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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有慧：祖父郑逸梅是位智慧老人
苏州日报 20151218 B第01版
■黄洁
郑逸梅，苏州人。从1913年起，他就给报刊写文章，一直到98岁去世。临终的那天上午，老人刚完成了《画家潘天寿》的几千字长文，去世时还收到两本刊物，上面有他撰写的文章，不过他已看不到所发表的文章了。郑老80多年笔耕不辍，可以说是我国写作时间最长的作家。
郑老以擅写补白文章闻名于海内外，一时有“无白无郑补”之称。他博闻强记、文思敏捷、著作等身，在南社研究、近现代报刊研究等众多领域都有建树。
今年是郑逸梅先生诞辰120周年。不久前，由他的长孙女、东华大学教授郑有慧女士编订的《郑逸梅先生友朋书札书迹》正式出版发行。这本书中收集了160多位郑老生前好友与他的书信往来，这些人中，有文学家、史学家、翻译家、教育家、出版家、书画家等，而这些书信的刊发，不仅让我们欣赏到了各位名家的书法艺术和文字表达风格，也让我们了解了一些在那风云变幻的年代，这些大家们的生活状况以及他们的为人为学之道，同时也为现代文化史、文学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史料。“从金松岑、胡朴安到李涵秋、包天笑，再到叶圣陶、赵景深，祖父可以说和当时的名流都有书信往来，只是很可惜，大部分的书信已经没了，出版的只是他书信中很少的一部分。”
郑有慧女士从出生就一直和她的祖父郑逸梅先生生活在一起，38年的共同生活在郑女士的心中积淀了太多的记忆。初冬的一个午后，郑女士和记者一起追忆这位文坛耆宿。
半夜随时补稿练就写作神速
苏周刊：您祖父郑逸梅先生从1913年开始涉足文坛，一直到他1992年去世，写了整整80年，在中国写作史上也是少见的。
郑有慧：是的。我祖父自己也说：“在中国像我这样的年纪还天天写文章的，可能就我一个了。”“以一个年临期颐的老人，能平均每年发表出版数十万言的作品，也算是一个‘奇迹’吧！”祖父写作的速度非常快，他一天要写两三千字，有时候要四五千，而且他记忆力非常好，有报纸把他比作是“用不坏的电脑”。
苏周刊：这是怎么培养出来的？
郑有慧：这和他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工作经历有关。他为好几家报纸写文章，当时报纸竞争非常激烈，都在抢出版时间。有时半夜里排版，发现还缺了一个角，就叫他补，有多大就补多大，补好以后第二天一清早三四点钟报纸就要出来，所以就是这样几十年来练就了“出手快”的本领。而他这“补白”的名气也越来越响，所以当时有朋友跟他开玩笑，叫他“补白大王”。
他写人物和人家不一样，他一定要对这个人非常熟悉，像他写吴湖帆，他们是草桥中学的同学，关系非常好，写出来用上海话讲“非常贴肉”。如果这人不是很熟悉的，他不光要看资料，还一定要到这人的家里去，不光去一次还要去几次，因为在家里面人是最容易暴露出真实的一面。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出过一本叫《艺坛百影》的书。这本书里写了一百个人物，每个人物都栩栩如生，看了他的文章人物跃然在眼前。比如，他写到另一位掌故大家陆丹林，写了他的两个特点：一是守时，和他见面，必须准时！过一分钟也不等；第二是，他的一条腿有点跛，好多人都没注意到。原来有一次他捉强盗，被强盗打了一枪。祖父抓住了陆先生的这两个细节特点，人物就鲜活立体了。
