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达于:百岁老人的宝鼎人生  ──她以弱小的身躯、坚定的信念和聪颖的智慧艰难地保护国之瑰宝,随后又无私地将两只宝鼎和其它珍贵文物捐献给国家

苏州日报 20040302 一卷117页

■施艳燕

 2004年2月28日,中国国家文物界、馆藏百万文物的上海博物馆以最高礼遇为一位苏州老人的百岁寿诞祝寿。当这位满头银发、精神矍铄的老人健步走入上海博物馆大厅时,前来祝福的人们全体起立,大厅里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掌声表达了人们的敬意,掌声更在祈福:仁者长寿。此时,就在上海博物馆四楼“百岁寿星潘达于捐赠大盂鼎、大克鼎回顾特展”展厅里,从苏州出发,在祖国南北各镇一方、分别了近50年,又遥相呼应了近半个世纪的两个宝鼎―――大盂鼎、大克鼎静静地伫立着,它们一定也在为这位老人祈福,因为它们浩瀚的历史得以留存和再现,离不开这位视宝鼎如生命的世纪老人。 

    毅然护鼎 

    几千年中华文明的序幕是由青铜器拉开的,它高贵、稳重、和谐而深邃,是礼乐、秩序与法度的凝聚与统一。鼎是中国古代青铜器的代表,没有第二种器物能像鼎一样能深刻渗透到中华民族的文化、历史与思维中。大盂鼎、大克鼎是历来为人称颂的重器鸿宝,更是鼎中之魁。大盂鼎是西周康王时期的器物,是西周最大的一件有铭文的铜鼎,内壁铸有铭文291字,记载的是康王二十三年在宗周对盂的一次册命。大克鼎铸造于西周孝王时期,气魄雄浑,威严沉重,是历史著录,流传有绪的重器,大克鼎腹内有铭文290字,记载了大克鼎最初的主人克对其祖父师华父高尚品德的颂扬及周王对克官职的任命和赏赐。因其非凡的历史文献价值,文物界一代宗师徐森玉曾盛赞大盂鼎、大克鼎“乃是研究中国古代史和美术考古学的珍贵资料,它们在学术上的价值,堪与毛公鼎、散氏盘和虢季子盘媲美”。 

    说起大盂鼎、大克鼎的故事,不得不从苏州望族潘家说起。苏州潘家是大户,潘世恩曾是清朝状元宰辅,历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朝,爵位蝉联。潘祖荫是潘世恩之孙,光绪年间官至军机大臣。他又是著名的收藏家,有“滂喜斋”专藏珍本书籍和“攀古楼”专藏青铜器,青铜器中就有著名的大盂鼎和大克鼎。潘祖荫没有子女,与其弟潘祖年两房合一孙。潘祖荫去世后,遗产由潘祖年继承处理。潘达于出生在苏州,原姓丁。1923年,18岁的潘达于出嫁到潘家成为潘祖年的孙媳。没想到,结婚三个月后,丈夫就去世了,为了延续香火,便从族中嗣进了子女。然而更没想到的是,全家的主心骨潘祖年翌年去世,此时,潘达于刚刚年满20岁,但她却毅然挑起了伺奉祖母、抚养幼小子女、掌管门户、守护家财的责任。潘达于开始了艰难的护宝历程。   祖上传下的文物数量之多,价值之大,让潘达于深感肩上担子的沉重。那时,潘达于住在苏州城里南石子街的旧宅里,光铜器就放满了一大间,另有一间全放古籍和字画卷轴。面对各种各样铜绿斑驳的古董和叫不出名字的古籍、字画,潘达于根本没有能力清点、整理,但她始终坚守了祖父留下的规矩:谨守护持、绝不示人。但潘家有稀世珍宝,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当时,不仅有偷盗者常在夜晚潜入潘家的深宅大院,令年轻的潘达于防不胜防,而且就连一些外国人也想通过各种方法获得珍宝。有个外国人得知大盂鼎、大克鼎的下落后,辗转让人上门试探,说是愿意用600两黄金外加洋房作交换,但被潘达于一口回绝了。为了周密保护好文物,潘达于找来可靠的摄影师,将收藏的青铜器逐个拍照,共得380块玻璃底片。这为文物研究工作留下了珍贵的资料。 

