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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长万里 玉笛声悠扬——记苏大知名校友、著名音乐家刘雪庵
苏州日报 20150918 B第02版
■徐惠德
刘雪庵的名字，人们可能对他已淡忘，只要想起当年爱国抗日名曲《长城谣》的作曲者，以及上世纪三十年代流行的《何日君再来》的作曲者，也许就不会觉得陌生。对刘雪庵来说，前者给他带来无限的荣耀，后者却给他带来后半生的冤屈。
刘雪庵曾在苏州大学前身之一的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任教，担任艺术系教授兼音乐科主任。抗日战争胜利后，社会教育学院迁到苏州拙政园内办学，刘雪庵继续任教。1950年社会教育学院同无锡国专及省立教育学院合并，建立苏南文化教育学院，刘雪庵先后担任音乐系主任、教务长、副院长。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苏南文化教育学院同东吴大学部分学院合并成立江苏师范学院。刘雪庵在江苏师院音乐系主任任上，于1952年调华东师大音乐系任教授兼代主任。1956年华东师大音乐系撤销，刘雪庵被调往北京艺术师范学院（后改名中国音乐学院）担任筹委会副主任兼作曲系教授。1957年刘雪庵被错划为“右派”，撤销副院长职务并降为六级教授，调图书馆任资料员。“文革”中更是被扣上“反动、黄色、汉奸”的大帽子，沉冤十余载。他还没有看到自己平反昭雪，即含冤去世，终年79岁。1985年5月8日，刘雪庵追悼大会在北京八宝山公墓举行，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周巍峙、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吴祖强等出席了追悼会。
刘雪庵1905年11月7日出生于重庆市铜梁县东郭乡。他自小酷爱音乐美术。中学毕业后，他学钢琴、小提琴，在此期间参加了学生进步组织。1928年3月18日，刘雪庵在铜梁中共特支指示下，联合县城各校师生召开纪念北京“3·18”惨案两周年大会，带领师生环城游行，并领导高唱“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等歌曲。对此，政府当局十分惊恐，便以“有共产党活动”为由，搜捕、迫害爱国进步人士。由于刘雪庵等人已暴露，只得离开铜梁，于1929年春赴上海，就读于陈望道创办的私立中华艺术大学。陈望道为第一个把《共产党宣言》译成中文版的我党早期革命家。当时在该校任教的进步文艺界知名人士有洪深、欧阳予倩、冯雪峯等。刘雪庵在这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早期熏陶，结识了一批文艺界的进步人士，参加了宋庆龄、鲁迅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雪庵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以黄自、李惟宁、贺绿汀、江定仙等人为首的上海音乐界理论作曲组师生组织了“中国作曲者协会”，会址就设在刘雪庵寓所里，刘雪庵主持协会的日常工作。他创办了音乐刊物《战歌周刊》（后改名《战歌》），自1937年10月创刊，到1940年终刊的两年半时间里，先后共出版18期，历经上海、武汉、重庆三地，它对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蓬勃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刘雪庵的《长城谣》《流亡三部曲》，江定仙的《焦士抗战》等著名抗日歌曲，都是通过这块小小的音乐刊物传遍全国及海外的。他还将自己创作的《出发》《前进曲》《上前线》与上海音专师生创作的8首抗战歌曲编成《爱国歌曲〈前线去〉》出版。他在后记中写道：“聊贡薄生，唤起国人，做前敌健儿之后盾，作未来报仇之预备。”
1937年12月，刘雪庵在武汉同张曙、夏之秋、冼星海等人联络音乐界各方面人士组织发起成立全国歌咏协会，起草《中华全国歌咏会宣言》。他同阳翰笙、田汉、李公朴、贺绿汀等组织《七七》抗战周年，聂耳逝世三周年等歌咏活动。特别是在重庆举行了7月7日（抗日战争纪念日）万人大合唱，愤怒地呐喊声响彻山城，震撼全国。
