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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晓莲：希望成为古琴文化的传递者
苏州日报 20160930 B第01版
■陶冠群
□陶冠群/文 杭兴微/摄
苏州怡园堪称一座古琴园林，自从清末建成开始，园内就有古琴教学和交流活动。1919年，一次汇集海内琴家的怡园琴会更是在古琴发展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1935年，又一次全国性的古琴盛会在怡园举行，成为中国近现代古琴发展史上一次里程碑式的事件，并直接促成了次年今虞琴社的成立。
时至今日，怡园内的坡仙琴馆是中国古典园林里现存唯一的古琴专用场所。今年6月19日，上海、苏州两地琴家和古琴爱好者相聚怡园，参加“琴脉在兹”上海古琴研究会怡园雅集，追忆前辈琴人，同享古琴、昆曲雅韵。作为活动组织者的戴晓莲在雅集中感慨地表示，她从小就是在今虞琴社的滋养下长大的，与苏州怡园颇有缘分，此次沪苏两地琴友相聚苏州，再续怡园琴会传统，很有意义。
七八月份，学校放暑假了，身为古琴老师的戴晓莲却闲不下来。南昌、武夷山、成都……她奔波于各地，参加古琴音乐会，给古琴爱好者上课，忙得不亦乐乎。
夏末的一天，苏报记者赶赴上海音乐学院，在一间墙上贴满了古琴活动海报，屋内放置着琴桌、琴椅和电脑、书柜等物品的教室中听戴晓莲教授畅谈她钟爱的古琴事业。
年少时跟随叔外公张子谦
学琴的日子很幸福
苏周刊：1936年3月初，今虞琴社在苏州成立，您的叔外公张子谦是创始人之一。您年少时跟张先生学琴后，他给您讲过今虞琴社的往事吗？
戴晓莲：1936年，今虞琴社成立，琴友们常在一起弹琴交流，琴社还编印了《今虞琴刊》。当时琴社社长是查阜西先生。后来，琴社几经磨难，抗战时期转入地下，一部分成员有时还聚起来有些活动。解放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主要是吴景略先生主持琴社活动。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琴社受到了影响，活动也中断了。
我从1972年开始跟随叔外公学琴，那时他刚从“牛棚”里出来，已经70多岁了，我才9岁。这段时间，还是受到“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影响，我们就断断续续在家弹弹琴。随着时间推移，情况稍微好一点了，他就聚集了一些古琴爱好者，渐渐有了想把今虞琴社恢复起来的念头。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上海的音乐氛围比之前更好了，老先生就带领大家参加上海音乐家协会组织的“上海之春”的演出。等到条件成熟后，今虞琴社就在上海复社了，由他主持琴社的活动。1988年，老先生离开上海去了天津，住在他儿子家里安度晚年，直到1991年去世。
我和老先生的交往主要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前半段是70年代刚跟他学琴的时候，后半段就是80年代跟着他参加了很多古琴交流活动和一些演出，直到他去了天津。前后加起来，我在他身边16年，正好是我从儿童、少年成长为青年的那段时间，也是一个人的人生观、世界观慢慢形成的阶段。我对一些事物的看法，我的艺术感知能力和审美眼光等的形成，可以说都是在老先生的影响下完成的。
苏周刊：您学习古琴主要就是受了张老先生的影响吗？
戴晓莲：主要是的。现在回想我七八十年代跟着老先生学琴的那个过程，真的是很幸福的。
我读小学那时候，学校里排课很松，下午基本上没什么课，两三点钟放学后就去老先生家里弹琴，几乎天天如此。虽然小时候对音乐的感悟是懵懵懂懂的，但为今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当时在老先生周围有一批古琴爱好者，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也成了古琴大家，像龚一、林友仁、成公亮、吴文光还有苏州的吴兆基等人。他们常常在老先生家里聚会、弹琴、谈琴，我也是听着他们的琴声成长起来的。所以，林友仁先生曾经开玩笑地说我就像是泡菜缸里出来的一个泡菜，一直就浸在古琴这个大缸里。这些琴家的审美情趣和演奏方式等，对我都有影响。
苏周刊：那样的学习氛围真是古琴爱好者梦寐以求的。
戴晓莲：老先生家那个氛围真的很好。当时，弹古琴这件事在社会上也只是刚刚萌芽，我在外面跟人家说我在学古琴，别人都以为是古筝，大部分人对古琴都不了解。
龚一他们那辈人那时在做的可以说是当时的新音乐，因为每个年代都有一批活跃的音乐家在做当代的音乐，这也是每一位古琴工作者所追求的。所以，我们一方面在酱缸里泡着，浸润于传统音乐中，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古琴艺术有新发展。比如，他们会把当时流行的民歌《浏阳河》甚至日本的《拉网小调》等改编成古琴曲来演奏。张老先生非常支持这些年轻人创新，也鼓励我向他们学习。
