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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掞：遭康熙痛骂的大学士
姑苏晚报 20080810 A第06页
■李嘉球
（公元1645-1728年），清康熙五十一年四月至雍正元年正月（1712-1723年）任文渊阁大学士，任职时间共计11年。
王掞风度端凝，仪观外朗，为人正直，清正廉洁；外表温和，内心刚正；立朝从容，临大事风节凛然；他振肃学政，剔除积弊；重视司法，革除弊端；注重规章制度，讲究以法办事。因请立皇太子而触怒康熙皇帝，被指责为背负皇恩，结党营私，欲摇动朝廷，自取其死。而雍正皇帝则称他人品优长，恪勤尽职。
宰相曾孙与女婿
在苏州宰相中，王掞的身份与身价是最高的一位，他是明代宰相王锡爵的曾孙、清朝宰相宋德宜的女婿。
王掞的曾祖王锡爵、祖父王衡都是一甲第二名榜眼；曾祖王锡爵还是明朝万历间首辅。从前在太仓县城东郊有座高大的牌坊，正面写着“两世鼎甲”，反面写着“四代一品”。“两世鼎甲”系指王锡爵与其儿子王衡都是科举殿试第二名“榜眼”；“四代一品”系指王锡爵与儿子、孙子王时敏、曾孙王掞均为朝廷一品大员，其中王锡爵与曾孙王掞都官至文渊阁大学士，人称“祖孙宰相”。祖父王衡又是个著名的传奇作家。
王掞的父亲王时敏（1592-1680年）是明清之际著名的书画家，是“娄东画派”的创始人。他与王鉴、王翚、王原祁（王时敏之孙），合称“清初四王”。他多才多艺，“工诗词，精书画，文采风流，照映一世”（归庄语）。官至太常寺少卿——专司祭祀礼乐的官。王时敏生有10个儿子，个个才华出众，卓有成就。与前辈相比，王掞虽然外表多了点温和，而秉性还是继承了曾祖、祖父的刚正脾气。只是这个脾气，晚年差点送掉老命。
王掞是康熙中期宰相宋德宜的女婿。王掞在10个弟兄中排行第八，“生而秀整，望之俨然，左目有赤痣。”人长相可爱，又十分聪明。文华殿大学士宋德宜对他十分赏识，并以女儿相许配。翁婿相差刚好20岁。王掞17岁补博士弟子，康熙五年（1666年）中举人；九年中庚戌科二甲第十一名进士，选庶吉士。他聪明好学，在馆时馆师熊赐履对他特别器重；时人将他与归安孙在丰目为“双珠”。散馆进，授翰林院编修 。
王掞虽然出身簪缨世家，但其门生杨绳武认为“由词臣登宰辅，皆由特简，不由援引”，完全是靠自己的努力。他为人正直，人品优长，他“立朝从容，风议不为崖异，及临大事风节凛然”。钱大昕说他“风度端凝，仪观外郎”，“外温和而内刚正”，具有苏州柔性政治家的风采。许多贫寒之士以文求谒，无不亲切接待，而“要人炙手可热者，屏勿与交；退食之暇，不废丝竹；一面之知，或推食解衣予之；而脂膏之地未尝染指”。作为一个封建的大官吏，能做到这个份上，的确难能可贵。人称他素有人伦之鉴，文臣如范时崇、陈瑸、朱轼、李陈常，武臣如穆廷栻、杜呈泗等都是由王掞发现荐举而知名的，名士杨绳武也是他的门生，他们都是一时之人物。王昶评论王掞说：“好汲引善类，不植私人”。许多人升了官还不知道是他暗中推荐的呢。
王掞为人谦和低调，不喜欢张扬，曾遇到过一件尬尴事：康熙六年（1676年）六月，王掞以左赞善的身份回家养病，他告诫仆人勿讲其姓名和官职。途中正巧遇上大雨，只得移舟避雨乡坊，谁知那户人家不许避雨，出来驱赶。王掞对此人说：“我是好人，勿要害怕。”那乡人冷笑道：“好人坏人脸上也没字，再说好人那肯六月里出门远行的。”王掞听了悚然答道：“说得对，说得对！”于是只得移舟离开。
反对武国槛任粮道官
康熙三十年（1691年）起，经朝廷批准在西安、大同两地开捐例，许多品质低劣的奸者用钱买官，出现官场腐败。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六月，王掞担任户部侍郎后，采取得力措施，制定一系列制度，堵塞歪风邪气，受到大家的称赞。康熙三十八年五月转任吏部侍郎后，他办的第一件事就是禁革临选驳查、临掣买籤之弊，为时人称道。地处边远地区的广东海南县经费十分紧张，每年缺口很大，于是开捐例补缺。有个内务府总管的弟弟通过贿赂吏部要员谋得海南县令之职。王掞得知后，不畏权贵，坚决阻止，并扣其缺，他说：“法律应当从朝廷近臣开始做起，吾不能执法而为势要徇私啊。”
当时，江南十府粮道官位空缺，有个名叫武国槛的候补监司想得到该职位。吏部讨议时，人多同意武国槛的任命。王掞则坚决表示反对，他说：“这是升缺，不是选缺。任命官员的程序一乱套，就会成为先例；这对一人来说是小事，但是这关系到选拔官员规矩，那就是大事！”当天晚上，武国槛拿了千两银子送到王掞门上，并许诺今后一定报答。当即遭到王掞的严正拒绝。
已故香山县令张令宪父子清初死于“贼难”，其长孙张进例得恤荫，而一位满人吏部侍郎嫌其年岁太久，恐有假冒，准备取消。王掞得知后，说：“张令宪父子以两条性命才换一个恤荫，如今因年久废除，这怎能激励人们忠孝呢？”于是与吏部尚书陈廷敬、侍郎徐秉义拟订有关条例上疏，请皇帝颁发。这对提倡忠孝，维护朝廷统治者的尊严起到了积极作用。
