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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一麐、李根源和“英雄冢”“老子军”
姑苏日报 20150830 B第05版
■沈伟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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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伟东
张一麐，1867年（同治六年）出生在江苏省吴县(今属苏州市)。1912年3月12日先后担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府秘书长、政事堂机要局局长、教育总长之重职。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一意孤行登基做皇帝，张一麐因力谏无效，心情忧抑，毅然离开了充满险情的北京城，辗转回到了故里苏州。
张一麐与李根源，他们早在北京政府工作期间就已相识的老友了。上个世纪20年代中期，李根源寓居小王山阙茔村舍后，特为张一麐准备了卧室。张一麐也就经常住在阙茔村舍。每每这时，张一麐吸着水烟筒，李根源手拿长烟杆，两人在烟雾缭绕间，纵谈家事天下事，商议进行中的农村改革事宜，其乐无穷。
可是，1932年“一·二八”、1937年“八·一三”两次淞沪战役，打破了两位老人专心致志倡导苏州城乡社会文明和公益事业的平静生活。是炽烈的爱国精神驱使，他们老当益壮、不辞辛劳地投身到抗日救援活动之中。
1931年9月18日夜间，日本侵略者大规模进犯我东北。与李根源在苏州城西藏书善人桥创办试验农村的张一麐，匆匆返回苏州城中。经过一番紧张的筹备，鼓动抗日的《斗报周刊》终于创办了起来。张一麐以“江东阿斗”的笔名，亲自撰写了首期《斗报周刊》发刊词，号召社会各界奋起救亡图存，呼吁当局“不不抵抗，不签订丧权辱国之条约，不压制舆论”。民国元老蔡元培等对《斗报周刊》极为重视，认为这是催国人奋进以抗战之号角。张一麐还在他所参与建设的位于苏州养育巷北端的六幢二层楼建筑，特命名为“救国里”，表达了他满腔的爱国救国的思想。
建“英雄冢”营葬抗日阵亡将士
1932年1月28日子夜时分，日军兵分5路从闸北突然向驻守上海的19路军阵地发动袭击。19路军驻守上海的78师2个旅，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的指挥下，奋起抗战。李根源、张一麐和吴江同里翰林费树蔚等爱国老人，利用他们在苏州的声望和影响，在苏州城西留园马路的孤儿园随即成立了抗日后援会（一说苏治安会）。他们联系各界人士，发动捐款捐物，支援前方部队，并安排了代表将各界踊跃捐赠的大宗棉衣、药物、罐头食品等，乘了铁棚车送到沪郊真如十九路军司令部。随后又赴沪郊慰问前线抗敌将士。
在这段时间里，两位老人还及时联络了红十字会、昌善局等慈善机构组成了救护队，火速赶赴前线抢救伤残将士，运回苏州救治。当两位老人了解到运回的将士中有78人因抢救无效牺牲时，李根源马上在吴县藏书善人桥北的马冈山麓购得营葬墓地一块，亲自撰写了“英雄冢”墓碑题字，碑阴刻上了78名阵亡将士的姓名。“英雄冢”墓地处，同时还立有张治中所题写的“气作山河”4个径尺大字之碑。牺牲将士营葬那天，苏州出动了万余人前往送葬。李根源披麻执绋，策杖走在最前列。之后，宋希濂部队安排了一个团的官兵，来到“英雄冢”祭吊。李根源闻悉也赶去参加了祭吊。他激昂地发表了演说，连连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拯救中华民族”等口号。这年的5月28日，各界人士4万多人，在苏州公共体育场举行了淞沪抗日阵亡将士追悼大会。李济深、蔡廷锴、张治中等参加了追悼会。张一麐、李根源应邀也参加会议，在主席台就坐。
竭力营救保释“七君子”
1936年冬，国民党政府继续坚持对外迁让，对内敌视、围剿中国共产党政策。日本侵略者则有恃无恐，进逼长城。举国上下，群情激愤，抗日救国的浪潮风起云涌。继上海市成立各界抗日救国会后，沈钧儒等和华南、华北、长江流域各省及其他地方的抗日救国团体代表，在1936年5月31日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明确表示赞同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他们的这一爱国壮举，受到中国共产党的肯定和赞赏。而国民党政府却极端害怕。在日本势力的指使下，他们勾结租界巡捕房，于1936年11月22日深夜，秘密逮捕了沈均儒、邹韬奋、李公朴、章乃器、王造时、沙千里、史良等，监禁在上海特别市公安局看守所。12月4日，“七君子”被羁押到吴县横街的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而史良因系女姓，单独关在司前街看守所。据2012年7月27日《姑苏晚报》刊登的潘君明文章《“七君子”关押在苏州何处？》一文披露：新中国成立后，史良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司法部长，一次她来到苏州，公事之余，专门去看了当年关押过她的司前街看守所。看着看着，她禁不住笑了起来。这是她在笑国民党纵然凶残，但终究要垮台，而人民革命最终取得了胜利。