其实，在张子谦、吴景略、管平湖等几位老先生年轻时，他们也在古曲之外弹新曲，希望用古琴音乐来反映时代。前辈们对传承、发展古琴音乐的积极向上的追求的劲儿，让我这个小孩也能感受得到。
在不断学习和感悟中
提高自己的琴学修养
苏周刊：从跟着张老先生学琴开始，您就和古琴结下不解之缘了。
戴晓莲：是啊，那时老先生说我弹得不错，还让我好好地学习现代乐理知识，他觉得我在古琴方面还是有前途的。1981年，我考进上海音乐学院，在这片新天地中系统学习了现代音乐的理论、思维方式等。通过这样的学习，我逐渐思考如何使传统音乐更具有可表述性。因为老先生们在谈古琴音乐时，更多的是让人去悟、自己去体会，而现代音乐教育中有理论的总结，更有章法、逻辑性，可以把音乐结构分析给你听，这样也更有利于古琴艺术的传承。
1985年，我大学毕业，但那时社会上对古琴的认可度不高，也没有专业院团需要这个专业的毕业生，工作都找不到。不过，我们那时还是包分配的，于是，我被分配到学校图书馆工作，一干就是7年，待过资料室等不同部门，后来又转到学校的校报担任编辑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我的文字功底、逻辑思考能力和写作水平等提高很大。同时，那些年里学校开了古琴的选修课和留学生的相关课程，我也这样给学生上了不少课，但不是专业老师的身份。
苏周刊：那时学校的古琴专业没有再招生吗？
戴晓莲：当时社会上学古琴的人很少，确实有段时间招不到专业学生，学校也没设专业老师的岗位。
不过，上海音乐学院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开办了留学生点，吸引不少留学生来学习中国乐器，其中大多数人首选古琴，我就给他们上古琴课。后来，他们邀请我去荷兰做了10个月的访问学者。在荷兰期间，我拜访了汉学家高罗佩的太太，研究她收藏的古琴谱，并写了相关的文章，也受到学校的肯定。回国后，学校就把我调到了校报工作，这一工作又是7年多。
在校图书馆和校报工作的15年中，我一直没放弃古琴，努力通过在社会课堂中的学习、感悟使自己的琴学修养有所提高。
到了2000年，我终于调到民乐系当上了一名专业老师。
苏周刊：当时上音又开始招收古琴专业学生了吗？
戴晓莲：我到系里的头两年还没有古琴专业学生，我教的都是辅修的学生，等到第三年就有专业学生考进来了，之后每年一个、每年一个，渐渐学生就多起来了。
成为专业教师后的这16年中，我为古琴事业的发展做了很多事，这些事不是考虑利益而做的，而是出于作为一名专业教师的骄傲，自觉地去做的，想着要怎么当好这个专业教师，怎么把传统古琴艺术传承下去，但又不是单纯地当个“二传手”而已。对此，我一直在思考摸索，也常常请教林友仁、龚一、成公亮等前辈老师，他们都给了我很多帮助和鼓励。因为我进入专业教师队伍的时间比别人晚了很多，所以老想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要跟时间赛跑。我的学生和其他朋友看我一直停不下来，每年都在做事，基本上每两年就会组织一次大规模的古琴活动。2005年，我应邀录制了古琴教学的视频光盘，名叫《学好古琴》，主要面向初学者，由于讲解得很细，社会反响很不错。我去外地参加古琴交流等活动，走到哪里都有人来跟我打招呼说是我的DVD学生，远到四川、东北三省甚至新疆的都有。
古琴承载的文化意义
比音乐本身更广泛
苏周刊：您之前提到，一度古琴在社会上的认可度并不高，甚至很多人把它误认为就是古筝。在您印象中，从什么时候开始，谈论古琴、学习古琴的人多起来了？
戴晓莲：2003年，古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这是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此后13年来，古琴事业飞速发展，像坐了火箭一样。这样的飞速发展对古琴事业的影响好坏参半，要一分为二地来看。从好的方面来说，古琴的知晓度高了，不像20世纪80年代时，几乎90%的人不知古琴为何物，到了现在，几乎90%的人都知道古琴是什么。而在这90%知道古琴的人当中，可能有10%的人是真正花了工夫体悟到古琴的传统文化底蕴的。如果这10%的人能够坚守古琴文化，共同把它传承下去，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是很重要的，有利于我们传承本民族核心的文化价值。
就坏的方面而言，文化领域存在的一些负面的东西不是独立存在的，跟社会大环境有关，比如一味追求经济效益，对文化发展重视不够。现在弹古琴的人多起来了，一时间好像什么人都成了大师，怎么才算弹得好、弹出韵味，没人讲究，只要会弹几曲，就敢说自己是古琴家，就敢开独奏音乐会。其实，音乐家又怎么是这么好当的呢？
提高古琴演奏技术，提升审美眼光，扩展审美眼界，完善对韵味的处理，对个人来说需要长期积累的过程，从促进整个古琴事业发展的角度来说，需要更多人能深入地感受和体会。对于古琴深厚底蕴的体悟挖掘是学琴人的最好福音，在此过程中提升自己，让自己的内心不那么浮躁。这不只是停留在欣赏古琴纯美的乐音上，更是要去体会更深层次的底蕴。如果能做到这一步，那么，人人来弹古琴是这个社会值得鼓励的方向。实际上，现在能从古琴中体会到中国传统文化含义的年轻人太少了。
苏周刊：社会大环境比较浮躁的情况下，能静下心来细细体味这些的人真的不多。而且，古琴有着悠久的历史，长期以来都是文人雅士的心头好，这让它多少有点曲高和寡的意味，现代人要学好古琴确实也挺难的，并不是很多人都能坚持学下来吧？
