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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达生：百年桑蚕一世情
苏州日报 20040907 一卷48页
■孙宁华
她是我国著名的蚕桑教育家、改革家，曾被称为“当代的黄道婆”、“中国乡镇企业之母”―――
在苏州城西浒墅关镇一个幽静的小院里，住着一位鬓发皆白，身材瘦小的百岁老人。她的眼睛已无法看清小院里蓖麻的青葱碧绿，耳朵已听不到蚕宝宝吃蓖麻叶时欢快的吟唱。她总是默默地坐在竹榻上，剥茧、捻丝，这样的动作仿佛已是她生活的全部。是的，作为蚕丝改革的一代先驱―――费达生，这位伟大的女性确实已把这桑蚕丝绸事业当作了人生奋斗的全部内容。
年少志高许“桑蚕”
1903年10月3日，费达生出生在吴江同里镇。她是费璞安、杨纫兰夫妇的第二个孩子。费家共有5个孩子，长子费振东毕业于上海交大，建国后曾任政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宣教司副司长；次子费青，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学院，北大教授，建国后曾任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委员等职；三子费霍，解放后在上海城建局担任工程师；四子费孝通，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和社会活动家。1954年10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费振东、费孝通均为全国人大代表，费青为全国政协委员，三兄弟都出席了大会，被传为美谈。
费璞安早年曾与郑辟疆先生一同在山东青州蚕桑学堂任教。郑辟疆教专业课，他教国文，两人对中国蚕丝业的衰落同样感到痛心。其母杨纫兰自幼受过良好教育，毕业于上海务本女校，是一位有才干、进步开明的女性。费达生幼时母亲就教她识字，六岁时入同里丽则女校。1910年，全家搬入松陵镇，她也转入吴江爱德女校。她学习刻苦用功，考试成绩始终名列前茅。
1916年夏，费达生高小毕业，面临升学的选择。母亲对她说：“你排行大，后面还有三个弟弟，报个中等职业学校，早点出来工作，好帮助弟弟上学。”当时苏州适合女子的职校有三个：一是师范，二是护士学校，三是女蚕校，都免交学膳费。费达生想到常有人说养蚕是利国利民的事，便说：“那我上女蚕校！”费达生后来回忆说：“因为是我自己选定的终身职业，所以入校后还有亲戚怕我养蚕期劳动过重，不能胜任，劝我改校。我坚定不移，忍劳耐苦，决不告诉家人。”
江苏省女子蚕业学校是著名爱国人士、报业家史量才1903年在上海创办的私立学校，辛亥革命后因时局动荡、经费不足，而史先生又全力创办《申报》无暇顾及，遂申请改为公办。1912年在吴县浒墅关镇划地建校。费达生是女蚕校的第五届学生，当时学制是预科一年，本科三年。1918年春天，费达生已经是这个学校的二年级学生了。学校新来了一位校长，年近40，身材高大，容貌端正，不多讲话，初见时使人感到很威严。从教师口中传出，他叫郑辟疆，很有才干，学校使用的几种专业教材都出自他的手笔。郑辟疆的思想、人格对费达生的一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四年蚕校学习生活结束了。费达生毕业考试成绩在全班排名第五。郑先生和她谈了一次话，问她毕业后的打算，鼓励她从事蚕桑事业。此时，省里给女蚕校两个留学日本的名额，考取后可享受公费，郑先生问费达生是否愿意到日本留学？费达生喜出望外。不久，怀着一腔复兴中国蚕丝业的热忱，费达生和同窗好友、郑先生的妹妹郑蓉镜一起登上了东渡的轮船。
1921年，费达生考取了东京高等蚕丝学校制丝教妇养成科。费达生是班里唯一的外国留学生。两年后，费达生以优秀的成绩拿到了毕业证书，断然回绝了老师让她回国后去日本丝厂工作的建议，回到母校。
推广良种办丝厂
费达生回到母校后，接受郑先生的建议到推广部开展新蚕种的农村推广工作。