    乱世藏鼎 

    抗战开始,潘家和所有中国家庭一样卷入战乱。潘达于的护宝之路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当时,潘达于随家族到太湖边的光福山区避难。那一年因中秋节快到了,潘达于便赶回苏州。没想到就在中秋节前夕,日本军队的飞机对苏州进行了肆虐轰炸。危急之下,潘达于思虑再三,决定将大盂鼎、大克鼎秘密埋藏。但大盂鼎、大克鼎体积庞大,藏在哪里才安全呢?经过周密的考虑,潘达于决定把宝鼎藏在自己住的那一进房子的客堂间里。潘达于叫来家里的木匠做了一个结实的大木箱,底板用粗粗的圆木直接钉牢。到夜里,再叫来自己的姐夫和另一可靠亲戚,点上蜡烛,搬开铺地的方砖掘了个大坑,先放入木箱,然后将大克鼎、大盂鼎成对角慢慢放进箱子,空隙处塞进一些小件青铜器和金银物件,然后盖好箱盖平整泥土,仔细铺上方砖,使旁人看不出挖掘过的痕迹。书画和部分古董则把它们藏进了住宅夹弄的三间隔房里,外面用旧家具堆没,还特意把堆放旧家具的地方收拾得随随便便,这样一来,不知底细的人就是走过也看不出里面还藏有文物。 

    没过多久,日军占领了苏州城。当时,日军司令松井开始查问潘家的收藏。于是,一批又一批的日本强盗开始闯入潘宅,大肆搜刮,当时的财物损失根本无法计算,但万幸的是,两个宝鼎和藏在隔房的文物没有被搜出,躲过了劫难。 

    抗战结束后,埋在地下的木箱腐烂,客堂里的方砖开始塌陷。潘达于便和儿子及几个叔伯小兄弟和一个木匠把藏品挖了出来,随后又把两个大鼎藏在一进没人居住的房屋里,然后钉牢房门,封存两鼎一直到解放。 

    慨然献鼎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1951年7月,潘达于有感于“有全国影响的重要文物只有置之博物馆才能充分发挥其价值”,便慨然向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捐献了历经艰险保存下来的大盂鼎和大克鼎及其它珍贵文物二百余件,当时的文化部部长沈雁冰签发了褒奖状。1959年,建国10周年大庆之后,大盂鼎北上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陈列在该馆一直至今。 

    继献鼎之后,在子女的支持下,从50年代到60年代,潘达于又分批向国家献了大量文物,现在还保存于上海博物馆和南京博物馆收藏的就有1956年献字画99件、1957年献字画150件、1959年献161件。 

    潘达于以弱小的身躯、坚定的信念和聪颖的智慧艰难地保护了国之瑰宝,随后又无私地将国宝捐献给了国家,潘达于对国家、社会的贡献是巨大的,但她却不求任何回报,浩瀚的胸襟令人感动。献鼎后,政府发给潘达于2000万元(相当于现在的2000元),当时潘家经济条件并不宽裕,但她却写信给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说:“查上项古物归诸人民,供历史上之研究,正欣国宝之得所,乃蒙政府赐给奖状举行典礼,已深荣幸,今又蒙颁给奖金,万不敢再受隆施,恳请收还成命,无任盼祈之至。”随后,潘达于将奖金又全部捐给国家抗美援朝,她自己却走进里弄生产组,学习在玻璃上钻孔的生产技术,做一个普通的劳动者。在十年浩劫中,居住在上海的老人遭遇了磨难,抄家、批斗,还被发配去扫弄堂,从威海路到南京路的弄堂,她整整清扫了两年。但出生大家闺秀、后又嫁入名门的潘达于对生活却仍是那么从容,淡然地对待这一切。 

    潘达于贡献巨大却又经历曲折,但她与国家共命运的见识和勇气却足以教育后来之人。上海博物馆建新馆时,大克鼎到日本去展出,一个日本记者问她:“捐出价值连城的文物,肯定是很后悔吧?”老人回答说:“捐大克鼎是我自愿的,我从来没有后悔过!”事后,一向宽容大度的老人想起这个日本记者的提问,还很是生气,不能释怀。 

    潘达于老人已是百岁高龄,在亲人们的悉心照顾下,她过着简朴但幸福的晚年生活。在曾经珍藏过大量文物珍宝的老人家中,如今已找不出一件可称为古董的物件,但老人的名字、老人的经历将永远和大盂鼎、大克鼎融铸在一起,深深刻写在青铜器的历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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