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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文化： 作家创作的母体和源头
苏州日报 20160108 B第01版
■记者
李敬泽，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文学批评家。曾任《小说选刊》编辑，《人民文学》主编。
地域性对于作家来说，是文化的母体，是创作的源头。
吴文化的积淀和影响深厚绵长，滋养着苏州作家。同时，苏州作家的书写也构成了地域文化的一部分。从小巷文学、苏味小说，到今天苏州作家们丰富而独特的书写，苏州作家群构成了独特的文学景观，也建构了苏州的地域文化。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在这个地域差异日渐消弭的时代，苏州地域文化表现出丰富性和复杂性，地域文化和小说创作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地方经验可以如何进入作家的写作？
2014年12月，江苏省作协、苏州市文联、市作协联合举办“苏州当代小说与地域文化”研讨会。苏周刊记者对与会的几位文学评论家进行了访谈。
李敬泽：作家的写作是对地方文化的一种建构
苏周刊：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讨论当代小说和地域文化的关系？
李敬泽：当代小说与地域文化听上去是个老话题，实际上它同时也是一个新的话题。过去30多年来，中国处在急剧的变化中，面临着地方性经验泯灭的危机；另一方面，几乎与此同时，近30年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在中国也同时经历着地方性的复兴，这种地方的文化自觉、地方的文化认同，也变得比现代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为强烈。所以我想，这确实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急剧变化的文化生态中关于地方性的问题的特殊意义所在。某种程度上讲，如何理解地方问题，同时也是如何理解中国。在新的世纪，地方正在重新获得一种新的文化力量。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来开苏州当代小说与地域文化的研讨会，我想就不仅仅是一个老话题，不仅仅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地方特色和文化的关系，这个话题中包含着这个时代新的变化，也包含着我们时代关于文学创作，关于一个作家的写作与地方文化认同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构成他的经验背景的复杂性。地方经验是如何进入一个作家的创作的，在这个作家的创作中，它起的作用到底是什么样的，其实都是这个新时代给我们提出的新问题。
苏周刊：在苏州讨论当代小说和地域文化的关系有什么意义？
李敬泽：这样的问题在苏州讨论，我觉得特别有意义，因为苏州确实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地方，苏州深厚的文脉，苏州城市的性格，或者说构成这个城市的基本要素中，就包含着它的文化、文学。我们难以想象，如果没有苏州历史上那些灿若群星的文学家，那么苏州是不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所想到的苏州；我们也难以想象，如果苏州没有叶圣陶，没有陆文夫这样的小说家，那我觉得这个苏州也就不是那个我们所想所爱的苏州。现在尽管苏州已经成了一个生机勃勃的，既包含着传统也包含着面向未来的巨大发展潜力的大城市，但是，我想这个城市中依然不能想象没有范小青，没有苏童、荆歌、叶弥、朱文颖、戴来这样的小说家。所以我想，我们所探讨的一方面是这些作家与苏州的关系，另一方面，我们实际上也要探讨苏州与这些作家的关系，或者说这些作家对于苏州意味着什么。
苏周刊：您如何评价苏州当下的小说以及它在地域文化方面的特征？
李敬泽：苏州始终有一批在全国都很活跃的小说家，像范小青、苏童、叶弥等等，这些苏州作家的写作在中国文学中具有非常独特的特点，一种南方的写作，具有丰沛细腻的感性，以及一种扎根在传统之中的对世情和世俗生活的敏感，都是苏州的作家和苏州的文化在中国当代小说中突出的特点。
苏周刊：当下的小说创作如何从地域文化中汲取营养？