苏周刊：从另一方面来讲说明他有着严谨的写作作风。
郑有慧：是的。为了弄清清末胡雪岩的生卒期，他特地询问了胡的曾孙胡亚光，他说“亚光家备有列祖列宗的生辰死忌表，载明死于一八八五年乙酉十一月初一，即光绪十一年，当然不会错”。他接着又查阅了胡雪岩“手创的胡庆余堂药铺的《铺史》，也说死于乙酉十一月初一，更是确切无疑的了”，从而纠正了胡死于“光绪十二年九月”的旧说。还有，《孽海花》为常熟人曾朴所著，这是人所共知的，《续孽海花》的作者燕谷老人却不是人尽皆知，郑老写有《续孽海花作者张鸿及其燕园》一文，考证了张鸿即燕谷老人后作了补写。
读得书多，朋友更多
苏周刊：郑老是我国著名的掌故大师，而且著作等身，一生写作不下千万字。这么多逸闻趣事、文史掌故都是从哪儿获得的？
郑有慧：我祖父自己说过：“我的补白资料分两部分，书本所载的是死资料，我也摭采一些，但主要还是活资料——我平素喜欢拜访一些德高望重的耆宿，他们渊博广洽，一肚皮的文史掌故，樽酒谈笑之间，充实了我的见闻。”他的“补白”的特点非常“杂”。写作领域宽广而深厚，凡金石书画、版本目录、雕刻塑像、诗文辞翰，技工巧匠、才媛名流、戏剧电影、医药气功、饮食烹饪、名胜古迹、花木禽鱼、鸟语虫声等，他都可娓娓道来，讲得丝丝入扣。这都源于他自己总结的两点。
祖父的书真的很多。我知道的是他所居住的12平方米的房间里，橱里、架上、床底、屋角等，到处都堆满了书，他自比“陆放翁的书巢”，并戏谑之：“书堆一地，斯文扫地”。而此前他的藏书更多，“文革”被抄家时，他自己写道：忍痛目睹“毕生所藏书画文物，悉数满载七车驶出弄外”。
另一个是祖父的朋友多。从上世纪一十年代开始，文坛上就有一批与祖父年龄差不多的老先生，他们经常聚会交流，这样一年一年下去，到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人越积越多。“文革”期间朋友的交往中断了一段时间，但从七十年代中期开始，朋友之间又开始经常走动交往了。祖父待客非常友好非常客气，所以大家也愿意跟他交往。他觉得来的都是客，以前家里来的客人无论是老年的还是年轻的，祖父都要送到大门口，后来年纪大了，才在我们的要求下送到楼梯口。祖父有好多小本子，经常看他在上面记点什么，有的是很短几句话，他是知道里面包含很多内容的，但很可惜，这些小本子都不知道去哪里了。
苏周刊：他的一些著作不光是“补白”集成，也是文史方面的专著，比如《民国旧派文艺期刊丛话》《南社丛谈》等。
郑有慧：《民国旧派文艺期刊丛话》是应魏绍昌编辑《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之约而写的。这本书收录了114种杂志、4种大报副刊。对期刊作了细致介绍，对研究民国旧派文艺期刊有重要参考资料。《南社丛谈》是祖父八十年代才开始写的，他本人也是南社社员，他是把所见、所闻和平时所摘录的零星史料，一股脑儿串起来写的，有五十多万字。手稿存于上海图书馆名人手稿陈列室。这本书不但汇集了大量南社的原始资料，而且提供了很多人物和事迹，如《南社社友事略》，写了南社社友175人的传略，其中有些是鲜为人知的。如“苏报案”发生，邹容入狱，这是人所周知的，但从病死狱中，为他埋葬华泾，却很少有人知道，有的也不知刘三其人。《南社丛谈》就有刘季平小传，“刘季平，原名钟龢，行三，又取龚定庵诗意：‘刘三今义士’，别署江南刘三，上海华泾人”。邹容去世，“上海刘三葬之华泾”，记载了刘三一生事迹。学者汤志钧评价：“《南社丛谈》是一部研究中国近代史和中国近代文学史的很好的参考书。”2005年，中华书局出了一套《郑逸梅作品集》，七本，把《南社丛谈》放在里面，叫《南社与人物》。
