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称：苏州红绿两状元

关键词：人物  

来源：姑苏晚报

晚清，苏州有红绿两状元。红状元便是洪钧，洪红同音；绿状元是陆润庠，苏州话中，绿陆不分的。红绿两状元不仅是好朋友，而且后来成为儿女亲家，红的儿子是绿的女婿，绿的女儿是红的儿媳。
        苏州人说到红状元、绿状元，很有点眷恋之情的。因为红绿两状元之后，苏州就再也没有状元了。整个光绪朝，苏州就出了一个榜眼，一个探花。没几年，连大清也灭了，历史上就再也没有状元了。
        于是，红绿状元，成为最后的绝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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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状元小时候
        是个爱读书的好孩子。洪家祖辈都是经商的，因为生意的关系，从原籍安徽歙县迁移到苏州。到他父亲手里，家道中落，于是希望他“弃儒就商”。洪钧哭着长跪在父亲面前，请求继续让他读书，父亲心软了。此后，洪钧从家里搬出来，躲到西山包山坞的显庆寺发愤用功。18岁中了秀才，25岁中了举人，29岁大魁天下。他是同治七年（1868年）的状元，这时，国家的内政外交都趋于相对平静，洪钧算得上是个太平状元。
        苏州本是读书人的天堂。洪钧的年代，商人尚没什么政治地位，甚至很低微，所以，洪家虽祖辈经商，洪钧却是决不会“弃儒就商”，不像现在抢着、争着要做生意，赚钱第一。士，在那时是受到高度尊敬的群体，在苏州这样一个特定的环境中，商人要挤进士绅阶级，必须特别小心翼翼。据苏州商会的旧档，光绪中期，苏州商界的大腕们，一般也只是捐一个监生的名分，以表达商人的谦和，和对读书人的尊重。像吴江盛泽商务分会首届总理张庆镛，昆山的绸缎、钱庄商人李庆钊，苏州的鞋子商人黄驾雄，最初都只捐了一个监生。光绪初年的苏州商会，还是读书人的天下，曾出任五届商会总理的尤先甲，光绪二年进士。苏州的头号绅商王同愈，翰林出身。待到以财富论英雄了，拥有半个拙政园的补园主人张履谦，气最粗，他捐了三品衔的户部郎中。当然，这是虚衔，并非实缺，不需要到户部上班的。此公是宣统年间的苏州商务总会总理，他还是苏经丝厂和苏纶纱厂的两厂总理。此后，苏州的士绅阶级离商会便越来越远了。这是洪钧做状元时的时代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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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科状元有一个专门官职的，那
        便是翰林院修撰，不是状元不授此官。状元从翰林院修撰起步，按前清官场的惯例，需要在翰林院等文字衙门历练一番：参与编写国家历史记录，熟悉国家管理的操作，承担国家科举考试，为皇家选拔人才，都是极其风光、极有面子的闲差，高贵而风雅。待到身份变换成"内阁中书兼某部侍郎"了，表明状元公即将进入权力核心了。洪钧的这个经历用了十五年，还算是顺利的。他在这个拐点上的头衔是"内阁中书兼礼部侍郎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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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钧是光绪十三年（1887年）五月初三发表为驻俄德兼奥荷四国钦差大臣的，就当时而言，这不算美差。洪钧前后做了三年半的驻外公使，这位钦差大臣为公为私做了两件事。为公，他改革了中国的电报字码，将四字码改成国际通用的三字码，为国家节省了大量经费；为私，他收集、翻译、整理了阿拉伯文的元史旧本《史集》和英文版的《蒙古史》，著成《元史译文证补》三十卷。这部著作出版后，影响很大，不光受到我国著名历史学家王国维及南北二陈（陈垣、陈寅恪）的特别推重，也是西方元蒙史研究的案头必备之书。
        作为有清一代一百一十四名状元中，为数极少的注重实学的学者，洪钧的贡献是：在元史研究这块难啃的骨头上，广泛采用域外史料，与欧洲的东方学者互通声气，将中国史学推进到国际化的学术格局。而在洪钧之前，还没有学者这么做过。洪钧开了一代风气之先，并因此而确立了他作为“元史之祖”的地位。
