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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广畴：苏州“书画郎中”
苏州日报 20150814 B第01版
■顾海霞
范广畴：苏州“书画郎中”
□黄洁实习生顾海霞/文姚永强/摄
人物简介
范广畴：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长期从事苏裱艺术和修复古画，技艺高超。他先后为上海、天津、南京、湖南、南通、苏州等博物馆修复古代书画。
半个仕女的修复引发了裱画兴趣
苏周刊：您是怎么和裱画结缘的？
范广畴：我上中学的时候，中午休息时常到人民路转转，那时候人民路乐桥一带有好几家裱画行，有几家名气很响，比如曹颂清的古松斋，吕凤子的画都是在他的店里裱的。夏品三的古欢斋，马荷荪的迎文斋，还有就是后来成为我师傅的谢根宝装池。我一有空就跑到他们的店里去看。有一次，我看见谢根宝师傅正在案上修复一幅清画家改七芗的《仕女图》，那张画里的仕女只有半个人。我想半个人怎么做？没想到，过了几天再去看，仕女画竟焕然一新，让我很是震撼。我想这个人本事大得不得了，越发对裱画有了兴趣。
初中毕业后，我没有考上高中，找工作人家嫌我瘦，又戴着一副近视镜，工作也找不到。没办法，我就经常在几家店裱画店里看看玩玩，后来就基本固定在马荷荪的迎文斋里。马先生生意做得很大，他既做裱画，也做字画的买卖，而且待人很客气。他本来打算收我做徒弟的，但遇上“三反五反”运动，只能叫我帮帮忙，打打下手。但在他那儿我确实学到了不少东西。学会了识别纸张，是纸还是绢，什么朝代的，金是真金还是假金，是轻金还是重金等等。那时候有不少旧货摊，有时候我也会去买个一两张，自己琢磨着来裱裱弄弄。有一次，我在一个旧货摊上发现清末画家任阜长画的四条屏，上面的花鸟画得特别好，我就买了下来，想把刚学会的漂洗方法也学着用一下。结果画是漂白了，但画上最精华的颜色，花青、洋红等也都被漂掉了，没办法补救了。所以做裱画到现在，我一直告诫自己：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现在我在博物馆做古画的装裱和修复工作，更是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这些都是文物，绝对不能损伤它原有的东西，做坏了对不起老祖宗。
苏周刊：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字画是属于“四旧”的东西，您怎么还依然去学这一行呢？
范广畴：是不少人反对，但我想，那时候文管会（后来叫博物馆）还在收购文物字画，而民间或多或少还有字画的交易，我想总需要装裱、修补方面的人。再讲，依我自身的条件，也找不到好的工作，只有走这条路。
苏周刊：那您后来怎么拜谢根宝先生为师呢？
范广畴：1956年，原来各家各开的裱画店成立了合作社，我也想进合作社和他们一起干，但因为我不是从业人员，所以不吸收我。我就天天在合作社看他们做。时间长了，合作社需要一个人打打下手，因为他们年纪都大了，就让我到那儿去做学徒。这样我就进了合作社。进去了之后才发现自己做的时候有时就是在瞎搞。慢慢地，整个裱画的过程都清楚了，方式方法也搞清楚了。我最想跟曹颂清先生学，因为他技术最好。可非常遗憾，我进社不久，他就因病去世了。接下来手艺最好的就数谢根宝先生了，当时的领导叫我跟谢根宝先生学，那正合我意。我和师傅的情谊真的跟父子一样，我的小孩子也是师傅和师母帮着带的。我印象中师傅骂过我一次。当时他正好忙得很，削手卷纸的那个刀钝了。他叫我帮他磨一下刀。我想磨得快一点，结果磨成两面都是斜口了，他不能削了。他就大声说：“不行不行。”师傅从来没有发过那么大火，我当时也不清楚究竟是因为什么，站在一边不响。他自己在磨，我在看，他就说这个刀应该是一面光的，一面平的，我才知道是怎么回事。晚上我把所有的刀都磨好了，将功补过。
故宫里的很多书画都请苏州艺人去装裱
苏周刊：裱画技艺有十几道工序，对于您来说，裱画最难的是什么？
