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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祥保：中国电影发展需要兼顾产业和艺术
苏州日报 20151204 B01版
■高琪
□高琪
倪祥保教授研究电影，始于1985年的一次观影。他至今记得，那时他留校工作没几年，苏州大学组织教师和员工看《黄土地》，电影没放映完一大半人就走了。留下来的人也在嘀咕，这个电影不好看。这部后来被认为标志着第五代导演崛起的作品，使倪祥保很受震撼，但是它在大学里都无法被接受，这给倪祥保带来了关于电影的思考。于是他开始写电影评论，在《苏州日报》开专栏。上世纪80年代，中国电影一度兴盛。倪祥保接受电影公司的邀请，常常参加观影和影评活动。1986年底苏大开辟第二课堂，有人来找他开电影课，于是倪祥保成为苏州大学历史上第一个开电影课的老师。
为了把课上好，他开始系统地研究电影。直到2010年，倪祥保一直从事着行政管理工作，先后在苏大法学院、数学系、医学院、苏大附一院等单位担任领导工作。为了把课上好，他利用业余时间研究电影，从上世纪80年代起，关注着电影的繁荣、低迷、复兴，以及近年的产业化和市场化。2010年，他才如愿以偿，成为一位全职的老师，实现了考大学时候的愿望。他笑言，考大学的时候，他所有的志愿都是师范，他喜欢当老师。苏州大学凤凰传媒学院成立电影专业硕士点时，他成为电影专业的导师。2010年之后，倪祥保主要研究纪录片，同时始终关注着中国电影。
近年来，电影市场一派繁荣景象，我们身边的影院越来越多，看电影成为都市生活的时尚——这在十年前，还是不可想象的。倪祥保教授却表示了他的担忧：中国每年生产600部左右的电影，能够进电影院的不过100多部；苏州今年票房总量增幅达到40%左右，但对单个影院来说却有不小的降幅；国产影片文化艺术审美水平不理想，平均观影人次和观众素养提升也相对乏力。倪祥保说，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么，不管是“互联网+”，还是大数据和“IP”，也许都难以使中国电影创作和观众水平更上层楼，还有可能导致中国电影产业发展势头明显减弱，甚至难以为继。
现在的电影就像麻辣的菜，不是靠食材本身，而是拼命加作料
苏周刊：很多人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中国电影曾经一度繁荣过，这也是您开始研究电影的时候，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倪祥保：当时电视没这么普及，电视剧也没这么多，中国人艺术消费的主要样式还是电影，那时候电影院的生意非常好。当时我拿到观影证，可以去苏州所有的电影院看电影，有座位就可以坐，但是有的时候没座位。当时尽管影厅很大，但是基本是满的，而且以国产电影为主，这跟“文革”后的环境有关，“文革”时电影几乎凋零了，“文革”后新电影一下子涌现出来，加上其他的艺术样式没有现在这么丰富，当时观看电影的人的年龄阶段比较宽，不像现在基本是年轻人。
苏周刊：当时的影片和现在有些什么不一样？
倪祥保：我上课的时候给学生放《城南旧事》《边城》这样的电影，学生发现，这些电影很好，它们人物很简单，故事也不复杂。现在的电影就像麻辣的菜，不是靠食材本身，而是拼命加作料，观众吃惯了麻辣，口味越来越重，味蕾变得麻木了。而越是不好的食材，越是需要加作料，重口味可以掩盖坏食材。像《城南旧事》《边城》这样的老电影，没有紧张的悬念，没有曲折的故事，却能让人看得下去，几乎没有笑点，也没有尿点。现在的电影，是靠连续不断的笑点来减少尿点，境界不高。而过去那种电影在中国应该有一定的分量，也应该有相应的观众。
苏周刊：上世纪80年代的优秀电影放在现在看，仍然是非常好的？
倪祥保：包括吴天明拍的《人生》《老井》这样的电影，这些艺术家对生活有深刻的了解，并且倾注了深厚的人文情怀，所以其中的情感能打动人。
苏周刊：到了上世纪90年代电影陷入了低迷，大家很少进电影院看电影了，这是怎么回事？
倪祥保：是的，从上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电影陷入了低迷。一方面，电视普及了，电视剧丰富起来，上世纪90年代《渴望》《编辑部的故事》一下子红遍全国，电视这样的艺术消费比较方便，容易养成消费的惰性。另一个原因是，中国电影在改革开放之后没有取得预期的很大的进步和比较好的成功，一开始涌现了比较多的好电影，但是水平提升得不是很快，这时候国外的电影进来了，电影观众开始出现年轻化的趋势。年轻人更容易接受异域的文化样式。这时候出现过中国电影和外国电影的相持阶段，像张艺谋、冯小刚等导演的电影，当时我们叫“以小搏大”，他们的小成本制作，由于非常符合国情，制作水平也可以，不少人觉得本土电影还不错，票房上还能挺住。21世纪张艺谋开始转型。直到2000年，张艺谋还拍了《我的父亲母亲》这样比较传统的、温情的、田园牧歌式的电影，这样的电影有价值，但是电影观众在变化，年轻人的审美有变化，为了适应观众，很多导演，要么就像冯小刚，搞贺岁片，走喜剧路子，要么就像张艺谋，拍大片。后来陈凯歌等导演都在探索这样的道路，这让中国电影的样式丰富了，但是要以这种方式对抗好莱坞，其实很困难。
