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农民新概念

苏州日报 20050620 六卷063页

■王晓宏、孟海龙、徐允上、王莉、钱建伟、王芬兰

编者按:工业化,城市化,这两个词越来越时髦,越来越高频率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 

    说时髦,是因为在这么多年中,她们时时刻刻以各种让我们眼花缭乱的变幻身姿,不断出现在生活的里里外外,新鲜,刺激,惹得城里人进城出城特别忙碌,逗得乡下人逛超市逛卖场,到处看稀奇。一不留神,城里大街上就把农民当成了前卫的城里人,农民家门口会把城里人当成了像模像样的乡下人。 

    说高频率出现,是因为她们已经成了城乡百姓吃喝玩娱工作生活中最基本的组合要素,开始从所有的方面影响着、推动着农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大变革大转型。 

    本报今日推出的这一大型报道,试图通过一颗颗闪光的水珠,从农村百姓平常生活的细微之处,反映苏州农业、农村、农民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深刻变化。 

    据考古资料,苏州这方土地上的稻作文明至少可上溯到6000多年前。几千年来,这方土地上大多数的人都从事着农耕。一代又一代,锻打出八个金色大字:鱼米之乡,丝绸之府。

    历史的长河流到今天,河床突然发生了剧烈的转型。工业化、城市化,一种崭新的经济和社会形态,走进了苏州。说是农民,如今苏州农村,真正的种田人真是越来越少了,特别是年轻人,恐怕大多数人没有赤脚下过田。这大概是苏州农村在工业化城市化浪潮冲击下发生的最大变化。伴随着这一变化,工业化城市化的种种精华,已在广大的苏州农民身上凝结出一个个新的概念。 

    新概念之一

    种田人不会种田了   [个案实证]

    洋红的羊毛衫,白色的高帮皮鞋,卷发淡黄,紧身裤还绣了花,走在人流中,华珍绝对算得上时尚女郎。然而,华珍却是个地地道道的农家女。

    今年35岁的华珍,家住吴中区木渎镇天平村天平片9组,土生土长。意想不到的是,祖祖辈辈靠种田为生的华珍却几乎没有种过田。她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家里有6亩多口粮田和责任田,在她很小的时候,家里就是靠这些地吃饭的。但华珍是唯一的女儿,排行又最小,田里的农活由父母及哥哥们包了,她的主要任务是读书。中学毕业后,华珍到乡镇企业工作。上个世纪90年代初,华珍家的土地陆续被征用,连她父母也不用种田了。 

    生活在农村,有空自然要帮家里做些农活。在华珍的记忆里,“最大的活儿”是莳秧,但那纯粹为好玩;真正做过的是捆稻、拣稻穗等小生活。

    虽然不会种田,但华珍自豪地说,铁搭、锄头、镰刀等农具还是认得的,农作物也分得清。可一旁的大伯问她大麦小麦的品种时,她捂着嘴笑了。原来,充其量不会把小麦当韭菜。 

    华珍说,自己住的是公寓房,生活方式完全和城里人一样,按时上下班,8小时工作制,享受各种假期,心里早就没有“农民”这个概念了,更没有因为出身农民而自卑。 

    到2002年,天平村的4700亩土地全部被征用。像华珍一样,村里30至40岁的人大多不会种田,而30岁以下的人都没有捏过铁搭柄。  [概念释义]

    在苏州,人均耕地面积有两种统计说法,一是以苏州现有的农民为基数,人均拥有耕地面积是1.28亩左右;一是以苏州现有人口为基数,那么人均拥有的耕地面积是0.6亩左右。如果再加上一个数字―――300万外来人口,苏州人均摊到的耕地还要少!工业化城市化,是苏州的必由之路。 

    农民不种地了,还叫农民?正是这种根本性的变化,开始向农民身份乃至农村经济社会生活提出了全方位的冲击。这种冲击,带来的是经济和社会的整体进步。这种冲击,也迫使我们从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的视角重新审视苏州农村。 

    新概念之二

    农民当工人反比城里人多   [个案实证]

    吴中区胥口镇农民沈小弟家里最近“双喜临门”,大儿子刚刚和在同一个企业上班的女朋友完婚,小儿子随后又在哥哥的介绍下进了附近的一家企业。说起这两桩大喜事,老沈开心地说:“现在伲一家出了3个上班的,如果算上老两口,一家5口人都在赚工资!” 

