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林:苏州文化的乡根

姑苏日报 20150521 B第01版

■刘郎

“姑苏讲堂”昨天在苏州大学本部全新亮相,刘郎开讲《园林:苏州文化的乡根》,博得满堂喝彩。本报摘录讲座精华,以飨读者。刘郎系电视纪录片资深编导,先后任职青海电视台与浙江电视台,高级编辑,全国首批获国务院津贴专家,全国”新闻百佳”,并获全国德艺双馨电视艺术工作者称号,从事纪录片创作三十余年。代表作品有《西藏的诱惑》《天驹》《上下五千年》《江南》《傻子沉浮录》《苏园六纪》《苏州水》《月满天心——从李叔同到弘一法师》《七弦的风骚》《乡关何处——关于王阳明》《心契苍生——关于黄宗羲》及十集系列片《西湖》等。另有《西部的星空》《风骚》《秋泊江南》等多部专著出版。作为一种文体,其解说词作品《蕉窗听雨》被收入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中国现代文学经典》。

  刘郎

  苏州园林并不仅仅是几座亭台,几块山石,几本花木

  有些朋友可能知道,我之所以敢来试着讲园林,是因为十五年前,曾经拍过一部关于苏州园林的系列片《苏园六纪》,正是在那一阶段,作了一些关于苏州园林的功课,使我对园林文化、园林艺术,园林美学有了一些理解与感悟。
  “乡根”这个词,我是从叶嘉莹先生那里借来的。我想,叶先生的这个“乡根”,远比“乡怀”“乡情”“乡愁”什么的,更有涵容量。任何文化,都是有根的。如果按照伍子胥建城的说法算起,苏州古城2500多年的历史,其实就是我们的“乡根”。而我们常常引以为荣的独家品类——如园林,昆曲,工艺,以及其他诸多的特色文化,都是苏州文化的“根群”。与其他的城市相比(包括杭州这样的城市),正因为苏州文化的“乡根”与众不同,所以,它才有了自己独特的品格与品性。
  当年,在采访文化老人谢孝思的时候,谢先生曾经说,

  “我的家乡是贵州,那里的大户人家也造园林,但是终归造不成。为什么?就是因为,苏州这里挖水池,一挖下去就是水,而贵阳那里,一挖下去,就是石头。”我们知道,造园有四大要素,理水,叠山,古典建筑和花木栽植,而水,乃是造园的第一要素,——这正说明了苏州在地理上的位置特征,即现在常说的“区位优势”。我们常说,苏州的最大特色是水,因为它一向被称为“东方水城”。詹刚总编辑任苏州电视台台长期间,也是在陆文夫先生的策划下,邀我拍过一部名为《苏州水》的系列片,说的正是苏州的水文化。当年因为拍摄《苏州水》而积累一些关于水文化的知识与思考,后来我又用到了十集系列片《西湖》当中。
  我为《西湖》所写的导演阐述,很长,《人民日报》发表的时候,作了压缩,从内容里摘了一句做题目,倒是很贴切,题目是《从婉约当中发掘豪放之美》。这还正是我一向的追求:一要追求风骨意识,二要追求恢弘视野。基于这种理念,我借用日本的一本名为《气的思想》的书,对水文化在中国文化版图上的位置,在第一集开篇的时候,即在介绍西湖是如何形成的时候,作了这样的表述——
  我们的祖先,曾经在传统医药的站位上,来划分我们的文化版图——
  黄河流域,是针灸文化圈;长江流域,是本草文化圈;江南一带,则是汤药文化圈。这种汤药文化圈的概括,真是挖到了江南文化最为本质的特征。它与“针灸”、“本草”截然不同的是,一个“汤药”的“汤”字,是指液体,而两个读作“商”音的“汤”字,便可以用来形容横无际涯的水势。初中的老师们在讲解《岳阳楼记》的时候,总是特别强调这一点。
  因此,这汤药文化圈的说法,便让人们把自己全部的注意力,直截了当地扑向了水的主题。
  然后就是西湖的形成。地火奔突,岩浆翻涌,三来两去,便出现了大海退潮之后的潟湖,即西湖的前世今生。
  我有个体会:作品有了一个好的开局之后,要想将你的主题一以贯之,必须要“咬”得住,一如郑板桥的“咬住青山