经济是个硬指标，但是只看票房是有问题的
苏周刊：中国电影在试图模仿好莱坞？
倪祥保：其实有部分电影创作就是在以好莱坞的方式对抗好莱坞。你卖座我就照你学，但是人家也在进步，而且人家的积累非常深厚，一下子学不到家的，现在虽然像《捉妖记》这样电影，创作手法非常好莱坞，也非常成功，作为一个商业电影是合格的，但是中国的电影要靠这个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还是有问题的。用好莱坞的方式对抗好莱坞，在商业上会有一定的战绩，但是电影毕竟也是文化艺术产品，光有商业上的成功，文化上如果十分苍白的话，对一个大国来讲，那一定是有问题的。电影从来不是一种简单的文化经济。电影在WTO谈判中，是一个重要的项目。今年中国电影票房预计已经400亿元，但是在WTO谈判最初票房只有9亿元，美国人仍然非常重视美国电影在中国的市场份额，我想，一来是因为看到中国电影市场的巨大前景，二来是文化上的影响力也不能忽视。现在美剧、美国电影，对中国的年青一代有很大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人要把自己的电影做好，还是蛮重要的。光想灌输，想制作出中国的东西，要研究如何借助电影这个样式，内容和形式找到最佳的吻合度，这对中国电影人来说是个很重要的任务。现在的中国电影人更多的是在看经济，经济是个硬指标，但是只看票房是有问题的。
苏周刊：近年来大家又开始进电影院看电影了，而且票房上升非常快，现在的电影“复兴”，和当年的繁荣有些什么不同？
倪祥保：当年的繁荣是以低票价、高上座率构成的。目前是以相对偏高的票价、相对不高的上座率，因为庞大的人群构成比较高的票房增长率。这繁荣背后是有些问题的。除了非常热门的电影，大部分影厅上座都不到50%，可持续发展的空间不是很大。苏州有大量的外来人口，但是来看电影的很少。院线不愿意开到农村去，苏州的乡镇影院，比如盛泽这样的规模比较大的中心城镇开设的影院，票房也不是太好。盛泽是江苏省第一个农村院线，基本能有一点盈利，但票房和市区的差距还是不小的。我们的票房这几年还会以比较快的速度增长，这是和中国经济发展和城镇化的速度相关的，但是增幅会下降，势头不会继续那么猛。
苏周刊：目前的影片和上世纪80年代的相比有什么不同？
倪祥保：很大的不同是，现在的电影大量的是粉丝电影。
苏周刊：这是否就是戴锦华所说的“非观众”带来的“非电影”？
倪祥保：基本上是。“非观众”是说那些进入影院的人，其实是比较缺乏观看电影经验的人，他们进影院看的是电影之外的东西，比如是冲着某个人去的，导演水平如何，演员演技如何，都无所谓，他看的就是“非电影”。看颜值，刷脸，艺术创作完全用科研成果、数据来得出结论，怎么做就一定大卖，这恐怕要打个问号。美国人的电影数据化很注重故事讲述内容及方式在当下社会中传播效果的最大公约数，以及观众接受心理曲线的精心设计；而我们现在研究拍一个什么题材，哪个导演一定成功，哪个演员的颜值比较好，我觉得讲颜值、刷脸、靠粉丝是可以的，明星的号召力在电影文化中是一直存在的，但是现在有些粉丝过火了。郭敬明、韩寒来拍电影也没什么不可以，但他们的电影被追捧、痴迷，我认为有点问题。电影需要百花齐放，有些人需要看《小时代》这样的，替代性地满足一下，也没有关系。但是这种电影太多了，反而变得像常青树，这是有问题的。这个问题也不是那么容易解决。我开电影课，就是希望能培养观众。接受什么样的文化教养，和你今后成为什么样的人还是有很大关系的。看电影如果追逐的都是像这样，看过之后什么也不留下的东西，反映了人的内在素质、修养、积淀方面的问题。像戴锦华这样的专家发出这样愤世嫉俗的声音，不是没有道理的。
苏周刊：在2015年的电影票房排行榜上，除了美国大片，目前排在前面的清一色都是喜剧片，像《捉妖记》《夏洛特烦恼》《港囧》《煎饼侠》，您怎么看？