    据老沈介绍,4年前,大儿子中专毕业后就进了镇上一家电子企业,不久就跟一位女同事“好上了”,为了多挣点钱,两个小年轻恋爱谈了3年多才决定结婚。弟弟比哥哥小了3岁,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打算找份工作,但是一没技术二没经验,在人才市场处处碰壁,在家一呆就呆了半年多。为此,老沈没少操心。今年一过春节,哥哥就利用工作方便四处打听招工信息,最后在镇上找到了一家模具企业,弟弟如意地坐进了办公室。沈小弟老两口则在前两年土地被征用后,就进了一家企业看传达室,一个月600块钱的工资老沈还能留点积蓄。 

    [概念释义]

    不种地了,农民吃什么?这样的难题产生于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同样,解决这道难题还得靠工业化和城市化。苏州农村在上世纪80年代创造性地兴办乡镇企业,90年代引进国际资本,如今又在大力发展服务业,为解决农民就业开启了大门。 

    如今,苏州的制造业大部分落户在过去农村的区域。昔日的鱼米之乡一跃成为全国第二大工业基地。越来越多的农民告别土地,穿上工作服走进车间,像老沈这样一家出好几个工人的不在少数。据有关部门统计,去年年底,苏州农村仅私营企业累计就达7.1万家,个体工商户达20.5万户,在农村个私企业中的从业人员达148万人,几乎占到苏州农村总人口的一半。 

    新概念之三

    农民做生意比城里人跑得远   [个案实证]

    9年前,姚婧考大学,在大哥的建议下报考了南京医科大学。当时,大哥姚成已经在意大利米兰的“中国城”开了两家中餐馆。姚婧读大学的几年中,她的堂姐、表哥都先后“投奔”了姚成。这个来自吴江盛泽农村的苏州姑娘,大学毕业后也义无反顾地乘上了飞往米兰的班机。如今,她已经顺利考取了医师职业资格证,在异国他乡开一个小诊所。家中,只有年迈的父母“留守”着。 

    姚婧的父母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哥哥姚成在师范中专毕业后,没有和同学们一样当一名教师,而是转投“商海”,成为家中第一个走向生意场的人。最初,他在东方丝绸市场做贸易。盛泽浓厚的商业气息熏陶着姚成,身边一批又一批人从盛泽走出去,到内地各省,到香港,到欧洲,一步步寻求发展路。姚成便是到欧洲寻找商机的盛泽人之一,经过多年拼搏,苏州农民的儿子在米兰站稳了脚跟。  [概念释义]

    在采访中,记者碰到了一件非常“头痛”的事,一些关键性数据不知道到哪儿去找,无法知道到底有多少苏州农民在做生意,更无法统计这些苏州农民在全国全世界的分布情况。

    记者很无奈,但记者也理解职能部门的难处。这些年,尽管统计普查一个接一个,但还难以追攀工业化城市化的步伐。生产力的日新月异,使很多数字确实难以精确统计。在工业化城市化的引领下,苏州农民正在不断冲破传统去发展去创造,“钻天洞庭”又钻出去了。 

    新概念之四

    村里的陌生面孔越来越多   [个案实证]

    年近30的刘明出生于苏州城郊一个镇上,自20岁考上大学,直到在城里成家立业,刘明长期在外,是个名副其实的“游子”。10年来,每逢过年过节,刘明也会偶尔回家探亲小住。每次回去,他都会觉得村里有新气象,楼房越造越新潮,马路越修越宽阔,交通工具越来越先进……但是,最大的变化还是村里的“面孔”越来越陌生,听到的“乡音”越来越复杂。 

    今年清明节回家祭祖,刘明特意到左邻右舍转了转,发现跟他一起长大的儿时伙伴们都像他一样纷纷在外闯荡,有上了大学当上公务员的,有在城里开店开铺的,也有在全国各地做生意的,这些人倒成了村里的“客人”,常年居住在村里的除了年纪较大的父辈之外,大多是到苏州来发展的外来人员。   [概念释义]

    据相关统计,目前在苏办理登记、能够统计到的外来人员达300多万,队伍之壮大与本地农民总数几乎相当。来自天南海北的外来人员正逐渐取代本地“外流”的年轻人,成为各镇、各村的“新生主力”。如横塘街道外来人员近3万,本地人口却只有8000多,枫桥街道5个人中至少有3个是外来人,元和镇5.66万本地人也远远敌不过8万“外来大军”。 

