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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苏州人欢笑又怒骂
姑苏晚报 20051224 四卷127页
■李嘉球
隋文帝为废除被世族垄断的九品中正制，于开皇七年（587年）设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炀帝大业元年（605年）设进士科，中国从此有了先进的官员选拔制度——科举。唐宋时，进士科主要考诗赋。宋神宗熙宁间，王安石改用经义，元、明、清均沿用其法。
3000进士中有50名状元
科举是中国古代唯一把任官资格最大可能向平民开放的选举制度，其显著特点是公平，不分阶层，人人可以参加。据统计，从唐至清约10万进士，其中约50％出身于三代以内无功名官职的平民家庭。科举所确立的“自由报名，统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取，公开张榜”原则，仍是现代考试制度的基础。因此，连同著名的维新改革家梁启超也感叹道：“科举，法之最善者也”。
科举影响了苏州。“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科举打破了世袭制，让更多的人看到了希望。在这种社会环境的影响下，苏州人逐渐开始重视读书与教育，曾出现过许多勤学苦读的感人故事。
宋代，范仲淹2岁丧父，母亲改嫁，他“划粥断齑”，发奋苦读，于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考取进士，最终登上宰相宝座。没有科举，范仲淹就不可能获得施展才华的机会和舞台。正因如此，他比一般人更懂得科举能改变人的命运，于是他捐地创办学校，聘请名师掌教，让更多的人读书受教育，书包翻身。明代弘治乙丑（1505年）科状元顾鼎臣，出身贫寒，从小饱尝弃孤之痛苦，在受饥挨饿的条件下，他仍发奋苦读，终于蟾宫折桂，后来官至宰相。
在科举的影响下，苏州人由“尚武”逐渐变成“尚文”，读书学习蔚然成风。至宋代，苏州人已变得温文尔雅、文质彬彬。
清初，昆山流行一句谚语：“带叶黄瓜李，不及一个大荸荠”，说的是由于徐氏三兄弟科举的成功突起，取代了当地原来的戴、叶、王、顾、李等五大望族。徐氏原是昆山一般人家，其父成天交游空谈，不务正业。母亲顾氏（顾炎武妹妹）毅然担当起教育徐乾学、徐秉义、徐元文3个儿子的重任，她训子极严，所读之书，必令背诵；教师外出不在时，她亲为训读。晚上常潜到书房外偷听儿子的动静，如闻谈论经史就高兴，如果间或讲到游戏之事，即怒加责斥，甚至棒打。在她的严厉管教之下，三个儿子每天读书至半夜，学业大进，最终一个考中状元，两个考中探花（一甲第三名）；后来一个当上宰相，一个官至尚书，一个官至侍郎，显贵人极，“一时贵盛甲天下”。
在科举这幕1300余年的连续剧中，苏州人频频精彩亮相，出了近3000名进士，举人更是多不胜数。而令苏州人引以为豪的是，还出了50名状元，因此赢得“状元之乡”美誉。
苏州学子丰富多彩的才艺
长期以来，由于人们对科举缺少深入了解，往往将范进、孔乙己这样的虚构的文学形象当成科举人物的代表，而忽略了大量真实的杰出的科举人才。从文学家白居易、柳宗元、欧阳修、苏东坡、辛弃疾，到教育家韩愈、朱熹、蔡元培；从政治家王安石、张居正，到民族英雄文天祥、林则徐，甚至连沈括、宋应星、徐光启这样的科学家，都是科举选拔出来的人才，他们远比“范进”、“孔乙己”可信得多。
同样，科举选拔了苏州许多真才实学的人才。以苏州状元为例，明代有状元8名，其中吴宽、毛澄、朱希周、顾鼎臣、申时行、文震孟6人《明史》有传；清代有状元26名，其中徐元文、韩菼、彭定求、彭启丰、毕沅、潘世恩、陆润庠、陆增祥、洪钧、翁同龢10人《清史稿》有传；《清史列传》比《清史稿》多载陆肯堂、钱棨、石韫玉3人。苏州状元中不仅有政治家、外交家，也有文学家、史学家；不仅有书法家、金石家，还有藏书家（详见拙著《苏州状元》），为中国的社会、文化进步作出了贡献