李敬泽：这是需要每一个作家去摸索去面对的问题。并不是说是苏州人就必须写苏州，但是从学术上看确实一个作家相对于他的地方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昨晚他们建议我去范小青写过的“裤裆巷”吃羊肉。上次碰到苏童我还问他“香椿树街”在哪儿，当然香椿树街并不是一个可以找到的具体的地点，它本身是一个架空的存在，但是它也构成了苏州的基本景观。一二百年后，依然会有很多人知道苏州有香椿树街这样的街。通过小说，实际上也在建构一个地方的认同感和景观，我想这是双向的。每个地方都在滋养着作家，这种滋养有时候是自觉的有时候是不自觉的。作家的写作对一个地方的文化也是一种建构，建构着它的形象和它的传统。
陈晓明：作家以文学的方式，对文化的地方性做了最为有效的保护
苏周刊：在当下的全球化语境下讨论苏州地域文化与小说的关系有何意义？
陈晓明：全球化和地方性是作为一对互动关系存在的。一方面全球化压抑、取消和泯灭了地方性，同时地方性倔强、顽强地保护自己，在全球化的压力中要重新建构自己。这是后现代的文化特点。苏州不只是中国的名城，还是世界名城，苏州在今天全球化的世界当中，如何在文化上重新理解它的地方性，这不只是一个文学的课题，而且是苏州的文化重建的课题。这么一个过程，我觉得对于苏州的文学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遇。其实，苏州的作家可以看到，他们确实为苏州的文化地方性保护做了巨大的贡献。作家以语言书写的方式、文学的方式，对文化的地方性做了最为有效的保护。因为电影也好，其他的视听艺术也好，都很难像文学这样，以母语的方式保护一方的地方文化。所以在地方性大量泯灭丧失的时候，文学性书写比任何时候都重要，当文化被格式化、平面化、表面化，包括娱乐化和退化的时候，保持文学书写是极其重要的。
苏周刊：当下的苏州地域文化已经表现出复杂性，作家应当如何表现这种地域性？
陈晓明：地域文化的存在具有一种生命力，生活在一地的人们会热爱它，觉得它的可贵，它会自然而然地存在于作家的作品中生活中性格中。地域文化说到底是一种文化性格，是活生生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语言、交往方式、价值观。这些都会随着时代的不同，既有沉淀，又有新的发展。比如苏州，一方面它最有传统性，保留有非常淳朴的传统生活习性，另一方面又非常开放非常国际化。我们今天的文学，整体上来说，传统性要强于它的革新性，我们确实需要思考，我们如何面对今天社会的变化？如果传统的生活习性，传统的价值观，传统的生活方式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它有意义和价值，它就会被肯定下来，不需要我们刻意保护；如果被放弃，那可能是我们适应了新的生活的变化，有些东西会被改变。近年来的有些新变化在文学中表现得很少，比如说科技的发展，对科技的反思，对科技的批判，我们的作家涉猎得都很少。我读过一些日本青年作家的作品，其中大量涉及科技，但是我们中国作家很少，中国作家最多写到电脑，现在会写到手机，如何去思考科技、
环境，甚至思考地球本身的一些问题，中国作家确实很需要。对于苏州作家群来说，如何去思考传统与现代、科技化经济一体化对传统的冲击，思考二者的关系，并不仅仅是批判，我想这里面的复杂性要呈现出来。
苏周刊：您如何看待苏州当代小说家的创作以及其中的地域文化特征？
陈晓明：江苏的作家群，特别是有苏州文化背景的作家群，苏童、范小青、叶兆言、荆歌等等，这样一个作家群在中国都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景观。他们的作品中有非常重的文化含量，这些作家本身是千姿百态的，都是个人风格明确的，但是在吴文化的语境中理解，他们确实有某种共同的东西，他们的作品中都有非常深的吴韵。陆文夫先生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重新唤起了对传统的记忆，把江南小说的那种细腻，那种生活情调呈现出来，非常可贵。范小青的作品，有很浓郁的吴韵，这一点非常独特。我特别看重她的《女同志》，把吴韵、把传统的苏州文化引入了现实的书写，引入了中国很重要的政治文化中。另外，她的《我的名字叫王村》，是一个非常有探索性的作品，一方面它写传统的变化，土地的失去，人心的变化，另一方面它依然非常生动地写出了江南的一种生活状态，农村发生的困境，困境中人们的精神。苏童的作品把先锋派和江南的风格结合起来，非常有冲击性，又非常有韵味，苏童小说当年作为先锋派和余华、格非同为南方作家群，还有一点点不同，就是他有非常浓郁的韵味，甚至像《妻妾成群》等小说里，有浓郁的传统生活的韵味，这是非常令人惊奇的。像荆歌、叶弥、朱文颖、戴来，他们的作品都有很足的生活的韵味，写生活写得非常细致，对人性的刻画非常细腻和复杂。他们笔下的人性和北方作家有很大不同，北方作家常常表现人性中狠的一面，强的一面，硬的一面，而他们表达了人性软的一面，温润的一面。