1941年，刘雪庵在重庆国立音乐学院任教时，国民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为此，周恩来指示：“对国民党的严禁封锁，必须想办法予以冲破。”重庆戏剧界为此决定联合公演郭沫若的新编历史剧《屈原》，特邀刘雪庵为该剧配乐谱曲。刘雪庵不顾院方阻拦，仅用三天时间，便完成了创作任务，并亲自排练和指挥演出。《屈原》的演出充分揭露了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丑恶面目，震动了国统区的广大人民。为了抵消《屈原》演出在广大人民中的影响，时在国民党教育部任职的顾毓修，也编了《苏武牧羊》的剧本，也请刘雪庵为之谱曲，遭到了拒绝，这便引起国民党教育部及院方的不满，迫使刘雪庵离开了国立音乐学院，应聘到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任教。当时参加《屈原》演出的不少有关人士被国民反动派杀害。但这些没有吓倒刘雪庵，他仍一如既往地支持和参加进步师生的爱国民主运动。例如，他曾指挥大中学生1500多人的“黄河大合唱”，当时尽管操场上岗哨林立、荷枪实弹，但刘雪庵毫无惧色，指挥若定。合唱会结束后，又举行环城大游行，并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歌八百壮士》等雄伟歌曲，拨动了广大民众的抗日心弦。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为了发动内战，在重庆策划反苏游行。刘雪庵主动联络朱彤等教授一起公开签名拒绝参加，致使刘雪庵及社会系主任许德珩、教授陈仁炳、新闻系主任俞颂华、教育系主任董渭川、美术教授吕凤子等被国民党教育部解聘，虽然由于院长陈礼江对命令留档不发予以抵制而未成。
1947年社会教育学院迁往苏州拙政园办学。当时全国各地掀起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游行，刘雪庵是中国民主同盟苏州地下组织的负责人之一，与谢孝思教授等组织了“教授会”，公开支持爱国学生运动及人力车工人总罢工，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仇视，被列入了国民党黑名单。解放前夕，为了粉碎把社会教育学院迁往台湾去的阴谋，刘雪庵积极参加由学院地下党组织所领导的护校运动。在国民党反动派扬言要杀害黑名单上师生的情况下，刘雪庵同谢孝思等教授成立了“五人院务委员会”和“员工警应变联合会”。在当时的院长陈礼江已离职的情况下，这些组织便成了迎接解放的员工自治组织，刘雪庵被选为副主任委员，为了保护学院的财产，他把院里仅存的七根金条埋藏于拙政园荷花池旁石桥下的泥淖中，直到解放后，才把这些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来的金条挖出来，上缴给了苏州市军管会。
“文革”中，刘雪庵的“严重反革命罪行”，竟是所谓“编写黄色歌曲《何日君再来》，为汉奸宣传”，这实际上是一桩张冠李戴的冤案。
1936年（其时上海尚未沦陷），艺华影片公司为了接受为三星牌牙膏厂老板做广告片的请求，准备拍摄为其商品宣传的舞曲片《三星伴月》，演员有周璇等。导演邀请刘雪庵谱曲。刘雪庵便谱写了首当时流行的“探戈”舞曲。曲子写成后，导演未征得刘雪庵同意便叫人为曲子填了词。后来刘雪庵知道词中“喝完了这杯，请进点小菜”等粗俗内容表示很不满，但碍于朋友的情面又不好正面交涉。到上海遭日寇侵略沦陷后，这首被叫作《何日君再来》的歌，被日本歌星李香兰在其主演的美化日本侵华影片《白兰之歌》中演唱，这些实际上同刘雪庵毫无关系。当刘雪庵在重庆得知此曲被盗用成了日寇、敌伪心理战的工具后，十分气愤，但苦于无处投诉、无处辩解。栽赃陷害的人，不记此曲创作时间，认为《何日君再来》是盼望日本鬼子再回来。
刘雪庵的冤案是在特殊年代、特殊环境下造成的，它只是成千上万冤案中的小插曲。今年是刘雪庵诞辰110周年，我们纪念刘雪庵，是不忘他一生对中华音乐事业的杰出贡献，对鼓动宣传抗日爱国运动的杰出贡献，对人民革命事业的不朽贡献。1995年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活动时，中央电视台曾邀请上海音乐学院周小燕教授及其学生登上长城，重新演唱刘雪庵的抗日名曲《长城谣》，并向全国及海外播放。其时，刘雪庵已去世十年多了，但他的在天之灵一定会得到极大的安慰，因为作为人民音乐家的形象重新展示在了世人面前，让人深深怀念。
□徐惠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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