喜爱集藏名人书札
苏周刊：郑老还喜欢收藏，是这样吗？
郑有慧：他不叫自己“收藏”，他叫“集藏”。纸、扇页、书画等，尤其在书札方面下工夫，最早的要数王阳明的，还有王鏊、曹寅、梁绍壬等不下百家，与好友的书信往来，他也大多保存着。他集藏很有特点，就是从掌故出发，比方说扇子他以前有三百多把，这些扇子正反面包括两边的竹刻都是上世纪二三四十年代一流的画家书法家竹刻家的手笔。有一把扇子，他把它称为“叛徒扇”。因为一面是胡适的字，另一面是刘海粟的画。胡适说他自己是“文学叛徒”，刘海粟说自己是“艺术叛徒”。还有一幅画，是著名书法篆刻家钱瘦铁和日本画家桥本关雪合作的，上面桥本题写了很多钱瘦铁在日本与他交往的事。后来钱瘦铁就把这幅作品送给了我祖父。当时他们之间送来送去不稀奇的，我祖父把它们当宝贝集了起来。很可惜，这些扇子、书画及信札，“文革”期间抄了。之后虽然还回来了一些，都是零零碎碎的。
为人淡泊豁达，脑子里装的全是掌故
苏周刊：郑老收集撰写别人的趣闻逸事，他自己的趣闻逸事多吗？
郑有慧：他脑子里全都装着他的掌故，其他东西都不装。赴宴，人家请了大厨做了上等好菜招待，回去后我们问他吃了些什么，他不是说“有红烧肉”就是“没有红烧肉”（因为他最爱吃红烧肉），其它一样也没记住，他的心思原来都放在与耆宿老友交谈上了。平日家里自己用的毛巾是什么花样、什么颜色，用旧了也不清楚。至于电风扇、电冰箱、电视机、自动伞则根本不会用，也不学。一次下雨，拿了把自动伞，结果淋着雨回来了。夏天他住的房间热得像蒸笼，由于不会开电风扇，就打赤膊摇芭蕉扇。有一天，一位女记者突然来访，来不及着装，只穿着短裤背心的他自嘲说：“我们是赤诚相见啦！”
苏周刊：在您的眼里，郑老是一位什么样的老人？
郑有慧：酷爱写作，广为交友，为人淡泊、豁达。前两条说了不少。为人淡泊也有很多例子。在新中国成立前，他认识很多达官贵人，但他从来不高攀。他有两句话“不与富交我不贫；不与贵交我不贱”，这就是他的价值观。他有很多朋友，包括许多达官贵人看他过得很清苦很辛苦，就说“赚了大家分，赔了算我的”。我祖父说：“这怎么行呢，我没有出本钱，赚了大家分我拿你的钱会心不安，赔了我不承担我更加心不安。”为人豁达就更多了。他活了98岁，我没有听到他和哪一个人有积怨的。“文革”中其实他也吃了不少苦。红卫兵斗他，他说我就背唐诗“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他就是这样的心态。从1981年到1992年，他又出了27本书。如果他不是这样豁达的话，这么大年纪，搞都搞不清楚了，怎么还能天天写作。他在八十多岁时有报纸还喻他为“用不坏的电脑”。
在家庭里，他是位智慧老人
苏周刊：在家庭里，他又是位什么样的老人？
