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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救国宝“居延汉简”的苏州人
姑苏日报 20151207 B04版
■冯立
■冯立
在我国尚未发明纸张以前，是靠在竹片或木片上书写、刀刻文字来著书立说的。这种竹简或木简有着很高的文物和史学价值，弥足珍贵。
1932年前后，有位瑞典考古学家在我国甘肃境内额济纳河发掘出了一大批汉朝的木简，由于发现的地方东汉时曾设居延郡，该批木简便被称为“居延汉简”。
这批木简运往北平后不久，日寇就打进了北平。于是，围绕这批国宝的命运，演绎出了一场生死斗争。而这位历尽艰险、舍生忘死保护、抢救“居延汉简”的英雄，就是苏州人沈仲章先生。
沈仲章其人
1904年7月13日，沈仲章出生在苏州阊门皋桥西街打铁弄。因家境贫寒，小学五年级时便辍学到上海英商开办的祥泰木行学徒谋生。由于他聪敏机灵，没多久老板就让他进写字间学习英文打字了，一生精通英文竟自此而始。
1923年，沈仲章抱着实业救国的思想报考唐山交通大学，这个连一天中学都未进过的青年人居然凭着一口流利的英语和过人的聪颖被土木工程系录取。3年后，他又考取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提倡“兼容并包”的学风，允许学生自由转系，这正好投合他的天性，他广泛涉猎于数、理、文、史、哲、外语、宗教、音乐、戏剧、语言等学科，从徐志摩学诗，从陈寅恪学历史，精通了英、法、德语，通晓了世界语、拉丁语、意语、阿拉伯、印尼、马来西亚等十多种语言文字。他曾经扮演过亚芒，和邵乃思等合演过《茶花女》，还曾与张瑞芳在天桥同台演出，他那横溢的才华和潇洒热情的为人，在北大名噪一时。
1934年，沈仲章结束了绚丽多彩的学生生活，担任了北大文科研究所语言、音律实验所助教，还兼任了由中外学者联合组成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干事，作为刘半农先生的助手，同时在世界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指导下深造，为我国第一个语音实验研究室的建立做了大量奠基性的工作。他曾去广东汕头等地和渔民一起出海、劳动，用原始的腊筒设备纪录当地的方言；随刘半农到蒙绥地区考察，出入北国大漠，录制当地的民歌。他在语言学研究方面显露的才华和工作能力，得到了胡适之的器重。胡曾为他的未来设计了两种前途，一是去美国随赵元任从事语言学研究，二是到美国国会图书馆做胡的助手。沈仲章选择了前者。于是，胡适之为他联系好了在美国的大学。然而，就在此时，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对华侵略战争，他推迟了美国之行，并且以强烈的爱国热情和非凡的胆略，只身完成了“居延汉简”的转移和保护，演绎出了一幕出生入死、惊心动魄的史剧。
抢救“居延汉简”
在我国尚未发明纸张以前，是靠在竹片或木片上书写、刀刻文字来著书立说的。这种竹简或木简成了研究历史最可靠的第一手材料，有着很高的史学价值。遗憾的是，由于年代久远，竹、木简烂的烂了、烧的烧了，至今流传下来的很少，即使能发现几块宋朝的简已经是弥足珍贵的了。
1932年前后，有位叫贝格满的瑞典考古学家在我国甘肃境内额济纳河发掘出了一大批汉朝的木简，号称上万根，实际也不少于五六千根，内容涉及兵器、军事、屯戍、天子诏令、书信等。这一重大发现轰动了全世界的考古学界和史学界。由于发现木简的地方东汉时曾设居延郡，那批木简便被称为“居延汉简”。
这批木简运往北京后，贝格满希望把它带出国去考释和研究，中国学术界据理力争，认为这批文物在中国出土，所有权应属中国。最后在中瑞两方协商下，决定将木简存放在北大文科研究所，由专人将木简一一摄影后，印出4份，交双方各推出两人根据照片考释文字，定期交换研究结果。但此时日寇打进了北平，并将北大作为一个重点包围了起来，师生们早已逃散，稀世珍宝“居延汉简”随时面临被毁或被劫掠的危机。当时，在北大研究所语言、音律实验所任助教的沈仲章深知这批汉简的价值和所处的危境，如果不能将其及时转移出去，后果将不堪设想。沈仲章当机立断，决心冒万险也要将这批国宝抢救出来。
一天深夜，他冒着生命危险偷偷爬进了空无一人的校园，只见遍地污秽和泥灰，各种古书和所内珍藏的艺风堂碑帖拓片等已被日军撕成碎片或充作手纸，幸得木简锁在研究所西屋大木橱中未被发现。他迅捷地将木简、居延笔模型、发掘木简的地形坑位草图、西北科学考察团木刻彩色套版、我国邮局特为西北科学考察团发行的一千多套纪念邮票，以及许多原始纪录等分三次运到附近嵩公府北大图书馆后面。接着又一次次用箱子拎出来，沿路躲过日军巡逻队，将它们藏到北长街的一个小庙里，以后又把这批珍品转移到德华银行的保管库，以个人冬衣等物为名存起来，讲定将来凭收据取货。为使这批木简得到妥善处理，沈仲章决定先到天津，再乘船往上海去寻找北大负责人。
国宝转辗历险
1937年8月11日清晨，沈仲章登上去天津的列车。
他前往法租界，正巧碰上在北京时相识的韩七爷，韩便让他住进自己在意大利租界内开的一家客栈。更值得欣慰的是，沈仲章通过韩得到了文博界著名人士、时任故宫博物馆古物馆长的徐玉森的下落，他立即写信去报告情况。徐森玉无论如何没想到这个年轻人居然做出了一件抢救国宝的大事，兴奋极了，立即从长沙赶到天津。由于此时“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轮船不再开往上海，徐便嘱沈仲章秘密将国宝运津后转道香港。于是，沈仲章回到了北平，他了解到一家叫伯利行的瑞士商行靠着中立国的招牌代客运输，日本兵对其检查较松，便将两只箱子交办托运，果然未引起日军注意，使两箱国宝顺利运到了天津。