    走出去,走进来,经济社会在人口流动中创造着财富,创造着进步。 

    新概念之五

    农民吃饭的碗越来越小了   [个案实证]

    打开横泾街道尧南村花苑2区1号沈家的碗橱,里面叠着一排印花小碗,边上还有几只青边碗和印花盆子,沈阿姨说,小碗是吃饭的,青边碗和盆子是盛菜的。记者问:“阿有过去吃饭用的大碗?”沈阿姨笑着说:“这种大碗六七十年代时才有,又大、又笨重,现在谁还会用?”

    沈阿姨说,那时没什么吃,一天到晚就是粥饭,早上两大碗粥,中午两三碗饭,晚上再是两三碗饭,而菜基本只有一只,自家种的蔬菜。肉是难得吃着,米不够就用自己种的山芋、高粱等补充。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老沈做泥水匠,活很累,家里没什么吃,菜又没油水,歇工奔到家里抄起来就是两三大碗。沈阿姨说:“以前一顿吃一两斤是不稀奇的,一天要吃三斤来米。那时的碗叫窑碗、大汤碗,比现在盛菜的青边碗还要大,一碗可以盛半斤米饭。” 

    沈阿姨说,现在大不一样了,家里大小5个人,一天一般只烧2斤米,主要是菜讲究了,每顿起码要烧三四只,菜多了,油水足,饭就越吃越少,饭碗也越用越小,女儿一顿一只小碗里只盛半碗饭,还常常吃不掉,说怕吃多了要发胖,就连老头子的饭量也越来越小,一顿吃一小碗饭差不多了。   [概念释义]

    据最新调查统计,2004年,全市农民人均吃掉2006元,同比增长15%。其中,豆类、薯类消费分别比上年下降33%和12.9%,人均用于肉、蛋、奶、菜、鱼等副食品支出达到809元,增长12.7%,这些数据表明农民的膳食结构正从最初的满足温饱逐步走向讲求营养和健康。

    解决温饱,只是解决了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吃得健康、吃得科学才是更高的追求。这,同样折射出了一个区域经济社会的文明程度。应该说苏州农民已经在温饱问题基本解决的基础上,正在向着高水平的小康生活迈进。

    新概念之六

    农村家谱越来越难续   [个案实证]

    徐先生是西山人,去年年底,本家大哥送来一本新书,题为《徐氏太湖西山堂里支史志资料选辑》,这是一份完整的徐氏家谱,弥足珍贵的资料,出自两位70多岁的退休老人之手。 

    徐先生从小是在西山长大的,但对西山、对徐氏却缺乏研究。翻开这本小书,看到徐氏是西山最大的宗族,全西山共有后埠、南徐、北徐、东园、堂里、煦巷等六支,原籍都是浙江衢州,是衢州始祖徐练的后裔;西山有七十二峰,堂里有七十二堂以及堂里支第36世至65世的世次排行字号。家谱不仅记录着家族的繁衍生息,而且承载着厚重的历史。 

    徐先生听本家大哥说,家谱写到现在,已经越来越难续,尤其在农村,像徐氏那样完整的家谱实在不多了。难写的原因:一是如今农村的宗族观念日渐淡薄,昔日的“老祖宗”早已没有了号召力;二是农村的青壮年倾巢而出,天南地北外出求学、打工、做生意,留守者不是老人,就是小孩,难当续写家谱重任;三是人人都在忙,各家与各家之间的联系明显减少,想要一份完整的资料更难。当然,上世纪六十年代大量的家谱作为“封资修”被损毁,不少家谱中途断档,也是难写的重要原因。   [概念释义]

    中国农村的宗法制度延续了很长的历史,家谱是宗法制度中的一部分,也是这一制度在农村人群中的具体表现形式。 

    经济社会大发展,各种要素也相对活跃,而人则是其中最具活力的要素,经常突破原有区域、群体、习俗、文化等条件的限制。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打破了“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农耕社会人类活动方式,家谱的淡化乃至消亡不可避免,代之而起的则是新型的工业文明和现代城市文化。

    新概念之七

    讲“土话”的人越来越少了   [个案实证]