张一麐、李根源深深钦佩“七君子”的爱国精神，从一得到“七君子”关押苏州的信息后，就四处奔走，联络苏州绅耆，积极开展慰问和营救活动。李根源多次到看守所看望“七君子”，高度赞扬他们爱国救国的无畏精神，勉励他们坚持斗争到底。1937年的端午节，他特地订了一桌酒菜，亲自送到看守所，同沈钧儒等一起过节。这天，他看到“七君子”情绪很高，用过饭后，齐声晿起了《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激昂的歌曲，令他激动不已。
“七君子”事件，引起了社会极大愤慨。在沪、苏律师界著名人士争相为“七君子”辩护时，张一麐于1937年6月10日特地在其住所吴殿直巷的古红梅阁的花厅内，专门宴请了律师们。席间，他就检察官提出的起诉内容，与大家商议了辩护对策。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根据所达成的协议，不得不承诺释放“七君子”等爱国者和所有政治犯。可是，国民党政府还是无端指控“七君子”犯有“组织非法团体，危害民国”、“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主义”等的所谓罪行，坚持要公审“七君子”。
1937年6月11日中午，天下着绵绵细雨，张一麐、李根源与从上海赶来的爱国老人、著名出版家张元济和“七君子”亲属、记者及持有旁听证的各界人士，提前来到法院门口等候旁听将于下午1时开始的庭审。可是，原来宣称将公开审判的国民党政府，突然通知法院以防止有人扰乱为由，贴出布告：禁止闲人旁听，所发出的旁听证一律无效。在场人员顿时激怒了起来，纷纷责问法院。张一麐、李根源、张元济等3位老人，他们手持旁听证大声抗议：我们这些花甲老人，从来没有见过为了爱国，竟要坐牢吃官司，现在又不准我们听审，是何居心!”张一麐针对布告上的所写的“闲人“，气愤地说：“家属怎么是‘闲人’，怎么禁止旁听？我去交涉！”说着，他手执名片，昂首走进法院，找到了院长朱树声。经过一番论理交涉，法院被迫让步，终于同意50名左右的家属和记者入内旁听。为此，庭审时间推迟了一个小时。
随着全面抗战局面的形成，国民党政府迫于中共的一再呼吁和全国人民的强烈抗议，江苏省高等法院不得不宣布对“七君子”予以开释。但是，他们为了维护面子，在手续上还是要坚持“七君子”递呈请求停止羁押的申请状，经过法院裁定，再交保开释。为了让“七君子”早日出狱，张一麐随即联系了苏州、上海的士绅和文化界的名人等，担任了具保人。他首先保释了沈钧儒，李根源则保释章乃器。
1937年7月31日，在苏州看守所关押了7个月零27天的“七君子”获释出狱。那天，李根源与苏州各界200余位市民，早就等候在苏州城中古吴路看守所门前。待“七君子”走出看守所大门时，人们奏起了军乐，燃起了鞭炮。欢呼声、口号声响成一片。是夜，张一麐、李根源等苏州绅耆，特地在国货公司屋顶花园公宴了“七君子”及其他们的家属。8月1日上午，“七君子”乘火车离开苏州回到了上海。
奔赴前线慰问抗日将士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件爆发后，正在藏书小王山乡间养病的李根源，又匆匆赶到苏州城中，与张一麐等苏州耆宿对将面临的形势紧急进行磋商，作好了一旦日军进攻上海后苏州如何应对和支援前线等有关工作。果然不测所料，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军策动了进攻上海的战斗，爆发了第二次“淞沪战争”。中国军队顽强抗击，延续了3个月之久。期间，张一麐、李根源在苏州组织各界“抗日后援会”，组织全市捐赠活动，并将大宗募集来的棉衣、食物、药品等输送到上海，支援浴血抗战的将士。在那些日子里，李根源不顾有病的身体，每天清晨总是要到后援会办公所在地，常常忙到深夜才回到家里。
