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枚:光影相伴六十载

苏州日报 20041228 二卷61页

■徐蕴海

■本报记者 徐蕴海 

    很普通的一个人,很平常的人生,只是因为有了一个可伴终身的爱好,变得幸福而满足。翻开《钟枚八十寿辰纪念摄影作品集》,那一张张照片的背后都有着故事。如果说记忆是一条长河,那么,每一个故事,每一个难忘的情景,便是点缀着长河的星星,熠熠生辉。 

    与相机的偶然相遇 

    照片:《花香鸟语》摄于1944年,上海 

    自叙:这张照片我放在《作品集》的首页,因为这是我的第一张得奖作品,同时也是为了纪念我的姑父。 

    我学的是国际贸易,但此后一直“不务正业”。我出生在杭州,五六岁便跟父亲来到上海。在上海东亚中学读书时,我第一次看到了照相机。当时班上有两个同学,是来自安徽一个大地主家的两个儿子,很有钱,派头很大,带着保镖来上学的。他们买了个照相机,在同学面前炫耀,我看了眼热,便央求当时在银行任职的父亲也买一个。“假如我也有相机,肯定比他们拍得好”,我对父亲说。也许因为我很少跟父亲开口要东西,父亲居然答应了。我跟着父亲去挑相机,当时我选了一个最便宜的,但也要100美元,德国蔡司?伊康牌子,是一个折叠式相机,当真如获至宝。而没想到的是,从此摄影会成为我毕生的爱好。《花香鸟语》是我在姑妈家的阳台上取的景,还记得那天是5月2日,没想到这张照片得了当时上海出的一本摄影刊物《中国摄影》月赛的第一名,这是我得的第一个奖,使我倍受鼓舞。提到姑父,还有一个原因。上海解放了,当时我刚从国立上海商学院毕业,也是一名热血青年,很想为国家做点事,就想去参军。我是长子,父母舍不得我远离,但姑夫却很支持我。我如愿以偿地参了军,而这一步是我的一生中迈出的重要一步。 

    真实是摄影的生命 

    照片:《深夜的火花》摄于1958年,徐州 

    自叙:到部队后,我做了文化教员,生活紧张而充实,但碰照相机的时间却少了。期间,我放弃了照相机,心甘情愿地,也是今生唯一的一次。那是1955年的秋天,我卖了相机,为了给当时的女朋友买一块手表。1956年春节我俩结婚,此后共同生活至今。 

    经过8年的部队生涯,转业后我分配到当时效益很好的徐州贾旺煤矿,从事学校的教学行政工作。我总觉得学无所用,当时的环境还是很民主的,想来想去,就给当时的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写了一封信,说自己有摄影技术,希望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信发出后很快就有了回音,贾旺煤矿所属的第一工业部给我来信,通知我另外安排工作,最后就进了《徐州日报》社,入了记者这一行,正儿巴经拿起了相机。因为来之不易,所以我非常珍惜这个机会。进报社后,我拍照的一个最大的改变,就是意识到“真实是摄影的生命”。手里有了相机,就有了责任,客观存在是第一性的,如何表达是第二性的。拍摄的内容也从“死”到“活”。“深夜的火花”,反映的就是那个大炼钢铁的年代,还有“囤粮”,“沙荒变果园”,“老矿工”,“学雷锋”,“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上的三吨重浮雕准备起吊”,不论后来别人怎么看,看到这些照片,总让我想起那个激情、单纯的时代氛围。 

    与伟人面对面 

    照片:《喜看丰收棉花》摄于1958年,徐州 

    自叙:1958年的一天,总编急急把我召来,说“有任务”,然后就带我出了门。当时虽然并没说什么任务,但一出报社的门我就意识到这次任务不同寻常,因为门口停着公安局的车子来接我们。上了车,直奔沛县。在车上,我才知道,“少奇同志来了”,顿时心里很紧张,唯一庆幸的是自己足足带了一帆布包的闪光泡。这个需要解释一下,当时因为条件简陋,照相机用的闪光灯是一个个的小灯泡,称为“闪光泡”,一次闪一下,用一次就得扔掉。 

    为大人物拍照我是第一次,而给刘少奇同志拍照是一次很愉快的经历。刘少奇同志那次是来视察农田的。他看上去很平常,很平易近人,面对面时,他的衣着、说话跟一个普通老百姓没什么两样。同时刘是一个很细心的人,对我这样的地方报记者很照顾。当时我要拍摄他在大豆田里视察的镜头,因为要隔开一定距离,不能走在田埂上,路很难走,刘看到我想拍时,就会主动放慢脚步,说来也巧,每次我刚在想“最好到什么位置让我拍”,结果他真的就到了那个位置,极为配合。刘少奇同志“喜看丰收棉花”,还有后来朱德委员长看果园的照片,我都精心收藏,这是非常珍贵的。为刘少奇同志拍照还促成了我“鸟枪换炮”,闪光泡换成了电子闪光灯。记得拍照那天是个阴天,用了许多闪光泡,用过后我像往常一样随拍随扔。闪光泡扔在地上的声音很响,很快有警卫过来查问,急忙解释,那也是一次不大不小的紧张和尴尬。事后我就申请换电子闪光灯,据说充了电可用1万次,总编同意了。 

    记录时代,记录人生 

    照片:《夜访石路步行街》摄于2004年 

    自叙:1966年我调到了苏州医学院,摄影的内容又变了,要为医疗、教学、科研服务。“肾移植”、“断肢再植”,每一个医学上的进步,我都用镜头记录了下来。这时,清晰、真实是第一位的。同时,我也会抽空拍些其他照片,像可园的樱花开了,学生晨读,凡是有机会,我都会拍。 

    1985年离休后,我有了更多的时间。有一个朋友说,七八十岁的人了,摄影就是自娱自乐,但我的想法不太一样。我总觉得,人生下来就是一个社会人,在索取的同时要有所贡献。而相机是一个很好的工具,是印证历史、记录人物的最好的手段。离休了,我有了充分的时间实践自己的信念。水乡古镇宾客如云,人民桥建了廊桥,石路开了步行街,我都会赶去拍。我更多地拍了各种各样的人物,像古村人家,小巷里的小贩,虽然只是些小人物,但他们的喜怒哀乐一样与环境紧密相关。我还学了电脑,学会了上网,发E-mail,改用了数码相机,因为我想更好地去记录时代,就必须跟上这个时代。这辈子我参过军,教过书,当过记者,也做过杂活,在食堂卖过饭菜票,照相机一直陪着我。60年的摄影生涯,有过许多得奖的作品,但更重要的是让我过得很充实。通过摄影我也感悟了很多,最主要的做人要真,而摄影作品恰是人心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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