  不放松”。所以,在讲西湖、讲水的时候,隔三差五地就要拉
  扯一下水的形象。
  从“乡根”的角度来讲,我觉得,的确有了解一番苏州园林的必要,苏州人不了解苏州园林,说不过去。当年我拍《江南》的时候,拍到苏州,住在乐乡饭店,我曾经很偶然地问过一位服务员,说你知道不知道陆文夫,她回答道,苏州人嘛,怎么不知道陆文夫呢。我觉得,他回答得很有自豪感。同样,不管是老苏州人,还是新苏州人,就应当深入了解一番苏州园林,因为家乡的文化,不但会增强自己的自豪感,而且还会派生许多的东西,其中的一种,便是——“乡情”。

  苏州园林看似简单,但要对它进行了解,却极富弹性

  向苏州园林探胜寻幽,我以为至少会有三种提升,我把它总结为三种收获,或说三种作用:
  一、苏州园林对重温古城历史有引发作用;二、苏州园林对阅读古典文学有感发作用;三、苏州园林对电视艺术创作有生发作用。最后一项,不是再讲一次《苏园六纪》,而是重新站在电视创作的角度,讲一讲我对苏州园林现在的憧憬。
  应当说,众多的苏州园林,就是众多的历史符号,因为它们产生于不同的年代,有着不同的特征。宋代的沧浪亭,元代的狮子林,明代的拙政园,清代的退思园,等等,都有着迥异的风貌。现下,苏州新造了不少的园林,或说是新造了不少园林式的楼盘,从形貌上看去,它的确也可以算是苏州园林,但是,它绝不会让你产生一种对岁月的敬畏,和对历史的遐想,因为它还没有什么文化的含量,也没有历史的包浆。拙政园里的那株岁岁开花的紫藤,之所以被称为历史的见证,就因为它不是一般的、从绿化公司里移栽而来的普通植物,而是它曾经有过一位文化先贤的手泽。
  我在为孙君良先生的《拙政园三十一景》画册作序的时候,写过这样一段话:虽然钱谦益已经远去,虽然柳如是已“经杳然,但这座吴下名园,却依然涵咏着四百多年的园事沧桑。”完全是出自于对历史的敬重。
  苏州园林既然是艺术作品,它便一定有这样几个要素,一是主题,二是结构,三是细节。而其中的诸多细节,恰恰应了我今天所要说的第一个作用,即——对历史知识的引发作用。
  大家都知道著名的景点虎丘,——虎丘当然可以归到苏州园林的范畴,但我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注意虎丘风景区那里有一座五人之墓。它虽然在一个边边角角的位置上,但这五人之墓在历史上却非常有名,《古文观止》中的最后一篇,就是张溥写的《五人墓碑记》。数百年来家传户颂的《五人墓碑记》,讲的是苏州的一些义士,反对魏忠贤迫害东林党而遭到杀戮的事件。那么,如果往深里看,通过这篇文章,我们便可以了解一下东林党是怎么一回事。  “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去年春恨却来时。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记得小蘋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诉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飞。”“漠漠轻寒上小楼,晓阴无赖似穷秋。淡烟流水画屏幽。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宝帘闲挂小银钩。”我越琢磨越觉得——它特别像耦园或是留园的景物。