倪祥保：中国电影为了在商业上成功，要么搞大制作，要么拍喜剧片。大量的更多的是喜剧片，因为相对成本较低，过去有冯小刚的示范效应，从《甲方乙方》开始，冯小刚的喜剧电影从来没有失手过，这说明喜剧电影市场很大。电影消费是大众娱乐消费，进电影院就是想快活一下，这没有问题；但中国电影受欢迎的只有喜剧，而且这些喜剧片形式大于内容，其中能够让人领悟的东西太少，这是有问题的。《人再囧途之泰囧》当年票房也相当高，但国际上很多专家认为，这哪里是喜剧，无非是肢体夸张的表演，喜剧应该有引人深思的内在的东西，比如卓别林的喜剧。在美国近年来推出的最佳电影排行榜和最佳剧本排行榜中，卓别林的《摩登时代》《淘金记》《城市之光》始终名列其中。这种有深刻人文关怀的喜剧，才是真正好的喜剧。我们现在的喜剧，最多加一点温情，还是很浅，给人的感受只是表面上的好笑，小品化。现在观众比较浅，满足于这个层面，对深度的审美愉悦并不关注。好莱坞电影也并不是都很有内涵，但是在大量商业电影成功的同时，一定会有一些艺术上、文化内涵上都比较好的电影，让人能够感觉到，甚至在电影史上可以被书写。中国电影近年来经济上的成功是可观的，但是艺术上、文化内涵上乏善可陈。
苏周刊：这是不是由中国观众决定的？
倪祥保：这是个互动的过程，现在强调互联网+，强调IP，强调观众是上帝，不少投资人就在研究观众，迎合观众。你喜欢我就不断地给你，你更加喜欢，如此循环，效果好不起来。这应该有个度，特别是已经赚了很多钱的人，不能还是只想赚钱。
设立艺术影院，不要让观众眼里只有视觉刺激
苏周刊：今年上映的中国电影，您关注过哪些？有没有您认为比较好的？
倪祥保：特别好的不多。贾樟柯的《山河故人》我比较欣赏。贾樟柯立足故乡，关注平民生活，贾樟柯电影作为一种电影类型是有价值的，不仅是因为他在国际上得到认可，而且是因为他的电影让中国人清醒地看到一个现实的中国，也让世界从不同角度看到一个更加完整的真实中国。本来我们有点期待的片子像《狼图腾》，能够培育狼成为很好的演员，这方面无疑是不容易的，但是整个故事看来，没有期待中那么好。《智取威虎山》也是获奖电影，还是离想象的有差距。红色经典虽然不一定要完全按照原作来，但是可以拍得很扣人心弦，完全可以在剿匪的艰难惊险、制造紧张的悬念上下功夫，未必要用飞机、肩扛的火箭炮这些东西来制造视觉效果。因为导演可能比较擅长视觉冲击的表现，而真正靠故事内容表现出张力，是欠缺的。就像我前面讲的，喜剧往往是靠夸张的动作，而不是靠真正的幽默，靠内涵，没有真正很有戏的感觉。
有一部小成本电影《血迷宫》，虽然主题立意一般，但是叙事手法比较成功。故事本身并不新奇，也没有用名演员，但是在讲述中不断地有包袱，一环扣一环，整个情节的展示不断地吊起观众的胃口。中国电影在叙事技巧上做得这么好的不多见。假如故事很好，又有很好的文化内涵的话，才是可以去竞争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
苏周刊：中国电影有种奇怪的现象，有时候票房和电影的质量差距很大？
倪祥保：是的，有时候票房和电影的质量完全背离。说得宽容点，这是电影发展阶段可以理解的现象。但是经过一个阶段应该有所改变，如果一直有这样的情况，一部票房很好的电影，艺术上文化内涵上都很差，这不是电影界的光彩，也不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状态。因为电影的市场化，电影首先是一个商业产品，艺术家评论家是无法左右的，中国电影的未来，取决于观众的改变和在电影创作领域真正有影响力的人的责任感。
苏周刊：有些艺术性比较强的片子，往往很快就下线了。
倪祥保：是的，我们应该想些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培养观众。比如政府投入资金，至少在大中城市设立艺术影院。无论是以艺术院线的方式，还是以艺术沙龙的方式。艺术院线票房不会好，但是应该扶持。这是一种导向，只要它在，就是一种旗帜，一种标杆，对社会有潜在的影响。政府无法左右电影市场，但是可以起一点引领作用，可以用电影基金来扶持艺术电影，对中国电影的提升，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像苏州这样的历史文化名城，人口也足够多，受过大学本科以上教育的人比例也很高，搞个艺术院线是完全可以的。搞一个影厅，150个左右的座位就可以，不需要花太多的钱。可以支持新的艺术电影，也可以放经典的老电影，总之，可以放一点让人能静下心来的电影，不要让观众眼里只有视觉刺激。
苏周刊：艺术和商业可以完美结合吗？中国电影中有没有这样例子？
倪祥保：应该可以，中国电影中，《渔光曲》《一江春水向东流》的票房在当时都是天价，李小龙电影和《少林寺》那样的武侠片，谢晋的《天云山传奇》《芙蓉镇》，吴天明的《人生》，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和张艺谋、冯小刚的部分电影，也都在艺术和商业上做到了比较好的兼顾。
苏周刊：近年的中国电影中有没有商业和艺术结合得比较好的例子？