戴晓莲：弹古琴的人真正能摸到其韵味脉络、体悟其中妙处是人生幸事，会觉得很开心，到了这个程度就能坚持下去。
我觉得自己在古琴艺术方面一生都在追求，希望达到更高的境界。总是需要更深的文化积淀，不断地充实自己。希望到我老了的时候，我的古琴音乐能让那时的听众尤其是年轻人觉得我们真的是古琴传统文化的传递者，能把古人的文化修养通过我们这辈人来表达、表现出来。这是我的目标。
某种程度上说，目前古琴在社会上有些“外热内冷”的感觉。
苏周刊：为什么说是“外热内冷”呢？
戴晓莲：社会上业余学琴的人很多，看起来很热闹，但大多学的只是皮毛；而在专业领域，从文化层面来说对古琴的认识和理解还是不够。古琴专业的学生毕业后依然不太好找工作，他们被推向社会，比如去开琴馆，大量时间花在挣钱谋生上，就很难深入地传播古琴文化，也会疏于自我提升，这对古琴文化的传承是很不利的。
古琴所传递的不仅是琴声，它所承载的文化意义是更广泛的。对于古琴专业的学生来说，在学校里可能掌握了古琴50%的内涵，但这个程度的积累还是不够的，另外50%的内涵需要继续在一定形式的、有学术气氛的“孵化器”中继续钻研揣摩，这样，他们才能最终成为真正能传递这种音乐和文脉的人。
“传承有序”需要全社会
营造更好的传承环境
苏周刊：其他国家在传统文化艺术的传承方面有没有什么可供参考的经验？
戴晓莲：比如，印度的音乐学院中只教本土音乐，他们的学生学成后要么成为印度音乐的演奏者，要么成为印度音乐的再传老师。在日本，国家层面有保护传统音乐的专门机构，我听说，每年都有很多人把孩子送到那里去学习。这个机构实行严格的淘汰制，最终会把有悟性又有毅力去钻研的学生留下，把他们培养成为正宗的传统音乐的传承人。
我们在保护、传承传统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真的也要好好地动脑筋想想是否有更好的方式方法。
所谓的传承有序，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需要一代代人持续努力，也需要政府和社会层面有更具体的扶持措施，营造更好的传承环境。
苏周刊：除了学校的教学工作外，您也组织或参加了很多旨在传播古琴文化的社会活动，能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吗？
戴晓莲：为了团结社会力量，我们成立了上海古琴研究会，旨在同心协力传承古琴艺术，弘扬中华传统音乐文化，博采众家之长，交流各方操习研究琴艺的心得。我是这个琴会的会长，经常组织一些活动，希望能丰富会员们的文化内涵。
我既是高校的专业教师，又是琴会这个业余团体的负责人，所以就把两方面的力量整合起来，但凡组织一些社会活动时，会让我的学生也都参加，因为这也是很好的交流学习的机会。
苏周刊：在传承传统古琴艺术的同时，您也多次与国内外知名的音乐家及乐团合作，参与了一些现代音乐作品的演绎。对于这样的古今结合、中西结合，业内专家和乐迷们的反响怎么样？您是否认为这样的创新是让古老的古琴艺术保持生命力的必由之路？
戴晓莲：随着时代的前进，人们的审美、文化和整个的思维都在变，现代人硬要排斥现代生活、现代文化的影响是不可能的。在古琴艺术领域，当代人硬要说自己弹的是和上千年前的古人一样的原汁原味的古琴曲是可笑的，所以我认为不要刻意地“托古”，古琴艺术在当代也需要符合音乐规律的创新。
在与其他音乐家的合作方面，我这几年做的事情是一个个地在升级提高。一开始是古琴和其他乐器的重奏，进行这样的小型演出。通过演出发现缺作品，就推古琴重奏作品比赛。今年5月，我们在“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上做了古琴协奏音乐会。
在这样重奏形式的演出的基础上，下一步我想尝试新的合作。想要进行这样的合作，从创作的角度、演奏的角度，都有很多事可以去做。
作为音乐家来说，追求的是音乐在时空中的声音效果。在这个年代，我们能否做到声音的极致？这是音乐家的追求。这样的尝试是有意义的，也是音乐发展的需要。
人物简介
戴晓莲，古琴音乐家，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古琴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上海音乐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文化部中国昆剧古琴研究会古琴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琴艺术代表性传承人。她少年时代随其叔外公、广陵派古琴泰斗张子谦先生学习古琴多年，深得其真传。其间，曾先后得到老一辈古琴大师吴景略、姚丙炎和古琴家吴文光、龚一等的教导。在上海音乐学院读书期间，她主要受学于龚一老师，之后20年受林友仁、成公亮音乐思想的影响。她技巧娴熟、功力深厚，博采众家之长，是中国传统古琴音乐的一代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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