据统计，苏州自唐至清末有宰相38位，全是通过科举选拔出来的。进士出身的范仲淹，在许多地方任过职，所到之处都留下政绩，为后人所颂扬。他守边有方，西夏将士称他“胸中自有数万甲兵”，并有“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之歌谣。庆历三年（1043年），他任参知政事（副宰相），针对边患不断、政治支绌的时局，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等十项改革措施，由朝廷颁布实行。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庆历新政”。他还是北宋新古文运动的旗手，其格调豪放的词、优美隽永的散文，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光彩的一页。
进士出身的范成大是著名的田园诗人，“南宋四大家”之一，而就是这位文弱书生，在民族危亡时刻，毅然担当起出使金朝的重任，冒死前往；在金主面前，慷慨陈词，宁死不屈，力争国权，大义凛然，全节而归，为世人所重。此外，还有叶梦得、归有光、王鏊、王世贞、陈仁锡、张凤翼、张溥、钱谦益、吴梅村、沈德潜等文学家，陈道复、王时敏、王原祁、蒋廷锡等书画家，周虎、沈坤、瞿式耜等民族英雄，郏、沈括、王季烈等科学家……都是苏州的进士，无不青史留名。
苏州人对科举的批评
科举只是为朝廷选拔行政官员，无法为社会选拔各类人才。因而随着社会和科学的进步，其弊病日益显现，为此许多人站出来对它进行揭露与批评。
苏州是科举的最大赢家，但苏州人对科举的批评却是最早、最激烈，也最深刻。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在《日知录·科场》中对科场拟题之病进行严厉批判，痛斥道：“八股之害，尤甚焚书。而败坏人才，又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非但四百六十余人也。”“八股文”与秦始皇焚书坑儒一样，扼杀文化，扼杀人才。
清袭明制，顾炎武等人检举明代科举制的弊端并没得到纠正，至清末更是泛滥成灾。此时有个叫王韬的苏州人站出来批评科举制，而此人则是科举的“牺牲品”。1849年，因乡试未中的王韬从苏州到上海，靠替英国传教士翻译四书五经为生。虽属高级“白领”，但看见那些锦衣华裘从内地路过上海的“进士”、“举人”们，心里总有说不出的酸楚。传说，他曾参加“太平天国”的科举，还得了个“长毛状元”。而他明确指出：“取士之法宜变也。帖括（八股文）一道……以之取士，曰制科，岁取数千贸然无知之人，而号曰士。将来委之以治民，民其治乎？”依靠这样的人怎能治理国家？因此，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取士之法不变，则人才终不得出。”
如果说，顾炎武、王韬对科举的批评还或多或少夹带了“怀才不遇”的私情，那么，冯桂芬对科举进行的批评，则值得令人三思。冯桂芬是受过封建正规教育的士大夫，18岁中举人，31岁中“榜眼”（仅次于状元）。出仕后，又担任过顺天府、广西乡试主考官，还先后在金陵惜阴书院、上海敬业书院、苏州正谊书院与紫阳书院担任主讲。就是这位科举场上的“过来人”，借“狂名”人之口揭露科举实质，说道：“明祖以枭雄阴鸷猜忌驭天下，惧天下瑰伟绝特之士起而与为难”，于是用科举来“禁锢生人之心思材力”，表面上“为孔孟明理载道之事”，“其术为唐宋英雄入彀之术，其心为始皇焚书坑儒之心……三年一科，今科失而来科可得；一科复一科，转瞬而其人已老。”痛骂明祖推行科举：“意在败坏天下之人才，非欲造就天下之人才。”
但是，王韬、冯桂芬对科举的批判是理智的。在他们看来，科举制度并不是一无是处，而是应该改革，以适应时代需要。王韬主张推行“选举制”（乡举里选）和“西学设科”（加考西学）来改革科举。冯桂芬在对科举弊病进行批评的同时，就改革考试内容、减少考试次数、改正录取方法等提出了一整套设想，并主张吸引光学、化学、物理等新的科学知识。
笔者以为，指出科举的弊端是十分必要的，但不能因此而全盘否定科举的基本精神。清末废科举主要是为了刺激新式学堂的发展，那些求治心切的官员们只强调新式学堂培养新式人才的重要性，而忽视了行政官员的选拔。因为没有官员的考试制度，必将带来政治的混乱与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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