐粉汤之类的小吃，杨绛看见钱穆站在那里捧着碗吃，一点也没有大学教授的样子。
从苏州到北平有三十几个小时的旅程，非常无聊，火车过了安徽滁州，窗外景色逐渐荒凉，没有山水，没有庄稼，没有村落，只有绵延起伏的荒野，过了蚌埠，依旧如此，杨绛不禁叹道：“这段路最乏味了。”杨绛的抱怨打开了钱穆的话匣子，他对杨绛说：“此古战场也。”然后讲述了哪里可以安营，哪里可以冲杀，尽管都是些历史上的旧事，钱穆却讲得有声有色，让杨绛陡然而生思古之幽情，后来她在《车过古战场》中说：“经他这么一说，历史给地理染上了颜色，眼前的景物顿时改观。”
车进山东境内，钱穆谈兴更浓，他指点着远处的抱犊崮，告诉杨绛民初临城劫车案的经过，还讲了抱犊崮的来历，由于山是平顶，四周皆悬崖，不怕丢失，所以附近乡民便将牛犊抱上山来，让小牛自己吃草长大。杨绛可能不太相信这个说法，因为她在文中有“我忘了小牛怎么下岗，大约得等长成大牛自己下山”之类的话。
到北平后两人就分手了，从此没有见面。后来杨绛经常往返北平和苏州，每当路过“古战场”，就会想起谈风有趣的“宾四（钱穆字宾四）先生”，还有他讲的那些事情。
傅雷的赞赏
翻译家傅雷是杨绛的同行，也是她的朋友和兄长。
杨绛的翻译生涯源于清华时期，当时她是外文所的研究生。有一次外国文学教授叶公超请杨绛吃饭，叶也是钱钟书的老师，作陪的是清华才女、后来成为陈梦家夫人的赵萝蕤，当时杨绛猜想，这是叶先生要认认钱钟书的未婚妻吧？不久，叶公超又把杨绛叫来，要她翻译一篇晦涩难懂的政论文章，说是《新月》要用，杨绛又猜，这是叶先生要考考钱钟书的未婚妻吧？杨绛大学虽然读的是政治系，但对政论却毫无兴趣，最后勉强交卷，没料到叶公超看过后却说很好，不久就在《新月》发表了，这是杨绛的第一篇翻译作品。
抗战胜利后，储安平创办了大名鼎鼎的《观察》，向杨绛约稿，杨绛正在读哥尔德斯密斯的散文《世界公民》，于是便译了其中一段交差。这是一篇极短的散文，名字叫《随铁大少回家》，杨绛感觉译得不好，但傅雷却非常欣赏，杨绛以为傅雷是客气，便谦逊了一番。傅雷忍耐了一分钟，随即便沉着脸发作道：“杨绛，你知道吗？我的称赞是不容易的。”傅雷的赞赏对杨绛是个极大的鼓励，多年以后，她对此事还是念念不忘：“我实在感激他对一个刚试笔翻译的人如此认真看待。而且只有自己虚怀若谷，才会过高地估计别人。”
杨绛是在抗战胜利前夕认识傅雷的，她和钱钟书在好友宋淇家里初次与傅雷夫妇见面，从此成为朋友。杨绛与傅家住得很近，晚饭后经常与钱钟书一道去他家夜谈。当时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白色恐怖压的人喘不过气来，杨绛后来回忆，只有在傅家朴素优雅的客厅里和朋友们谈天说地，才能呼吸到一些新鲜空气，打破日常生活里的沉闷和苦恼。1970年代末，傅雷的儿子傅聪回国探亲，还和杨绛谈起当年傅家的夜谈：“啊呀，我们真爱听钱伯伯说话呀！”
傅雷是个对自己要求极为严格的人，总认为自己的翻译笔法呆滞、无趣，他向杨绛和钱钟书请教，说是熟读了老舍的小说，但也没达到老舍般的幽默。杨绛和钱钟书劝他多读一些作品，熟读一家还是不够的，每当这时，傅雷总是叹息自己读书太少——有人总爱说傅雷狂傲，其实是没有看到他谦逊的一面。
1949年后，杨绛和钱钟书去北京工作，和傅雷见面的机会少了，但仍然书信往来。1963年杨绛到上海探望生病的妹妹，顺便看望了傅雷夫妇。这次见面，杨绛向傅雷请教了一个专业问题，她一直厌恶翻译作品中外国名字的佶屈聱牙，设想将它们一律中国化，和傅雷谈过后，这个“大胆创新”却遭到他的否定：“不行。”至于为什么不行，杨绛在文章中没有细谈，想必傅雷自然有他自己的见解。
第二年杨绛又去过一次上海，但行程匆匆，没来得及去傅家拜访。1966年9月3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傅雷夫妇在寓所双双自杀，几年前的那次相会，应该是杨绛与他们的最后一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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