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州园林的“能主之人”
苏州日报 20150423 A第14版
■曹林娣
江南富宦大贾文人之地，荟萃了私家园林的精华，而“江南园林，论质论量，今日无出苏州之右者”！自“吴宫花草埋幽径”，诞生于六朝的苏州士人园林一枝独秀，一脉至今，成为中国士人山水园的代表。
刘敦桢先生谓“惟我国园林，大都出乎文人、画家与匠工之合作”。明计成《园冶》说，一般兴造“三分匠、七分主人”，而“第园筑之主，犹须什九，而用匠什一”，“主人”非园主，乃“能主之人也”，即负责设计的人，“能主之人”的意中创构和胸中文墨，决定了园林思想艺术境界之高下。英国钱伯斯称这“能主之人”为“画家和哲学家”。
苏州山泽多藏育，土风清且嘉，至南朝，完成了从尚武到尚文的转型。此后，“文字之盛，甲于天下，其人耻为他业，自髫龀以上，皆能诵习举子应主司之试”，“家家礼乐，人人诗书”，“髫龄童子即能言词赋，村农学究解律咏”。苏州成为诗画渊薮、状元故里、良匠之乡。“千百年来人材辈出，文章事业，震耀前后”。明代徐有贞在《苏郡儒学兴修记》中写道：“吾苏也，郡甲天下之郡，学甲天下之学，人才甲天下之人才，伟哉！”
“中国文化有与并世其他民族其他社会绝对相异之一点，即为中国社会有士之一流品，而其他社会无之。”士大夫高雅文化是园林文化的主体，士人为中华五千年文化的载体，“士”信守的是“道”，这个“道”在“士”的眼里，是高于皇权的。“志士仁人”们信守的“道统”与专制政治之“政统”产生激烈碰撞，于是，贬退下野者有之，急流勇退者有之，“守拙归园田”者有之，他们将平生积攒起来的钱财，为自己构筑起“安乐窝”。文人的独特审美能力和曾经从宦带来的财富积累，使他们具备了将文人的审美情趣、道德理想等融入园林的山水建筑植物中去的能力，既将园林视为一种艺术作品，又不忘园林的实用目的，这样，创造出的园林成为集善、美于一体的居住文化的结晶、诗意栖居的文明实体，也是文人们将案头山水化成的地上文章，具备“画境文心”，并容纳了完备的士大夫文化艺术体系，使生活艺术化、艺术生活化，成为荟萃文学美、哲学美、绘画美、建筑美、山水美、植物美等的综合艺术殿堂；承载东方格调最集中最优雅的载体，它保存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生命印记”，体现着中华文化精英累积起来的生存智慧和生活艺术。
苏州园林的“能主之人”，除了能诗善画又能造园的文人士大夫，有吴门画派的沈周、文徵明、唐寅、文震亨等，有写出号为“千古未闻”之作《园冶》的“儒林匠氏”计成、写出“南方中国建筑之唯一宝典”《营造法原》的“江南耆匠”姚承祖等，他们精画艺、擅叠山，目营心匠，皆不待假手他人者；还有实际操作的山匠梓人，因为“昔人绘图，经营位置，全凭主观，谓之为园林，无宁称为山水画。抑园林妙处，绝非一张平面图所能详尽”。文风鼎盛的苏州，乃“世界手工与民间艺术之都”，擅画事的能工巧匠辈出，如叠山大师有：明陆俊卿、张南阳、周秉忠、清初张南垣父子、戈裕良等人；吴中土木之工，香山帮为最，香山又称“南宫乡”，因吴王在此设立离宫——“南宫”而得名，“主好宫室则工匠巧，主好文采则女工靡”，那里“家家有匠人，户户有绣娘”。杰出代表乃明代时号“蒯鲁班”的“匠官”蒯祥。另有世居虎丘之麓、以重艺垒山为业的朱勔后裔“花园子”等，“类皆丘壑在胸，借成众手，惜未笔于书耳”，却留下了许多巧夺天工的园林艺术瑰宝！
正因为苏州园林是“能主之人”为“精神创造的环境”，绝非花草、树木、山石、溪流等物质原料堆砌起来的无生命的形式美构图，故如恽南田所说“谛视斯境，一草一树、一丘一壑，皆（洁庵）灵想之所独辟，总非人间所有，其意象在六合之表，荣落在四时之外”！
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写道：“人类没有任何一种重要的思想不被建筑艺术写在石头上。”我们可以说，中华民族以道家思想为底蕴，融合儒家礼教、佛家禅宗等多种思想流派的精华，都被写在苏州园林的山水、植物和木头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