要求一个作家刻意去保护一个地域的文化可能很困难，但确实，作家去重视自己身处的文化中的那种韵味那种个性，应该是很有价值的。莫言也好，贾平凹也好，都是回到他们的地域中，来获得非常充足的活力和动力，苏州作家应该说也能够在这里找到具有活力的东西。
王尧：作家需要把对于地域文化的感受转为审美的表达
苏周刊：这次研讨会的主题是如何确定的，为什么要讨论苏州当代小说与地域文化的关系？
王尧：2012年我们开了一个苏州作家与中国当代文学的会议，在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的框架里讨论苏州作家的意义，现在我们要进一步追问，苏州作家在当代文学中的意义何以形成，区域文化，是一个框架、一种研究的方法，因此筹备这次会议的时候我确定了这样一个主题。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整个苏州的文化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一城两翼”之后，苏州过去是以吴文化为主的，现在外来文化也进来了，成为一个比原来更为复杂的文化结构，这样一种更为复杂的文化结构同样反映在小说创作里。今天苏州作家的小说，如果说主要特色是吴文化的话，同时也受到其他文化的影响，这也构成了最近这20年范小青、叶兆言、苏童、叶弥、荆歌、朱文颖、戴来这一批作家的作品的斑斓和多样性。
苏周刊：作家在写作中如何处理地域性和个性的关系？
王尧：学者的分析会从地域文化或是整体的主流文化来分析，对于作家本人而言，应该没有这样的划分。地域文化对于作家来说是一种文化母体，是血液，是生存的方式，不像批评家需要条分缕析地处理。对创作者来说，地域文化就像胎记，是自然打上的烙印；在成长过程中，作家还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又有一些变异，因此形成不同的个性。
苏周刊：苏州地域文化是从哪些方面影响苏州作家的？
王尧：对苏州地域文化的考察是多个角度的。明清以来的文学传统，我个人以为对当代作家的影响不是很大；苏州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包括人与人的关系，这里所形成的各种地方性的知识、经验，对人的影响可能更大些，苏州人特有的那些被称之为“苏州”的东西，他们的文化心理结构，影响是非常大的。
苏周刊：能否举例谈谈苏州作家当下的写作是如何受到地域文化的影响的？
王尧：我是这样看的，有两种类型，一种像范小青、苏童、叶兆言、朱文颖，这些有学院派特点的作家，他们写作中的地域文化和主流文化与中国的整体性的东西是交融的，有时候也带有书卷气，包括他们的想象和体验；而像荆歌、叶弥、戴来等作家，是从底层生长出来的，他们没有被更多的意识形态改造，带有更多民间文化的、草根的特点，当然在骨子里你也可以看到，他们有许多游离于主流的部分，其实也可以从文人的自我把玩和反抗、叛逆中找到一些渊源。我们都说陆文夫是“陆苏州”，陆老师的小说确实是写苏州的，写人性，也写苏州的经验和故事，但是以我和陆文夫老师的交往，我认为他的智慧还是我们苏北小镇上那种贤达的智慧。当然这个问题非常复杂，地域文化处理得好，还存在一个超越问题，如何把一个地方的经验、故事、人性上升到更普遍的意义上来，如果能引起共鸣，它一定有超越地方经验的东西。
苏周刊：作家能否有意识地从地域文化中汲取养料？
王尧：我看到《乡土苏州读本》中自古及今的许多重要文章，那些成为经典的作品中留下了关于本土的人的生存方式、风俗、人情、习惯等等，今天的写作同样也有这个功能，这一部分往往是作家最熟悉的生活。一个好的作家应该是有根的，作家背后需要有某种文化支撑，我们不要把根完全理解为故乡或者出生地，根就是文化，有了这个根，它可能会形成一个小说家的文化身份。当然这也是一个难题，如何把对于地域文化的、对地方知识经验的感受转为一种审美的表达方式，这里还是有个过程的。做乡土研究的学者或民俗研究的学者往往未必能成为好的作家，因为还需要从知识和经验出发，还需要想象，需要转为一种审美的方式，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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