    28岁的张思伟来自沈阳,无论身材相貌还是言行举止都是标准的“东北版”。在上海财经大学读书时,与同班同学来自吴江市七都镇的孙伊萍谈起了恋爱。当初和孙伊萍谈恋爱时,小张就担心语言会成为他与孙伊萍家人及亲戚交流的“障碍”。说起大学二年级第一次到孙伊萍家的往事,小张还心有余悸:“苏州话好听,可惜当时一个字也听不懂。但还得满面笑容,不断和孙伊萍的亲戚点头。” 

    大学毕业后,张思伟到吴江一家外贸公司工作。记不清后来到孙伊萍家去了多少次,小张的感受是“交流越来越顺畅了”。到了后来两人结婚的时候,面对小孙的亲友,小张应付自如。“现在讲‘土话''的人越来越少了。他们都在讲普通话,尽管还是一种有些吴江地方口音的普通话,这已经很好懂了。”   [概念释义]

    吴方言的特点是“隔条河换种口音”,这是由古代江南水乡的闭塞环境造成的。虽然新中国建立后大力推广普通话,但是“文化大革命”中,在苏州农村很多地方说普通话也是要受人讥笑的。 

    普通话逐渐成为苏州农民交流的主要工具,倚仗的根本力量是改革开放。在工业化城市化的浪潮中,倒倒是电视台反而要开出苏州话专题节目来挽救方言。 

    新概念之八

    小青年结婚钟情城里买套房   [个案实证]

    陈老伯的儿子28周岁,在工业园区工作,收入不错,女朋友也谈了好几年,为啥迟迟不结婚呢?老陈叹起了苦经:哎,说来话长,农村里有三上三下的楼房,连房间都按照城里的式样装修好了,可小两口就是不满意,非要在苏州城里买套房子才结婚。 

    老陈夫妇俩都在农村,膝下就一个儿子。为了让儿子早点完婚,两人省吃俭用,把卖茶叶花果的钱全都积攒起来支援儿子。小两口也蛮争气,今年年初,一套100平方米的房子终于如愿以偿拿到了钥匙。老陈说,等儿子那套房子装修好,或许十月一日,或许元旦,就要办喜酒,了却这桩心愿了。   [概念释义]

    苏州农家的小楼,曾经是中国小康之梦的象征,然而苏州农民的子弟已经不再满足于此。集中居住是新一代的梦。 

    集中居住,电、自来水、电话、有线电视的成本都可以降下来,长期令人头痛的污水、生活垃圾处理也能解决,社区会更优,环境会更美,服务会更全,交融会更快,生活质量能够全面提升。集中居住,腾出的宝贵土地正好兴办工业园。 

    如今,到苏州农村走一走看一看,新建的农民集居点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2004年底,全市农民人均住房面积62.8平方米,不少家庭已开始注重室内装修。农户使用空调的比例为30%左右,使用液化气作为生活主要燃料的农户比重达62.2%。事实上,现在苏州农村里,年轻人几乎全都进了城。而加速推进的工业化、城市化,也恰恰为更多农村小青年提供了城里买房的机会。 

    新概念之九 

    农民按月领“退休金”   [个案实证]

    张家港杨舍镇54岁农民朱爱芳怀里揣着农行发的绿色储蓄本来到镇上,取出了这个月80多元的“退休金”。现在张家港老年农民都像朱爱芳这样按月领取“退休金”。 

    1992年,朱爱芳在村里的企业工作,听说市里专门向农民推出了养老保险,当时就参加了。一开始,她每月交48元,企业还帮助承担了一半。以后的费用,按照上年全市农民收入水平而定,交得多,拿得多。到1997年,朱爱芳所在的企业倒闭了。养老保险就停下来了。直到两年后,村里为纯农户交养老保险金,朱爱芳才又接上。当然自己还是只要出一半,另外的由村里和镇上交。老朱满50岁以后领到了第一笔“退休金”,眼下她每个月能领80多元,考虑到物价上涨等因素,每年发放标准还要上浮。另外村里每个月还给老人们200元的零花钱,逢年过节还另外有慰问费。农民年老后完全可以衣食无忧。   [概念释义]

    20世纪90年代初期,张家港市在全省率先推出了农村养老保险。如今,苏州全市农村劳动力累计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已达155万人,70万农村老人每月享受80-150元的养老补贴,全国领先。 

    工业化城市化,就是要让农民逐步纳入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的生活工作范畴,其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并且逐步和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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