  在古典诗词当中,我还觉得,田园风光比较接近“诗”,园林景物比较接近“词”,因为“词”的特性,是讲求“蕴藉”,而园林的特性,恰恰是“隐”——该露的露,该藏的藏,讲究遮蔽,讲究浑化,讲究回环。但它们都是让人在有限的空间当中,让人产生联想、憧憬与感发。
  我在《苏园六纪·吴门烟水》一集中讲道,“吴中大地,是诗词的家乡”,算来并不为过,因为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些经典,写的恰恰就是苏州,如贺铸笔下的横塘,“凌波不过横塘路,但目送芳尘去。”“试问闲愁都如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范成大范石湖的《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读起来是那样具有亲切感:“种园得果廑(同勤)偿劳,不奈儿童鸟雀搔;已插荆针樊笋径,更铺渔网罩樱桃。”春夏之交,樱桃红熟,害怕鸟雀吃樱桃而罩上了渔网,真是生动极了。每一次读到这些诗词名作,我都会有一种感觉——这就是住在苏州,和古典诗词有一种特别的亲近感和融入感。
  叶嘉莹先生有一本新书,叫《红蕖留梦》,用自己的忧患余生,算是把“词”是什么讲透了。
  叶先生的这本《红蕖留梦》,其实是关于人生的书——《红蕖留梦》,它还有个副题——“叶嘉莹谈词忆往”,不知道别人读了以后怎么样,反正我读了以后是非常感动的。我以为,读书有三种层次,一是开心,二是开眼,三是开慧,叶先生的这本《红蕖留梦》,便是让人开慧的书。
  由于对古典诗词的喜爱,我也试着写一点。
  刘振夏先生是我们苏州的画家,他写了一本回忆录,名叫《情画未了》。振夏先生今年74岁,他的父亲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位将军,名叫顾贯云,振夏先生的伯父则是顾祝同(据说是当年抗日第三战区总司令),1949年都到了台湾,将当时只有九岁的刘振夏留在了大陆,从此,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青年振夏那是混了一个惨,但他通过自己的“天行健而自强不息”,成为了一位极有成就的人物画家。我读了他的回忆录之后,弄了一首小词:
  水调歌头·夜读振夏先生《情画未了》感赋
  画家为著述,不过述丹青。未料奇书一卷,深夜撼魂灵。敢信将门之子,悟得文章大道,修辞立其诚。字字亲人泪,行行未了情。孩提苦,中年厄,一身承当。天堂驻脚,却落地狱十八层。堪比但丁炼狱,一篇当今《神曲》,笔调却轻松。不解风霜味,何以画苍生。
  如果按照叶嘉莹乃至王国维的标准,我的习作实在算不上是什么“词”,因为它并不“蕴藉”,过于直露了。当然,苏州园林里,也有一些径直道来的文学作品,这就是园林楹联。园林楹联其实也是一种特有的精神财富,堪可玩味。我最欣赏的园林楹联,是网师园里的“曾三颜四,禹寸陶分”(郑板桥撰句,是说像曾子一样,“吾日三省吾身”,像颜子一样,“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禹寸陶分”,是说像大禹和陶侃一样珍惜光阴的每一寸每一分),拙政园里的“蝶欲试花犹护粉,莺初学啭尚羞簧”(取自皮日休律诗中的颈联),还有耦园里的“卧石听涛满衫松色,开门看雨一片蕉声”。后面一联尤其精彩。我曾经给朋友提过建议,说,你们要去游园,千万不要忽略那些园林楹联,它们既是园林的构成部分,也是千挑万选摘出来的让人惊艳的佳句,反复回味,真是美的享受。

