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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特殊贡献的殷之书
姑苏晚报 20041124 一卷100页
■柔刚
前不久，就举世关注的三峡工程防空问题，特地探访了参与该工程论证试验全过程的“军中鲁班”、土木工程学家——
人物档案
1920年9月生于苏州 直镇的殷之书，1932年于当地甫里小学毕业后，考入苏州纯一中学。1935年考取苏州工业专科学校土木科，因“七？七”事变停学。1938年10月考入上海之江大学土木系，2年后辗转入西南地区，先后考入云南大学矿冶系、西南联合大学土木系。1945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46年随清华大学返回北京，在该校任助教、讲师至1952年。
1952年11月被选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校任教，历任副教授、教研室主任、工程兵系教育副主任（正师职）。1961年调至西安，筹建工程兵工程学院，历任副教授、教授，训练部副部长、部长（副军职）“文革”中该院被撤销后，调至北京工程兵第四设计研究所，任副所长、所长。1983年调任总参谋部工程部顾问，兼任总参科技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正军职），当选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1986年以正军职离休。
系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防护工程学会副理事长、国际岩石力学协会中国小组成员、中国军事运筹学会及军事统筹学会顾问。1959年起任长江三峡工程防空试验研究组组长，先后被国务院及水利部聘为三峡工程审查组和论证组专家。1993年荣获水利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同年国务院授予他“对三峡工程勘察论证有特殊贡献奖”，并获国家特殊津贴。1995年，由他主持的该项研究成果又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著有两部专著、发表论文多篇。
参加三峡工程截流仪式
诸多媒体和世人瞩目台海局势的同时，也很关注三峡工程的防护问题。在京的两位新闻界前辈正好介绍我去采访知情的苏州籍军事专家，于是，我便驱车赶往位于北京太平路的总参某设计研究院。
想不到，来接我入内的殷之书教授虽年逾八旬，却是位童颜鹤发、身板健朗的文职老将军。坐定后，当我关切地问起三峡工程的防空时，这位曾参加了三峡工程论证全过程的总参工程兵部顾问、中国防护工程学会副会长感慨万端地对我说：过去有很多事情对外不能说，因而外界有较多误解，好像国家论证三峡工程时不重视人防问题。其实，早在上世纪60年代毛主席、周总理就极为重视这个问题，由总参谋部直接抓，我基本上从头到尾都参与了。有些事现在可以解密了，告诉你吧，三峡工程与国防的关系，研究论证了三十多年，各种试验做了几千次，对国计民生慎之又慎。根本不存在论证未征求军方意见的情况。在此我要强调一点，既然可以放心建坝，防护也可令人放心。
面对着这位胸有成竹的老专家，我信服地点头赞同。
漫漫修远的求学路
1920年9月（农历七月），殷之书生于甪直镇南市下塘街吉家浜。谈起家乡，殷老顿觉亲切异常，甚至连从小进培本幼儿园也都记得。1932年于甫里小学毕业后，升入苏州纯一中学。三年后被苏州工程专科学校土木科录取，正当他发奋攻读时，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爆发，被迫停止学业。然而，殷之书求学心切，终于在1938年10月考入之江大学土木系，并埋头苦读了两年书。
尽管有书读，但殷之书不愿在沦陷区当亡国奴，他决心到远在边陲的西南联大就读。于是，他不顾艰难困苦，先后辗转香港、广东、湖南到达贵阳。在那里，他巧遇“苏工专”的老同学，就跟其进金沙江工程处短期打工。殷之书被分配至工务段，整天在金沙江畔炸险滩、造纤道等，直干到8月初大学招考，他便辞假去昆明报考。岂料，他被西南联大土木系和云南大学矿冶系同时录取。正好堂兄殷之文也在云大矿冶系，殷之书就选择了进云南大学矿冶系读书。
当时，家乡早已沦陷，4个月才能通一封信，仅靠殷之文一个人的钱（家里寄来的）显然无法维持弟兄二人的生活。而云大工学院办在一小县城，难以找到一份工作，为此，殷之书就回到昆明，一边当家教，一边报考西南联大。好事多磨，前后耽误了三年，1942年他终于重新考入西南联大土木系。至1945年毕业，殷之书留校当上了助教。
1946年，殷之书随清华大学返回北京，并在该校土木系任教。1948年初，时任讲师的殷之书经何东昌（后曾任国家教委主任）介绍，参加了地下进步组织“西马俱乐部”。原来土木系的英文名第一个字母为C，各系的第一个字母合起来为“CEMA”，即“西马”。他们请梁思成教授谈艺术，学剪解放区流行的窗花，座谈时事问题，甚至还在中共地下党员引导下传阅毛泽东著的《新民主主义论》。从此，他向往一个新的中国诞生。
跟陈赓建办“哈军工”
1945－1952年，殷之书在清华大学任教7年，正拟升任副教授之际，又面临一项新工作。
原来，毛泽东主席对刚从朝鲜回国的志愿军副司令员陈赓说，今后不能老是“小米加步枪”了，快去哈尔滨创办军事工程学院。陈赓对周总理说，我一无教师，二无图书，怎么办校？总理说，你要调人调书，就到各个大学去物色，我来批。于是，陈赓将军从全国各地挖来78名有真才实学的教授和专家，列名单报请总理审批。