范广畴：说实话，很多东西都是最难的，因为常常会碰到没遇到过的新问题。比如常州博物馆有一幅画——王一亭画的人物，吴昌硕题的字。画面成絮状了，一碰水就卷起来，但裱画一定要沾水的，那时候还没有喷雾壶，都是用嘴吹的水。后来就把窗户关起来，在四面八方洒水，把湿度加大，慢慢揭下来。还有一幅是石涛的《梅花图》，一条一条都断掉了，那时候裱画行里的很多人看了都摇头，我们后来根据全图的画意和笔法及纸的纹路拼接起来了，让这幅支离破碎的“梅花”重新“绽放”了。难的是没有可供修补的纸，它原来裱的时候用的清初的纸张，后来修补的时候用的乾隆年间的纸。我也改变了观点，如果实在找不到一模一样的纸，也可以用年代接近的。
还有洗的时候，有的颜色是容易洗掉的，所以先要固定住。每张画都要研究透后再开始动手。裱画这一行也是学无止境的，比如说书画上的霉迹，是裱画时经常会碰到的，如何洗霉，每个都不一样，哪个可以洗掉，哪个洗不掉，只有实践了才知道。明矾是酸性的，大家
都认为酸性对纸张是有损伤的。但我说要看具体的纸，最简单的，唐朝的写经纸，里面就有明矾，但这样的纸张放到现在都不坏。这些都需要通过实践综合起来研究。现在外国的纸质文书也多起来了，他们用的纸张原材料还跟我们不同，更要研究，光研究纸张就够你研究的了。我记得吴江博物馆的十二条屏的通景，都裂开来了。我就用水汆的办法，让它们移接在一起，这也是我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纸是有伸缩性的。现在运用得还蛮多。当然移接的时候全靠手上的功夫，手艺人就是靠这点手上功夫，所以在清乾隆、嘉庆年间，北京人一度只知“苏裱”却不知“京裱”。
苏周刊：这又怎么讲？
范广畴：对于霉烂、变色、破损的古书画来说，修复装裱有着“起死回生”的作用，所以装裱高手也被人们称为“画郎中”。苏裱兴起于宋代，著名书画家米芾就曾请“吴匠”为他的朋友修复装裱《笔陈图》及王羲之的书法，有评价说“使吴匠制，甚至入用”。明宣德以后，装裱重心从杭州转移到苏州，嘉靖、万历年间达到全盛，裱工人才济济，名手辈出。苏裱艺人在技艺上精益求精，装裱出的书画平整服帖、柔软舒挺、配色文雅、裱工精致。“吴装最善，他处无及”，所以故宫里的很多书画都请苏州艺人去装裱。
没有十足的把握绝不“接笔”
苏周刊：其实您上面讲到的这些困难都让您解决了，所以对您来讲都不算太难，那最难的是什么呢？
范广畴：补画和接笔。补画就是把画缺的地方补上去，接笔就是把缺损的字或缺笔画的字补全。我的原则是有绝对把握的就接，否则就不接，就让它缺损，留着后人有能力时再去修补。我刚跟谢根宝先生当学徒的时候，我也想学画画，我想这样我就可以补画了。但我师傅坚决反对，他说，你学了画就不要做裱画，你学了裱画就不要画画。我想，为什么呢？后来明白了，就怕你造假画。被师傅这么一说，我断了学画的念头，但我多多少少还是学了一点，主要是为了鉴别和补全。后来师傅看我做得很好也就不反对了。原先，我们都是请当时的书画大家徐绍青、陶运伯来补画和接笔的。有一次杭州市博物馆一张文徵明的画需要修补，他们在网上发过来图片，问我行不行。我先看材质，用的纸我是有的，但它这个画上的字有的缺了几笔，我根据它的形状，在网上把文徵明的字一一核对，我觉得笔画、墨色配比都有绝对把握了，我就接了。接好了给他们，他们说非常好。我发现现在有些人纯
粹是为了字画的完整，擅自接笔，
这是不对的。最后弄得墨色的浓淡、字形的形式也变了，就有可能真的变假了。这不是保护，而是一种伤害。对文物只能补好，不能损坏它，包括装裱的形式、使用的原材料，尽可能原汁原味。像现在博物馆里的字画，有点瑕疵，或有点霉迹，如果对它本身没有损伤，那尽量不要去漂洗，这也是一种保护，否则反而不好。
苏周刊：那在您看来，补全的画，还是原画吗？
范广畴：和原画还是有区别的。
一幅书画揭二层是件很复杂的事
苏周刊：现在有种说法，说好的裱画师可以把画揭下来一层，真的是这样吗？
范广畴：这说说罢了。这个我需要澄清一下，现在传说很多，甚至有人说绢画也可以一撕两张，可以一张变两张，简直是胡说八道，需要以正视听。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说法，是因为有的画用的是夹宣。夹宣是一种厚的宣纸，做这种宣纸的时候是经过抄两次合成的，就相当于双层的宣纸，原来的宣纸都是人工做的，抄两层已经很不容易，至多可能抄三层。
苏周刊：那是不是画可以变成二张？
范广畴：理论上是这样的。好的夹宣是可以揭二层的，有的人用墨比较重，墨可能会渗到下面，但揭起来的二层一看就能看出来的，墨色不匀，深浅不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图章是模糊的。如果写的草书，一笔写下去快的，就印不到下面去了。第二层需要去润笔去修复它，你润得再好，笔墨是死的，原来的墨色和添上去的墨色总归两样的。齐白石画画