就在淞沪战役爆发的第3天，已是古稀之年的张一麐与花甲年岁的李根源等，不顾日本飞机轰炸扫射的危险，坐了苏州电气公司的汽车，赶到了嘉定南翔沈家桥。下车后，他们顾不得一路奔波的劳累，随即深入前线看望慰问抗日将士，慰问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左翼军总司令兼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右翼军总司令兼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淞沪警备司令杨虎等。在他们与冯玉祥、张治中及张发奎、黄琪翔、杨虎等将官见面时，一起分析战局，征询对后方的要求，相互鼓励。李根源一再表示，后方一定会全力做好抗敌后援工作，支援前方抗击日本侵略军。在场将官们听了非常感激，冯玉祥代表大家要李根源、张一麐等放心，他们一定会指挥好坚决抗击日本侵略军的这场战斗。张一麐在这前后，深为中国军队将士的爱国抗日无畏气慨所感奋，特赋诗一首赠冯玉祥等将军，诗曰：“大地将军忽地逢(指冯玉祥)，桓候态度转从容(指张治中与张发奎)，座中更有杨无畏(指杨虎)，出匣龙泉各及锋。”
那天，在冯玉祥等将领送着张一麐、李根源走出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时，冯玉祥提议拍个照留个纪念。这时《大公报》记者杨纪驾驶了摩托车刚从上海赶来采访，张治中就请杨纪劳驾。于是，就在新成立的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的门前拍下了一帧具有历史意义的照片。据李根源儿子李希泌撰文披露，杨纪所拍的这帧照片，当时张治中认为不宜在报上刊载而未能用上，杨纪和《大公报》的老总为此感到大为惋惜。在事隔48年后，李希泌在1985年抗日战争40周年时撰写的纪念文章中，提到了他家早已佚失的这帧珍贵照片。文章恰巧被杨纪看到了，他即从他的寓居地北京通过上海市政协与全国政协委员李希泌联系上了。因杨纪已年逾八旬，他邀约了李希泌到他的家中。就这样，李希泌又奉回了这帧经杨纪翻拍的依然清晰的照像。
且说李根源等这天从前方慰问回到苏州时，日军飞机正在空袭苏州。李根源虽未伤着身体，但因路途奔波，人已显得异常劳累，于是，他被送进了医院。当人们怀着焦急的心情，赶到医院看望时，他反倒宽慰大家说：“我曾出入于千军万马之中，这点算不了什么！”
在第二次“淞沪战争”期间，上海及太仓、宝山、嘉定等地的逃难民众成群结队涌入苏州西部山区。李根源、张一麐又不辞辛劳地奔走在苏州西部山区，动员和带领苏州各界人士，妥善安排了10余万人的食宿问题。第二次“淞沪战争”期间，前方受伤将士的数量远比第一次“淞沪战争”多得多，抢救任务非常繁重；而牺牲的人员更是比第一次“淞沪战争”时成倍增加。据统计约有1200名阵亡将士的忠骸运到苏州营葬。由于原建的马冈山“英雄冢”墓地狭小，李根源即与明陈文肃公后裔商量，陈家慨捐灵岩山下石码头砚山祖茔地40余亩，作为阵亡将士营葬之地。1937年11月5日这天，李根源又带领苏州各界万余人，披麻送葬，亲自将阵亡的4名营长和多名连排长以及战士等1200多人，合殓成80棺计千余具阵亡将士（部分将士的遗体已不完整，故只得合殓），运到砚山安葬。墓前，李根源书写的“无名英雄纪念碑”题字，镌刻在3米高的墓碑上。李根源还为这次营葬活动作诗致哀：“霜冷灵岩路，披麻吊国殇。万人争负土，烈骨满山香。”另有第三批82名抗日无名英雄忠骸，另择在石码头五龙公墓的东侧安葬。
积极倡建抗日“老子军”
抗日“老子军”，这是张一麐、李根源在1937年“八·一三”第二次淞沪战争开始不久倡建的。
成立“老子军”，首倡是张一麐。李根源等耆老欣然赞同。随后两人开展了广泛的社会联系工作。张一麐亲拟了老子军规则草案。在宗旨一项中明确写道：“在当前全国抗战中，青少年有童子军组织，则老年应有老子军。少者、壮者，前程远大，来日方长，若多牺牲，未免可惜”。老者忝在父兄，视死如归，是其天职，故取吴中历史上的著名爱国政治家范仲淹雅称‘小范老子’之意，创设‘老子军’”。参加老子军的年龄规定在60岁以上，“名省市同志皆可自由加入。”老子军推98岁的爱国教育家马相伯为军统，张一麐自荐总司令，义捐百万元的云南古稀老人李恒升为军需长，李根源任参谋长。
当老子军规则草案报载后，引起了强烈反响，极大地鼓舞了军民抗日斗志。据当时报载，全国的许多老年人，纷纷来电来信，强烈要求参加老子军。当这份老子军规则草案报到国民党军事当局后，南京方面即以蒋介石名义力加劝阻。蒋介石于1937年9月16日致电张一麐，一方面称张一麐等人“创设老子军，壮气磅礴，足以振励国人”、“豋高之呼，懦夫立志，国家固已受赐不浅矣”但另一方面又指出“军事组织，贵在严整，军事名称，未可轻用”、“务请中止此议，另谋可以靖献之道。”蒋介石明确表示不要成立老子军。
成立“老子军”虽未能成功，但李根源、张一麐等爱国老人的抗日决心已经下定，他们不顾年逾花甲，整天东奔西跑，不辞辛劳，投入抗日救援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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