为偷窃者免除死刑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十月，王掞出任刑部尚书。刑部是封建社会最高司法机构，刑部尚书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兼最高检察院院长，掌握着生杀大权。他到任后严肃法规法纪，努力革除弊端，堵塞“漏洞”，力求按律办案。
原先刑部各司办案定谳只用满文，都不录汉字供状。王掞提出：“本朝官制兼设满汉，目的是要他们彼此参酌，以免偏信，现在刑部供词全不录汉语，案件的是非曲直汉人司官怎么能知道了解？势必是随声附和，不明真相。这样汉人官吏就成了聋子的耳朵。于是他实行改革，规定：今后所有案子文字记录一律用满汉两种文字，并上奏得到皇帝的批准，成为清朝定律。”
朝廷为巩固统治，采用严厉镇压，康熙皇帝以“欲惩窃贼”名义同步诏刑部：凡3次偷窃者与强盗一样同处杀头。王掞上奏说：“皇上严办窃匪，原本是为了安民。然而，那些偷徒是小偷小摸，所偷东西都不值钱，而皇上要处以斩首，未免太重，不如仍用旧律。”康熙皇帝觉得言之有理，取消了“圣旨”。
当时，各地州县“奸民”为了一些小事往往赴京控诉，妨碍刑部正常的工作。王掞针对这些现象指出，“朝廷设置官员都有明确分工，应当各司其职。只有元恶大憝，才需尚书审查，其余都是各司的事情，不可越俎而代。有人担忧旗人州县官不能制止，现设理事官，即使督抚监司亦足弹压，为什么要从千百里外将疑犯拘系到刑部对簿裁定，结果大者淹毙牢中，小者失业破家。”于是，疏请禁止随意赴京。他主持刑部时，“悉心条例，定为章程，铨政一清”。
请立太子而遭康熙痛骂
王掞一生有3次大的挫折，第一次是量刑不当，第二次是粗心疏忽，第三次则完全出于公心。前二次降级，最后一次则差点引来杀身之祸；此事最能反映其品行，也是最为人称道的一件事。
第一次时间在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当时，王掞以刑部尚书身份审理温处道、黄锺行贿作弊一案时，误将应革职的吏部郎中陈汝弼判处为绞刑。当然被人发现，于是受到降二级留任的处理。
第二次时间在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是年，王掞与大学士马齐等议孝惠章皇后的尊谥，书写时文字有脱误。这不是一般的文字差错，部议降三级调用。康熙皇帝念他粗心无意，下谕从宽留任。
第三次时间在康熙六十年（1721年），原因是为奏请立皇太子。中国封建历代王朝确立皇太子（称为“建储”）是件非同小可的大事，围绕此事是血案累累，让人心惊胆战。康熙皇帝是历史上数一数二的雄才大略的人物，但在立太子事上也逃不出历史的怪圈。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九月，皇太子二阿哥允礽因“大失人心”而被废除拘执，禁锢于咸安宫，但一直未确立新太子。王掞“自念受恩深，当言天下第一事”，先后7次上密疏，请早建国本。而康熙皇帝对此事似乎特别慎重，对别人提及此事也十分反感。五十七年正月，翰林院检讨朱天保奏请复立允礽为皇太子，康熙皇帝下令将朱天保等锁拿严审，后来朱天保竟被斩首。
康熙六十年（1722年）正月，王掞再次上疏请早定太子，语言更加激切，康熙皇帝仍“留中”不发。三月十三日，御史柴谦、陶彝等13人又联合上疏复请建储，与王掞是不谋而合，于是有人怀疑是他暗中指使所为。康熙皇帝震怒，降旨指责王掞“植党希恩，染明季恶习”，并将他曾祖父王锡爵当年力奏建储的事也牵了出来，痛骂王锡爵是明朝的“亡国之贼”，“应剖棺斩首，以祭神宗之陵”；骂王掞以曾祖为荣是不知羞耻，暗藏贼奸，目的是要摇动朝廷，真是自取灭亡。
天子发怒，举朝失色，没有人再敢奏疏，而王掞在宫门阶石上，努力为自己辩解，此后又带着长子王奕清伏阙待罪5天。许多廷臣也乘机落井下石，主张革职治罪。最后，康熙皇帝下诏：王掞本应谪戍军台，因念年老免行，由长子王奕清代父赎罪赴西陲军前效力，王掞则仍留内阁。王掞自以待罪之身不敢出门，反而引来人们对他更加尊敬。
而事实上，康熙皇帝对王掞还是相当宽大和关爱的。康熙六十年冬，康熙皇帝从热河回銮，特派内侍慰问参加迎驾的王掞；明年元旦，诸大臣具摺上寿，王掞自然不敢列名，康熙皇帝看了退还摺子，请将王掞姓名开列其中，并参加太和殿刚赐宴；宴毕，又到西暖阁召见，赐坐慰劳，命他以“原官视事如故”。王掞乞休时，雍正皇帝谕旨说：“卿人品优长，宣力年久，恪勤尽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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