  用人物来体现“园林的历史,园林的要素和园林的流变”

  如上所言,在拍摄《苏园六纪》过程中,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有了一种园林情结,《苏园六纪》中有一段解说词:“这些吴门画派的中坚人物,生于斯,长于斯,终老于这一片软水温山。”我想,我虽然不是生于斯长于斯——而是生于易水荒寒之地,长于昆仑莽荡之区,但如果也能够终老于太湖之滨的这片软水温山,一定也会心满意足,因为苏州古城的确是一座值得热爱的城市,尤其是它的环城山水和众多的人文遗存。
  现在,“梦”这个字使用的频率非常高,我也偶尔做做园林之梦,即,若是有机会,重新拍一次苏州园林,或者是希望有人再重新拍一次苏州园林,我在其中做做十几个人的“禁军教头”,也非常满足。再说,《苏园六纪》毕竟是十五年前的旧作了。当然,题材重拍,有超过前面的,也有不如前面的,不但许多所谓重拍的红色经典没有超过以前的经典,还有糟践之嫌。说实话,新版《智取威虎山》就不如1960年八一厂拍的《林海雪原》,不信大家就去看一看。艺术创作之要,就是要遵循一些艺术规律。偶然间在五四那天搜到电影频道,先是看到《致青春》后半段,后来又看到《山楂树之恋》前半段,两相比照,真是高下立见,后者的那种“电影的”感觉,一上来就十分老到,真是“姜是老的辣”。
  当然,重拍一部同一题材,不是靠着摄影技术的更新,不是依赖电子手段的制作(当然这些手段也非常重要),而是真的有了新的灵感,新的思想,新的亮点,关键是要有认识上的新意或曰突破。
  从结构设计上讲,首先就应当将一些和园林有关的人物推到前景,用人物来体现“园林的历史,园林的要素,和园林的流变”。这些人物,就包括宋徽宗,文徵明,计成,盛宣怀和陈从周等人。
  先说宋徽宗。看起来宋徽宗和苏州并没有多少直接搭界的地方,但是,如果讲起一件和园林有关的事,那么,大家都会相信他绝对和苏州有关,这就是“花石纲”,而征采太湖石的总指挥朱勔,又是苏州人。狮子林号称“假山王国”,据说也多是“花石纲”的遗物。
  宋徽宗不仅将石头变作了笔下的绘画题材,而且对造园艺术也作出了重大贡献,——这贡献,就是把太湖石弄成了文化的图腾。北宋的大书画家米襄阳也是石痴,但“米芾拜石”照这位皇帝的能量,差得远了去了。
  浙江卫视正在拍摄系列片《南宋》,委我撰了两集稿子,一头一尾,——《遥望中原》和《诗词的流域》。
  可以说,在中国所有的帝王中,就艺术成就而言,无人能出——琴棋书画无一不能的徽宗其右。其实,除了这些造诣,宋徽宗还是一位在中国历史上承前启后的园林大家,而综合了多种元素的园林文化,却又是东方艺术的又一片独特领域,水也深得很。
  宋徽宗曾在开封城北,建造过一所浩大的皇家园林——名为艮岳。在八卦当中,“艮”,既代表山岳的概念,又隐含男子的意思,而在宋徽宗的子女中,恰恰是女儿虽多,子嗣却少。山为阳,水为阴,为了多子多嗣,所以,以艮岳调弄风水,也是本次造园的初衷。但不管怎样说,这“艮岳”与“艮山”,虽然字面略异,含义却也相通。
  园林艺术的要素,是理水、裁山、园林建筑和花木栽植。当然,园林所需要的山,只是象征山岳的石头。但,这石头又不是普通的石头,——它要具有瘦漏绉透的特征。不过,这最好的园林用石,又非北地所产,这里的每一块太湖石,都来自中国的南方。
  我以为,欣赏石头——我指的是“观赏石”,最高的层次,不是这石头像什么,而是它在提供了审美愉悦之后,让人产生无穷的联想。现在流通的许多石头,不少都是视觉垃圾,根本不入流。苏州境内,最好的石头,是织造署的瑞云峰,体量,造型,比例,都有造化之奇,都有惊心动魄之美。一位日本学者考证道,说石头的意蕴当中蕴藏着骷髅的意象,那么宋徽宗这样聪明的人,他能意会不到吗,我觉得真是值得仔细研究一番。
  当然,讲宋徽宗的这条线索,并不是到此为止,要用这条线索,讲一讲南北文化的交合融汇,才有意思。我在《遥望中原》里,已经露出了豪放与婉约、强韧与幽微、阳刚与秀美——形同水乳的端倪。