1924年4月，细雨润湿了桑树枝条上的嫩叶，在推广部主任胡咏絮的带领下，费达生乘一只小船来到开弦弓村。开弦弓村地处太湖东岸，是个偏僻的水乡村庄。当地农民世代从事养蚕。费达生她们去后，在当地建立蚕业改进社，推广优良蚕种，实行稚蚕共育，免费向农民宣传科学养蚕知识。当年，试养改良种蚕的农家都获得了丰收，收入成倍增加。蚕农给学校赠送了一面锦旗，上书“富国利民”四个大字。
次年的春天，由于在推广部的出色表现，费达生被任命为推广部主任，再次来到开弦弓村。农民们像迎接贵宾一样早早等在河岸上，许多人纷纷找上门来要新蚕种。由于困难户借高利贷买桑叶后利益大部分被夺走，费达生就在郑先生的启发下动员几十户人家组织成立了养蚕合作社，又把经济困难的蚕农逐户登记，然后到震泽震丰银行去联系贷款。银行见有女蚕校作保障，欣然同意。费达生办好贷款手续后，让学生填写领款单，分别送到各户蚕农家里。当时有位姚阿婆，拿到贷款后，皱巴巴的嘴唇颤抖着，感激地说：“你们真是行善哉！”
到1936年，新蚕种已达到285万张，在苏南完全取代了土种并传播到浙江、皖南等地。江苏女蚕校，特别是推广部，像一个火炬手在江南大地上为古老衰落的中国蚕丝业点燃了希望。
中国是古代制丝业最发达的国家，然而制丝业的辉煌也随着大清帝国的陨落而落幕了。到1926年，华丝的出口量已不及日丝的1／3。开弦弓蚕业改进取得成绩后，费达生又帮助蚕农开展了从土丝改良到机械制丝的改革。1925年春天，费达生到开弦弓时带去了一部木制脚踏缫丝车，她娴熟灵巧的技艺为推广这种改良丝车在村里的应用打开了局面。改良丝的生产提高了开弦弓村民的收入，但是它在销售上不敌机械丝的劣势也激发了村民开办机械丝厂的愿望。在郑辟疆的支持下，费达生向省农民银行申请贷款、选定厂址、设计厂房。农民们利用农闲修建厂房，搬运机器，费达生亲自教授技术，各道工序则都由农民子女操作完成。1928年8月5日，开弦弓丝厂―――中国第一个农民自办的合作丝厂的汽笛发出了第一声长鸣，正式投入了生产，当时员工有67人。从此，这个江南小村汽笛呜呜，机声嘎嘎，一包包贴着“蜜蜂牌”商标的生丝从这里装包上船，驶往上海……
据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记载，女校推广部在开弦弓推行的蚕种改良使农民的收入大约增加了一倍；而合作丝厂第一年所得利润上万元，其中70％都按股份分给了社员。费孝通带着开弦弓调查的成果远涉重洋，到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写成了博士论文《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他的导师、人类学大师马林诺斯基在序言中称该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而“有关蚕丝业的这一章是本书最成功的一章”。
三生有幸“同宫茧”
抗战全面爆发后，江南的养蚕制丝业不可避免地遭到重创。费达生和郑辟疆商量决定迁移到四川，保护青年技术人才去大后方为抗战服务。1938年，费达生先行入川，来到重庆。在这里她遇上了有着“民众教育保姆”之美誉的著名教育家俞庆棠女士。俞庆棠力邀她参加川南蚕丝实验区的考察、选址、建设工作。郑先生也于1939年春天来到了重庆。
他们在乐山建立蚕丝实验区，把从江南带来的蚕种进行适应性试养，培养适合川南地区的新蚕种，在制丝方面，他们就地取材，设计了七七式木制立缫车，进行示范推广。1942年，实验区还派出技术人员，为乐山的华新丝厂安装了他们研制的复摇式丝车，用来生产定级的高级生丝，使该厂的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明显提高。丝厂的面貌也大为改善。
二十多年的蚕丝改革把费达生和郑先生紧密结合在一起，人们都说：“郑先生的主意，费达生的行动，紧扣密配，把理想变成了事实。”