用墨浓的，而且他喜欢用厚宣纸，
说实话齐白石的二层可能会有些
的。我家就有齐白石的二层画，
可以看笔画的起伏，用于以后补画作参考。但这画一看就不一样。倒也不是我硬要揭一层下来，当时如果裱的时候不揭掉的话，裱的时候要拱断的，时间长了里面要空掉的，因为二层宣纸里面是没有浆水的，时间长了自己会脱下来的。记得当年在苏州博物馆的时候揭过一幅陆润痒的字。他是写在夹宣上的四幅平条，也没有裱过。因为揭了一层还惊动了上级领导，怎么一张变两张了？我说是让你们看一下，一层与两层有哪些不同，一比较就很明显了，字的框架是在的，但浓淡不一，深的可能看得出，淡的就看不出了。以后做鉴定、做对比都可以作参考。当然也必须是在夹宣上才能揭二层，如果用的是金笺是不可能的，绢是绝对不可能的。
苏周刊：那一二层要比较起来才能分得清楚，不比较，外行不就会上当了吗？
范广畴：肯定有这种情况，即使行家，也会碰到很复杂的情况。
苏周刊：那是不是每张夹宣都可以揭二层？
范广畴：不是的。夹宣有厚有薄，夹宣的纸张有好有坏。能否揭其实是与纸张有关系的，南方主要是抄出来的夹宣，北方多见糨糊合成的夹宣，都不一样的，好的夹宣是可以干撕的，如果这张夹宣是薄的，揭了，那就问题大了。有一位朋友买一幅应均的字，也是写在一张夹宣上的，掀二层揭下来，不要说二层的字了，就是一层的字裱好后也是黯然失色。为什么？就是因为这张夹宣太薄了，其实是不适合揭了裱的。
潮撕的时候还有很多技术的问题，比如墨色的好坏，墨水中胶水的轻重都有关，所以夹宣有的能揭，有的不能揭，一揭就坏了。
苏周刊：那在夹宣上作画的人多吗？
范广畴：有，但不多。比如齐白石、徐悲鸿喜欢，因为他们用墨重。
四十年前装裱的画还给原主人
苏周刊：还有一件很感人的事，您把四十多年前别人让您裱的一幅画还给了人家？能具体说说吗？
范广畴：画家汪亮和我是当时苏州文化工艺厂的同事，他的老师是张大壮、唐云先生，当时上海画院的一批老画家都到苏州来工作过，像江寒汀、陆俨少等。汪亮的花鸟画画得很好。我和他的关系不错，我给他裱过很多东西，他需要什么纸张我就给他什么纸。他画了好多画给我，还有一块银杏木镇纸，他在上面作了画送给我。我最满意的画就是他画的一只老鼠在吃花生，还画个咸鸭蛋，这是他后来调到苏州刺绣研究所搞创造时画的。因为我是属老鼠的。我一直放在家里。他托我裱的是他的老师张大壮先生画的一幅扇面山水画，裱好后一直放在我这儿。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就和他失去了联系，这裱好的画放在我这儿一放就是四十多年，其间我也一直在打听他。说来也巧，有一次在上海博物馆裱画室，碰到一个年轻人，讲起来这么个人，年轻人说认识他，我就留了一个电话给他，之后就与他联系上了。去年他到苏州博物馆参观文徵明的特展，到我家做客，我就把那张裱好的画交还给了他，也终于去了我一块心病。后来谈起，“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收藏的老师唐云的好多画都没了，很可惜的，因为唐云、张大壮两位老师对他关怀备至。我说我这儿还有一张你当时送给我的唐云先生画的《荷花图》，你拿去吧。
苏周刊：这张画他当时怎么送给您的呢？
范广畴：唐云先生的这张《荷花图》上面的荷叶有些破损了，叶子上的青色是汪亮自己加上去的，当时他觉得自己加得不满意，就送给了我。我很喜欢。我说既然你现在一张也没有了，那这张就还给你吧，也算是你对你先生的一点念想吧。他当时真的非常激动。有人听说了这件事说，唐云的画现在都卖到六位数了，你就这样送还给了他？我说当年他给我的时候也没叫我出一分钱，是他老师的画作，还给他也是应该的，我们讲的是一份情谊。
苏周刊：裱画是您一生的钟爱，您刻苦钻研了几十年，是否有什么遗憾？
范广畴：多大的遗憾也谈不上。我现在带了几个徒弟，虽然离社会对高技能苏裱人才的要求还有段距离。我只是希望把我的技艺能传承下去，只要你爱好这行业，肯学，我肯定毫无保留地教授，也希望新人们能刻苦钻研，不断提高技艺，当好苏裱技艺的接班人。我虽然干了几十年，但我还在学习、研究，我们这行真是学无止境，所以还需要不断钻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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