  写好苏州园林,就是写好文徵明

  写好苏州园林,有一个关键部位,就是写好文徵明。当然,明代的蒯祥——天安门或说紫禁城的营造者之一(香山帮的代表),叠石大家戈裕良、张南垣等等,都是应当涉及的人物,但文徵明却是核心点位,因为文徵明代表着吴文化的方方面面,几乎可以说是吴文化的化身。在吴门画派当中,应当说文徵明成就最高。文徵明一生共历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享年九十岁,经过的事情特别多。不要说他的诗文书画的造诣,即以到八十七岁高龄,还能以蝇头小楷写《离骚经》和《金刚经》——别说那时有没有花镜了,即便有花镜,也是生命的奇迹。当然,要说美术和园林的关系,还有一位画过狮子林的元代画家倪云林,但他不像文徵明一样,直接参与园林的营造。
  我觉得,写好文徵明这个人物,关键在于要写出一位文化人物的心态。白居易曾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写好一位文化大家的心态,这作品才有现实意义。园林属于隐逸文化的话题,而文徵明到了晚年,这位“文待诏”已经完全不再考虑“待诏”的问题了,而是一心一意地将自己“隐逸”到艺术里。完全不像现在的所谓艺术家,“功夫”完全在“诗”外,成天炒作自己。我有时候还在联想,如果反过来做比方,他真有点当代的启功先生的意思。我曾经有过拍摄启功的计划,都和启先生说好了,因为其他原因,没有拍成,非常遗憾。文徵明一生从事书画,但他生前可能没有开过一次书画展,然而,只要有真正的价值,后人自会想着你的。近年来苏州博物馆策划了四位大家的专题展(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四人,一年一次),真是功德无量。《衡山仰止》的展览我一共看了三回,看到文徵明晚年的小楷,真是震撼。我在早期作品《鬼斧》当中,写过这样两句:“想留下名的没有留下名,不想留名的却千古流传”,也有上面说的这层意思。文徵明的一生,完全与孔子所说的应有的生命规律相吻合,“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七十三岁就死了,没有说八十以后怎么样,但他说过:“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他还有一句话很重要——“知我者,其天乎”?后来的文徵明就是这样安安静静地,以书画颐养天年,十分沉潜地将自己与艺术划了一个生命的等号,让他的“知天之命”,与老子的一句名言融化在一起,这便是“死而不亡者寿”,使这一座文化的衡山,让一代代后人,景行景止,感到他越来越伟大。
  一些践行隐逸文化的前贤,重精神,轻物质,像严子陵、陶渊明等等,“种豆南山下“,“带月荷锄归”,就可以了,但要是造个苏州园林却不行,因为它需要大量的资材,若是“上无片瓦之覆,下无一陇之植”,你只能作园林之梦——其实是白日做梦,我在《苏园六纪》当中已经作过对造园起因的总结,述说了资财是造园的基础。“文革”时代,西方导演安东尼奥尼拍《中国》的时候,也来过苏州,也拍了苏州园林,安东尼奥尼是这样说的——他说:“苏州园林,是官员退休以后养老的地方”,真是说得言简意赅,也精妙至极。不过,盛宣怀却是没有退休就成了园林主人的,因为他是盛康的长子,属于继承,他主要的活动场所是在上海、汉口和北京,并不是在苏州。之所以想通过盛宣怀这个人物来说说“财富流转”的规律,就是想到了“财富流转”的过程,既有规律,又有巧合——加起来便是故事性。
  园林主人自是很多,但我觉得选盛宣怀来说一说,主要是因为盛宣怀所处的时代,所拥有的身份,可以与近现代历史接轨,1916年,72岁的盛宣怀在上海病逝,丧事办得很大,为了送葬,盛家还拓宽了留园的马路,这也是苏州现代历史上的第一条大马路,真是值得一说。按一般的说法,拙政园的后人一夜之间把园子输掉,有一点野史的味道,好像不具备多少说服力。另外,盛宣怀的时代,已经有了活动影像,在说时代背景的时候,还可以足资匹配。
  当然,拍摄园林电视片,其实是很吃亏的,因为它有两个难点,一是比较静态,二是表现古人,要有今天的支点,而这个支点是很难找的。没有图像,从电视创作的角度讲,就不是一个好题材。如果仅仅是靠情景再现,靠找些演员来扮演古人,那么,还不如去拍电影电视剧。《南宋》就比较难拍,因为杭州虽然做过南宋的都城,但几块像样的城砖都没有留下来。请许多专家在片子里谈来谈去,那么,这部片子,就容易很像一个座谈会。电视访谈,最好是当事者讲他亲历的故事,只谈从书上看来的资料,很是滑稽,你讲“华佗给关云长刮骨疗毒”,你看见啦?新近有一部关于西藏的纪录片《第三极》,其中的访谈,因为都是当事者讲自己的故事,就很生动。
  综上所述,我以为,不管是出于创作,还是出于欣赏,要想深入地了解园林,真正的通道,不是别的,就是读书,就是通过读书来丰富自己的文史素养。大凡一种艺术作品、艺术种类,它所涵容的东西都不是孤立的,特别像园林这种综合艺术。当然了解一部作品也是需要耐心的,大家知道,《诗经》里的风雅颂只有305篇,但它所拉动的知识真是难尽其穷。即便是读个差不离(不能说已经弄懂了),也得要花点耐心,花点时间,我统计了一下,我读《诗经》,连正文带注解,尤其是注解,认真圈点一遍,总共用了45天完整的工作日。但这功夫总不会白下的,如果真正读了点古书,你再到苏州园林里去“移步换景”的话,你就会有一种海阔天空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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