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宗师金松岑的另一面

苏州日报 20151127 B第02版

■记者


  无论在辛亥革命风云中,还是在南社风流中,金松岑可能都是一个较为沉默的人物。南社三位发起人中有两位是吴江人,而这两位均与金松岑关联紧密。
  金松岑,自号“天放楼主人”,曾为柳亚子老师,并与章太炎同事,一生致力教育和国学研究,被人誉为“一代宗师”。
  金松岑与陈去病“同里同庚”(同为吴江同里人,陈实际年长1岁)。中日甲午战争惨败后,为表雪耻救国决心,1897年,金松岑与陈去病等人在天放楼发起成立了“雪耻学会”。一年之后,“戊戌变法”发生,康有为等组织了“强学会”。而此时,吴江小城中的雪耻学会已是英豪络绎。
  1902年,“三十而立”的金松岑再也不满足旧式的私塾教学,也不再满足仅在学会中发几声改良维新的“雪耻”声。这年春天,一所面貌一新的学校“同川自治学社”(后改“同川公学”)在同里诞生。这是吴江县内第一所公学,由此开辟了鲈乡(吴江别称)大地竞办新学的喜人局面。至1911年辛亥革命前期,吴江县内所办公学达55所,完全可用“雨后春笋”来形容。
  金松岑办学讲究“德”“用”结合。甚至先行一步,在乡间的课堂里设置了英语、生理卫生等课程。他还倡办了明华女校,反对女子缠足。同时写作出版了《女界钟》,引得世人惊呼其为“中国女界之卢梭”,与梁启超一样一跃成为中国女权运动的先驱。
  这样的开明思想,让他的学生深受感染。1906年,一所日后在国内产生极大影响的女校又在同里诞生了。它就是丽则女校,创办者为金松岑的学生任味知,著名园林退思园的第二代主人。
  一处小小的同川公学,却走出了一批大人物:柳亚子、蔡寅、王绍鏊、杨天骥、范烟桥、金国宝、严宝礼……
  在金松岑纪念馆中,一块黑色的纪念碑见证着办学的辉煌与沧桑。那是国学大师章太炎亲撰的“同川公学十周年纪念之碑”。
  在这块纪念碑的背后,还有一段革命佳话。那是1903年,就在创办同川公学不久,蔡元培写信邀请金松岑到上海爱国学社担任庶务。爱国学社是中国教育会的一个下设机构,庶务相当于总务部长。有意思的是,在爱国学社,陈去病办公室的同事为“大哥哥”章太炎,而舍友为“小弟弟”邹容。章太炎大名鼎鼎,邹容小弟也是极其了得。这是一段同志情深的日子,也是一段战友义重的日子。在金松岑师生的倾力资助下,邹容的《革命军》得以出版。序言由章太炎所作。
  《革命军》出版后,令人瞩目。沪上的《苏报》连续发表介绍《革命军》的文章,推荐《革命军》为“国民必读的第一教科书”。《苏报》是一张宣扬革命的激进报纸,当时的主笔乃知名民主人士章士钊。风起云涌的时代大潮中,有识之士,皆以天下为己任。1903年6月底,《苏报》又摘录刊发了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一文。清廷迁怒,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苏报》大案。章太炎、邹容入狱。金松岑不顾个人安危,聘请律师多方营救,并设法为狱中好友传递书信、物件。
  在辛亥的风云现场,我们时常会看到金松岑与陈去病“同志并肩”的身影,也时常会看到金松岑与柳亚子“师生相随”的身影。但金松岑的性格中可能较多地糅入了中国士大夫儒雅的成分,因而每到“壮游”之际,家庭的阻拦总使他黯然神伤。这也是我们今天不易看清金松岑“风云壮举”一面的原因。晚年的金松岑,把与章太炎“火热”交往的收获完全投注到国学研究与诗文创作中,以致人们只铭记了“一代宗师”的面目而淡忘了曾经纵横驰骋的身影。如果说陈去病是豪杰,那么,金松岑是儒杰。
  金松岑虽然没有跟随过孙中山,但他却是最早向国人宣介孙中山及其思想的人之一。1903年,上海先后出现了以《三十三年之梦》为底本的两个译本。一个是8月出版的节译本《孙逸仙》,译者即是主笔过《苏报》的章士钊;一个是11月出版的《三十三年落花梦》全译本,译者金一,即金松岑。
  章士钊、金松岑两人均不谙日文,是通过他人的口译整理而成的。原书的作者是日本进步人士宫崎滔天。宫崎滔天与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先行者有密切的交往。他对中国革命的真诚与对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襄助,深得孙中山的信任和赞赏。《三十三年之梦》忠实地记录了孙中山等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者早期的不懈探索与艰辛奋斗,具有极大的感召力。
  辛亥革命前,多数国人正是通过这一译本才了解孙中山,才了解孙中山倡导的革命。相对而言,金松岑的译本更全面,更翔实,因而也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三十三年落花梦》一面世就被抢购一空,以后重印十多版。在认识的扫盲上、思想的启蒙上、精神的鼓动上,金松岑出色扮演了一个宣传员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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