        除洪钧以外，苏州在中国历史地理学领域中还有三位巨人，都姓顾。顾炎武，昆山人，有120卷《天下郡国利病书》存世，梁启超称之为"政治地理书"；顾祖禹，虽然是无锡人，但常年隐居在常熟虞山，他耗时三十年，著有130卷280万字的扛鼎巨制《读史方舆纪要》，是举世闻名的军事地理书；顾颉刚，是我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开山祖。1934年，他和他的研究生谭其骧成立了“禹贡学会”，出版了《禹贡》杂志，并将《禹贡》的英文名字定为“中国历史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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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洪钧在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以及其他很多方面的才能，清朝政府显然是很满意的。在他还没有回国的时候，就发表他为“兵部左侍郎”，按明清两朝官制，左为实，右为虚，他的是“实”的。任满回国后，又任命他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但咸丰以后，中外交涉繁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是个吃力不讨好的地方。
        晚清，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常年主持工作的总理大臣，有八到九人之多，按身份不同，分成三个等级。第一等，亲王领班，这个亲王又是军机处的领班，处于权力的中心地位；第二等，由军机大臣兼总理大臣的；第三等，在总理大臣上行走或学习行走的，洪钧便是这第三等。虽然也是主官，但不是拿主意的人，如果总理衙门要开干部大会，洪钧也有资格坐在主席台上，但发言作指示就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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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绪十八年，是洪钧的多事之年。俄军侵入帕米尔地区，强占了两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大理寺少卿延茂弹劾洪钧所译的“中俄交界图”误将中国的边卡画到了俄国界内，以至造成边界争端。后虽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研究，认为洪钧送交的这幅地图，是洪钧出使俄国时根据俄国的原画译画的，用以备考，非关交涉，边界争端之事与洪钧无关；但是，俄军侵入帕米尔，还是将洪钧三年多外交生涯打了个零分。
        原来，洪钧回国前，俄国沙皇曾破格召见他，向他大灌糖水，表示俄国决没有谋取中国土地之心。中俄两国相交已久，视他国更加亲厚，英德从中离间，愿贵国勿听。等等。据此，洪钧回国后，向清朝政府递交了一份《交卸俄使折》，完整传达了后来才被证实是谎言的沙俄政府的这番鬼话。
        清廷高层将《交卸俄使折》视作处理中俄关系的一份重要文件。至少，清廷的两位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翁同龢和兵部尚书孙毓汶，都十分记住了这份奏折的主要精神及要点，而翁同龢还影响了光绪，孙毓汶则影响了慈禧，使都对沙俄产生了政治幻想，以至造成外交策略上的重大失策。现代史家认为：洪钧对此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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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沙俄地图事件弹劾案和沙俄入侵帕米尔事件，毕竟使洪钧大受折腾，羞愤交加。待到地图事情查清，他竟病死在北京任所，时年55岁。媳妇本来风寒在身，闻此恶讯，惊哭而死；洪钧归葬苏州枫桥后一月，担任工部郎中的儿子洪洛也去世了。
        荣华富贵原来总有代价的。
        洪钧是个很有责任心的学者，他为他的责任心而死。
        洪钧死后，他的亲家陆润庠为《元史译文证补》完成了最后的校写付印工作，于光绪廿三年出版，这是红绿两状元结出的最后的硕果。光绪廿八年，此书在日本刊行。
        苏州人说洪钧，喜欢把赛金花连在一起说，一个是科榜状元，一个是花榜状元，于是生发出许多故事，给平静的市井生活增添一点波澜。
        洪钧老宅在西支家巷，新宅在悬桥巷。现在这两条巷子还在，待到一拆迁，就再也闻不到状元的气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