郑有慧：是位智慧老人。我们家一直是四世同堂生活，我女儿十岁时他才去世。许多老人和中年人住在一起总或多或少有些矛盾，但我们从来没觉得他是个老人，平时没感觉他的存在，但有大事时他又绝对是老祖宗。这其实就是一个人的修养，人要能够修到他这种程度，我到现在还没看到。我跟祖父感情非常好，我和他整整生活了38年，从小就是他带我的。他的日记有一本是1955年的，那年我正好出生，日记里就讲到，他“每天去买菜”，“抱有慧”。有一段话写到，小时候奶妈抱我吃奶，我只要一听到他声音奶也不吃了，回过头来要他抱。我女儿第一声会叫的就是“阿爹”（其实应叫“太公”），可能一直听我们叫“阿爹”，其实小孩子最懂谁对她好。我爸妈结婚后，他就搬到朝北的12平方米的房间里住。那房间夏天热得不得了，晚上他就在写字桌上放一盆冷水，睡觉热醒了就用水擦擦身。有一次，我妈妈买了两大袋大米，放在我祖父的房间里。我祖父一看这两袋大米放在那儿，房子就不像样了，但他一句话也没讲。有朋友来了，他笑眯眯地对朋友说“你看我像不像囤积粮食的奸商？”朋友听了哈哈大笑。他就以这种姿态处理家庭事务。后来他牙齿全掉了，很难看，他就对朋友说“我现在是无‘齿’之徒”。家里烧的饭菜，他从来不说这个好吃那个不好吃，其实他都知道，只是不挑剔而已。所以我说在家里我们一点不觉得他是一个老人。他真的很智慧，所以他会长寿啊。
祖父对我工作也很关心。他给《苏州杂志》的编辑写过一封信，写得蛮客气的，主要是写了一篇张辛稼的文章去投稿，另外写
了“孙女有慧要去新加坡开画展，有一幅画是否可以作为封底”。他的朋友听说我学画后，这些老先生纷纷题字祝我事业有成。俞平伯、张辛稼、陆一飞、祝嘉、费新我、沙孟海、唐云、程十发、朱屺瞻等老前辈，还有柯灵，他从不给人家写字题字的，他也写了。中国第一大收藏家张伯驹，他和我爷爷经常有书信来往，他还特地给我画了幅兰花，一般人画兰花是无根的，他画的是有根的，特地作诗，最后一句是“不画无根画有根”。叶圣陶跟我祖父是草桥的同学，他过生日的时候，我画了一幅梅花给他，我当时还是学生，叶老也特作诗一首回赠。
我感到他们那一代人身上的文人风范、爱国情怀真的非常浓烈。
苏周刊：郑老先生对你们小辈影响大吗？
郑有慧：尤其对我特别大，那时父母工作非常忙！而祖父工作单位近，是第一个回到家的，所以我和祖父最亲，接触的时间也最长。他对我的影响是家庭的影响，是长辈言传身教的影响。举个生活中的例子，比如祖父喜欢吃皮蛋，用苏州的虾子酱油蘸着吃下去，剩下的酱油就倒在粥里。我小时候看他那样吃很好吃的样子，我现在也喜欢吃皮蛋蘸虾子酱油，吃剩下的酱油也喜欢倒在粥里。我想说的是家庭教育是最重要的，长辈不用多讲大道理，自己的言行举止就是对后代最好的说教，自然而然会产生影响。祖父的为人处世无形中也影响着我。
祖父去世后，我们把丧事办完后才告知相关部门，因为祖父生前跟我们说过，他生前不麻烦别人，死后也不麻烦别人。那时上海刚刚有海葬（1991年），我祖父就是用的海葬。
希望有机会能出“郑逸梅全集”
苏周刊：郑老的所有文章是不是都出版了？
郑有慧：还没有。我家里有一份书稿叫《回忆六十年》，三十多万字，也是我爷爷写的。已经有出版社来接洽过。也有出版社想出“郑逸梅全集”，但现在的困难是，解放以前有很多我祖父见报的文章需要有人把它摘录下来，这个工作量不得了。我祖父那时是白天黑夜给报纸杂志写文章。后来也出版了不少书，这些书里，有一部分是以前写过的，有一部分是新写的，比如《南社丛谈》《人物与掌故》等二十七本书，所以说，他还有许多写过的文章没有出版。但这项工作靠我们个人来做，难度很大。如能出全集，也是一份珍贵的史料。他老人家的补白和掌故是独具一格的！希望有关部门能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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