刚解放那年月，人们的心情是热烈而舒畅的，郑辟疆、费达生两位老知识分子也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好像年轻了许多。有一天下午，像往常一样谈完工作后，费达生正要离去，郑先生让她再坐会儿，欲言又止，结结巴巴地说：“达生，我想和你说个事，我们……结婚吧！”费达生完全没有想到郑先生会突然说出这样的话，尽管这件事已让她盼望了多少年！从郑先生家里出来时，费达生仍然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1950年3月12日，春回大地，阳光明媚。苏南蚕丝专科学校校园内红旗飘扬，来自各地的校友和全校师生正沉浸在解放后的第一个校庆日纪念的喜悦当中。按照惯例，学校上午召开纪念会，下午演出文艺节目。当人们在铃声的催促下走进新建的大礼堂时，看见老校长健步走上了舞台，微笑着看着前排的观众，郑重地说：“诸位同志，节目演出之前，趁此机会向大家宣布一件事，我和费达生女士结婚了！”闻听此言，全场寂然。人们始而惊愕：几十年来坚持独身主义的老校长什么时候改变了主意呢？而且消息保守得多严密呀！礼堂里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
郑先生的好友，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专门从北京寄来的贺诗中写道：“真是白头偕老，同宫茧是同心。早三十年结合，今朝已成金婚。”
婚后的生活是幸福而和谐的。郑先生从不吸烟喝酒，穿着也不讲究，有的衣服磨破了，常自己缝补好再穿。吃东西也很清淡，晚饭后踱着方步，端着茶杯和费达生说说话。郑先生对她非常体贴和尊敬，常说：你仍旧忙事业，不要陷在家庭事务中。费达生对家务很不擅长，对穿着也不讲究，她的衣服也往往是郑先生亲自按型号去买。
党和人民非常关心他们的生活，给他们以优厚的物质待遇，但他们把金钱看得很淡，自己开支很节俭，却常常资助子女多、生活困难的新老同事、职工。
暮年犹怀“春蚕心”
1956年冬季，全国出现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原来的丝绸小作坊、小工厂合并为相当规模的公私合营企业，国营丝绸厂也有较快发展，丝绸产量大幅度上升。江苏省人民政府设立了丝绸工业局，费达生由周恩来总理任命为江苏省丝绸工业局副局长。 为适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蚕丝生产对技术人才的需求，蚕丝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1956年，经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准，蚕校实行蚕丝分校，将制丝科和丝织科分为丝绸工业学校。郑辟疆兼任两校校长。1958年在丝绸工业学校基础上成立丝绸工业专科学校，1960年升格为苏州丝绸工学院，成为我国丝绸战线培养高级技术人才的最高学府。1997年，并入苏州大学，迎来了新一轮发展机遇。 1981年，江苏省科委给吴江下达了一个科研攻关项目，进行提高出丝率的试验。吴江确定以开弦弓村所在的庙港公社作为试点，聘请费达生担任顾问。于是，80高龄、鬓发皆白的费达生再一次奔忙在开弦弓村的乡间小路上。费达生在开弦弓要做的事有很多，但最令她萦心费力的还是开弦弓丝厂。 在一系列措施的指导下，开弦弓丝厂面貌迅速改观，在全县两千家乡镇企业中第一个被评为省级先进企业，并被江苏省人民政府授予“明星企业”称号。吴江提高蚕茧出丝率的试验经三年多的努力终于获得成功，在1984年通过了技术鉴定。 在实践中，费达生对因蚕丝业各个环节的脱节造成的弊病深有感触，于是，垂暮之年的她大声疾呼：“首先要使蚕丝业各个环节的专业人员思想上都能建立起桑蚕丝绸的系统观点……比如说发现了一项新的利用蚕丝为原料的途径，这项信息就要顺着绸、丝、蚕、桑的系统迅速地传下去，使每一环节根据新的要求，密切配合，进行新的技术改造，制造出符合新要求的成品，供应后一环节的应用。这样周而复始的经济更新，以维持和提高蚕丝业全局的效益……”
《建立桑蚕丝绸的系统观点》在1985年3月9日《经济日报》“周末论文”专栏发表后，被许多刊物转载，在蚕丝界引起极大反响，对我国蚕丝业的改革和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费达生的事迹载入了《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中国妇女五百杰》等书。中国，乃至世界的蚕桑界都已记住了这个闪亮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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