殷之书当时在清华园主管结构材料试验室，一天有人来参观实验室，还有人与他聊；此人走后不到半个月就来调他。陈赓在办事处亲自接见，传达完毛、周的话，讲了2小时，最后问他：重要不重要？殷之书表示恐怕难以胜任。陈说，有苏联专家手把手教你，准行！
报到后，陈赓院长要殷之书立即画出哈军工建校的总建筑平面图，并作出一个概算和计划。根据需要，他就分空军、炮兵、装甲兵、海军、工程兵5个系画出草图，总规划45万平方米，还列出经费预算。陈赓同意后，即报军委。一周后，毛主席就批准了。
1952年11月，殷之书就离家赴哈尔滨，首先落实设计公司，1953年先盖10万平方米校舍。因为陈赓决定1953年9月开学。但由于工程兵系无人教课，陈院长要他两边兼顾（建委会也需要他）。他说无教材，总顾问讲已带来苏联教材。于是，系里将7名翻译全调去使用，殷之书结合中国特色情况先把绪论和第一章写出来，就开始上课。他先后任工程兵系教研室副主任、主任。1955年任系教育副主任（正师职）。1964年是他的好运年，被评为教授，升任训练部部长，晋升上校军衔。他所教的学生中，有2人先后当工程兵部部长，也有几人当工程兵学院院长和指挥学院院长，在工程兵2个研究所当所长的，还有一人先后任总政治部副主任、主任。
后半生献给“751”
1959年的一天，殷之书又接受了一个新任务。
原来，在一次模型试验中，长江三峡工程若遇轰炸，不仅交通受淹，甚至要淹没江苏和江西省。毛主席得知后说，三峡工程好似我们头上顶了一盆水。周总理也批示了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的报告，成立了由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上将、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国防科委钱学森中将、水利电力部副部长钱正英、长办主任林一山组成的领导小组。张爱萍就把殷之书调去当研究小组组长。
燕山脚下的官厅水库畔，有一片很大的试验场。殷之书带领的秘密研究小组，代号叫“751”，是研究三峡大坝防核袭击的。而试验场的另一端也有一群人，代号叫“750”。许多年后殷之书才知道，他们是研究原子弹的。而今，中国人民不仅有了核武器之剑，也有了保障人民安全的防核袭击的盾。
然而，1960年中国还无原子弹，故只能用炸药在水库、空中、陆地进行爆炸模拟试验。张爱萍限一年内完成，每隔2个月带钱学森来检查一次。由于殷之书及其他研究人员努力工作，各项研究进展甚快，只待经过核爆炸的实际检验。终于，1964年10月16日下午，罗布泊上空升腾起蘑菇云！身穿防护服的“751”试验小组人员立即赶赴三峡大坝模型场，拍摄科研实况，取得珍贵的试验数据。后来，周总理亲自听取汇报。“751”的这些试验，对后来的大坝设计和防护研究，均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1980年7月邓小平考察三峡之后，三峡工程的人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哈军工”任教时，殷之书曾为战胜洪水而昼夜辛劳，1956年获哈尔滨市一等防汛模范；1957年任防汛技术指导组长，荣立一等功。1960年，殷之书又为三峡工程的防护研究贡献了后半生。
从1978年至1986年，殷之书他们先后做了四种方案的200多次溃坝试验，结果仅为1954年大洪水长江中下游淹没范围的4％左右。只淹到湖北沙市，武汉也能保住。被国务院聘为“三峡工程审查小组专家”的殷之书教授，在1990年他先向总理、有关部长、各民主党派领导人等作论证汇报，然后与其他三人再向全国人大作发言。内容除绝密之外都讲了。讲毕，他看到钱正英笑着向他点头，国防部长秦基伟也表示赞同；李鹏总理、姚依林副总理在总结时表态说：这四个问题讲得很清楚了，应该没有问题了。
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
1991年春节，正在广州的王震、王任重等国家领导人想了解三峡工程，就找十位专家去座谈。殷之书于大年初一离京出发，年初二汇报。他带了2本保密的小册子，给二王每人一本。翌日，王震对他说，那书很好，但因不太懂技术，只看懂了一半。后来王震就给中央写了报告，江泽民主席即指示：看来三峡工程该下些毛毛雨了。于是，中宣部立即执行，开始在新闻媒体上透露三峡工程的有关情况。
经安排，1991年6月12日，首都新闻界考察团乘“天鹅”号考察三峡，殷之书顾问在船上向总编们讲了三个晚上，人民日报总编听后说，讲得很清楚。因为他解答了他们想了解的问题。
1992年召开全国人大、政协会议，殷之书作为三峡工程专家去参加小组会，对于广大代表最关心的大坝安全、国防问题均给予解答，使其弄懂、满意；最终三峡工程顺利通过表决。国务院授予殷之书“对三峡工程勘察论证有特殊贡献奖”后，各类媒体纷纷采访报道，央视各台不仅播出他在人大解答和试验场的镜头，《焦点访谈》还在大江截流直播时，播出采访他的片断。
耄耋之年研究“罗汉像”
或许是殷老父亲当年曾参与甪直保圣寺古塑罗汉的抢救，今年上半年他开始研究罗汉像。为此，他查看了三部
《甫里志》和《中国美术全集》、《中国雕塑史》等，并通过在清华任教授的儿子和在北大读博的孙子帮助查找资料，从古塑罗汉的历史、造型艺术诸方面着手研究。他翻拍了不少图片，摘录了许多资料，颇有心得收获。
坐在我面前的这位老教授，尽管他因早离休和年龄诸因素，未能参评院士和将军军衔，然而我总觉得：他几十年来对国家和人民、对三峡工程的特殊贡献，并不比院士、将军们逊色，因而永远值得我们崇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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