沈仲章在韩七爷客栈住了不到半年，一天早晨他刚出门，租界巡捕房便有人到客栈报信，说是日本特工与意大利警方马上要来抓一个姓沈的。韩七爷急坏了，赶紧卷掉沈仲章的铺盖，在账簿上注明“离开”字样，又派人在路上找到他。在这种情况下，沈仲章只得从伯利行提出两箱国宝，买了船票前往香港。
然而，将国宝作为私人行李搬运要冒很大风险，除了海关外，港口司令部、日本宪兵说不准什么时候要检查。沈仲章就和搬运工人去打交道，让他们找好说话的日本人将行李单送过去，如果批上“检查”，就把单子作废推迟搬运。几次以后，运气来了，单上批了句“查看属实即放行”，混过了海关。
沈仲章乘上恒生轮，凭着一口流利的英语，熟识了船长汤麦斯，并将装满“居延汉简”的皮箱充当仪器、书籍寄放到了船长的房内，几次逃过了日本兵的检查。
恒生轮行驶经青岛要停留十多个小时装运一批货物，借这机会，沈仲章雇了条小船摆渡上岸，向在长沙的徐森玉发个电报，报告木简已起运南下，请他们派人到香港接收。可是当他回到岸边时，惊呆了，那恒生轮居然已无影无踪。经再三打听，才知说是日本鬼子有十多条兵舰向青岛开来，像要登陆，恒生轮装了一半货物就赶快离开了。这时的沈仲章真是心急如焚，他左思右想，急中生智，立即给正在途中的恒生轮船长汤麦斯发了一份海底电报，请他到香港后将箱子交给船下舱的吴景桢，由他转交香港大学图书馆存放。然而，汤麦斯能否收到电报，沈仲章无法知道。直到五天后他才搭上一条船，赶紧向香港赶去。
磊落无私的一生
真是不幸中之大幸，汤麦斯船长接到了沈仲章的电报，且按要求将它交给了吴景桢，“居延汉简”历经万险终于被带到香港大学图书馆存放，直到此时，沈仲章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他原打算即去美国继续从事语言学研究，在几位文物考古朋友要求下，也出于对汉简的特殊感情，他改变计划，留在香港，全力投入了拍摄、编印《居延汉简》图册的工作。1941年，图册书稿全部完成，只待出版了，他又奔赴上海联系刻字工。谁知，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经受了空前的大轰炸，这部浸透了他心血的图册竟葬身火海，幸得“居延汉简”逃过了劫难。
解放以后，沈仲章仍然以饱满的热情投身到抢救民族文化的事业之中。1950年至1954年间，他自费在上海、江苏、四川地区访录了吴梦飞、谢一尘、樊少云、林石城等各种琵琶流派的传统曲目；在苏州、无锡农村收录了万和堂的吹打音乐，又去成都录制了四川霸派名琴龙琴舫传统琴曲，和许多民间艺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1955年，他得知上海收藏家龚氏要出让宋代大画家米友仁《云水墨戏图》卷和元代画家黄公望《天池石壁图》轴真迹后，几乎倾其积蓄，将画收购下来，并立即无偿捐赠给了故宫博物馆收藏。1958年2月11日，当时的文化部长沈雁冰为他亲笔签署颁发了褒奖状。1956年，他又随查阜西赴湘西苗族、土家族生活的地区，参加了民歌、民间音乐的采访录音、记谱、记音、译注的工作，还拍摄了6盘16毫米彩色电影资料、记录下当地的民族歌舞、傩舞等，后又在音协赞助下，去湖北、四川、贵州、云南等地访录古琴音乐，为我国的民族音乐事业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文革”结束后，沈仲章先生先后被吸收为中国音协会员，担任了前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通讯研究员、上海市文管会通信编纂，今虞琴社副社长、顾问，上海中国管弦乐团顾问等职。1985年，他无私地将文革中抄家后发还的所有音乐方面的书籍和唱片，捐赠给了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表示将其“公诸社会利用，了却自己多年辛苦收藏之初衷和目的”。
1987年3月19日凌晨，沈仲章先生溘然长逝，享年83岁。
“居延汉简”今何在
沈仲章先生舍生忘死，历经千难万险抢救出的国宝“居延汉简”今何在？据沈仲章生前口述，大致下落如下。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居延汉简”由胡适之先生设法运送到了美国华盛顿，存放于国会图书馆仓库内。在胡先生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后，通过与美国国会图书馆交涉，将这批稀世珍宝交付给了“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保存于考古馆二层楼上，以后组织学者对“居延汉简”重作了研究整理，于1957年出版了《居延汉简图版之部》。1977年，台湾再版了《居延汉简图版之部》一书。
1984年10月，沈仲章先生收到了吴景桢寄给他的《居延汉简图版之部》一书，四十余年后重又见到了木简的大部分图片，他回首往事，思绪如潮，老泪纵横，感慨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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