倪祥保：很难找到，这也是中国学界对当下的中国电影不太满意的地方。我们接受大部分电影是商业电影，都是文化消费品，但是不能接受在十来年内没有以后值得书写的东西。电影现在很依赖高科技，这没错。但是从艺术的角度来讲，电影是个诗化的艺术样式，无人能够否认，中国的诗歌艺术曾经高度发达，中国古典诗歌非常言简意赅，情和景组合在一起，有非常好的效果，这是很电影化的，中国艺术传统是具有拍好电影的基础的，这也是为什么在科技并不发达的情况下，以前的中国电影还是不错的。西方国家评论中国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电影，在当时世界上毫不逊色。后来电影技术发达之后，中国电影首先在形式上落后了。很多人看到《阿凡达》惊呆了，但是《阿凡达》毕竟没有获得大奖，电影界对技术派的态度还是有所保留的。技术不是决定性的，艺术创造才是决定性的。比如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日本电影《入殓师》，这样的电影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中国人拍都不想拍，根据IP，这是个会毙掉100次的题材。日本电影将平常的生活故事娓娓道来，讲得富于情韵，是能让人静下心来，慢慢品味生活，反思生活的。
电影带来的利益，经济上是个小数字，
但是文化影响力是难以估量的
苏周刊：您认为中国电影应该如何发展？您曾经在文章中提出了“中片”的概念，这是您第一个提出来的吗？中片是个什么样的概念？
倪祥保：中片这个概念是我第一个提出的，是指中等规模资金投入和质量不错的影片。和我不约而同的是陈可辛导演，他在几个月后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也提到这个概念。我提出中片，是从韩国电影、日本电影和伊朗电影中得到启示，日本电影基本上没什么大制作，但始终保持本土票房50%以上，这和中国不一样，它对好莱坞电影是没有限额的。中国如果没有限额，本土票房不要说50%，30%都不一定守得住。中国电影把本土票房守住，在不受政策影响的情况下能保持50%以上票房，光靠几部大片似乎不行，依靠“微电影”更无从说起，所以要确立“中片”观念。中片应该符合这么几个要求：第一，影片拍摄资金投入属于该国家地区的中等规模；第二，影片故事和拍摄制作水平均达到比较公认的优秀或优良；第三，影片上映后大部分观众和专家反响较好并具有较好的票房收益。比如《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北京遇见西雅图》都应该属于中片。发展中国电影产业，应该大力提倡拍摄故事主题较好、投入成本中等、艺术制作精良的电影“中片”。
苏周刊：您还曾经提出，华语电影之于中国，要像好莱坞电影之于美国，这是说中国电影还应该走出去？如何才能走出去？
倪祥保：中国电影发展在关注产业本身的同时，应该关注电影作为艺术应有的文化使命与传播效果。如果中国电影艺术创作无法帮助中国电影比较好地走向世界，那么，即使中国电影票房世界第一了，那也肯定难以较好地影响世界。中国电影首先要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版图，然后更好地走向世界并逐步影响世界。不能只为眼前那些其实质量并不很高的票房收益而忘乎所以。目前电影的全球化几乎等同于好莱坞化，这与美国在全世界的霸主地位和它的文化影响力是相称的。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崛起的大国，我们希望在文化上也能影响世界。影响世界的文化应该是多元的，不能只有一种声音。中国应有这种担当，在民族复兴的时候，我们光靠GDP总量排在前面，是没多少影响力的。中国电影要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道路还很漫长，我们要有这样的目标。怎样才能走出去？在产业和艺术上兼顾是必须的。好莱坞大片在商业因素之外，通常都有一些文化蕴涵，对人有正面的启示教育，结合得比较自然。我们的中国电影必须要朝这个方面努力。这也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一个重要的表现。电影带来的利益，经济上是个小数字，但文化影响力是难以估量的。
人物简介
倪祥保，常熟人，1982年1月毕业于江苏师范学院（今苏州大学）中文系，现为苏州大学凤凰传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苏州大学戏剧与影视学科带头人，苏州大学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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