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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景郑与版本目录学
苏州日报 20160129 B第02版
■记者
潘景郑先生对版本目录学有着很深的研究，略举二三例来认识他。
潘景郑先生（1907-2003年）的文化渊源可上溯到他的祖上潘奕隽。潘奕隽是乾隆朝的进士，著有《三松堂集》，并编有《三松堂书目》。之后有潘祖荫的“滂喜斋”，潘祖同的“竹山堂”。潘祖荫是咸丰进士，官至工部尚书、军机大臣。
待到潘博山、潘景郑昆仲继承了祖父潘祖同“竹山堂”全部藏书四万卷外，还四处寻觅“三松堂”失散的版本书，曾收回十之二三，其它如曹元忠的“笺经室”、孙毓修的“小绿天”等旧家藏书，都为他们所得。于是在1919年，将“竹山堂”改名“宝山楼”，这时藏书已有三十万卷，为潘氏藏书之最。
景郑先生由于家学渊源，自幼是从训诂、版本目录学的海洋中“游”过来的，对书录他都可随手拈来。他的
老师有二：章太炎、吴梅，都是大家。
据景郑先生自己说：“弱冠以还，略识为学之径途，余杭章师（章太炎），诏示经史之绪，霜厓吴师（吴梅）导游词曲之门”，所以景郑先生才有如此功底。
景郑昆仲不惜工本地收书，1919年秋天，吴县书市曾出现了一部宋蜀大字本《后山居士文集》（后山指宋诗人陈师道的号）二十卷，由于纸色晦暗，大家都以为是明代的翻刻本而没有价值。景郑昆仲却慧眼别具，收下这本集子。此集字大如钱，字体古朴浑厚，用黄麻纸印刷，上面刻有“晋府书画之印”“敬德堂图书印”。因此他们才将原藏书处的“竹山堂”改为“宝山楼”，作为深藏珍品之意。他们获得这部宝书后，著名学者傅增湘从北平南下，曾到潘宅借赏，惊喜地说：“盖不特为海内孤行之本，亦实为后山集传世最早之编。”其后他们又陆续购得《明弘治本后山集》《蒋子遵手校弘治陈后山集》，于是就更为完整了，景郑先生对三集又各有跋语。
景郑昆仲很重视明末史料的收藏，尤其是南明史，其中包含有对南明爱国志士的情怀的赞颂与共鸣。1938年，日寇占领了苏州，常熟虞山藏书家丁初园的遗藏也已散落，他手辑的《河东君轶事》也已流落市场。景郑先生发现此书后，虽处国难期间、家境又困难，但还是“斥饼金得之”。并且在《轶事》后写了跋语。
在景郑昆仲的书库中，藏有柳如是尺牍及诗集《湖上草》，还藏有多本钱牧斋的集子。但在景郑先生的藏书《跋语》中，对钱牧斋的评论却不如对柳如是那样赞扬备至，他写道：“读此史者，当反复深思，勿为邪说惑其志行，变乱史事，自欺欺人，终为识者所齿冷耳！”这几句跋语，是在唤醒广大读者的吶喊，是作者的民族自觉。
抗战期间，景郑先生为了不做日本侵略者铁蹄下的“顺民”，避居上海租界。他和他的妻舅顾廷龙先生携手于合众图书馆，仍为整理版本目录而埋首苦研。他们俩合作编著了《明代版刻图录初编》，直到今天，此书仍是一部用图文并茂的方式系统介绍明代版刻的书籍，有很高的资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当时藏书家都重视宋元刻本，因为值钱。而景郑先生和廷龙先生都认为：明代史料对整个中华民族文化来说，有承前启后的价值。所以，他们在最艰难的情况下，也要编成此书。由此可见景郑先生和廷龙先生的爱国情结。
新中国成立后，景郑先生和廷龙先生一起到了上海历史文献馆。在这期间，景郑先生着力于古籍版本的鉴定，还编了很多专题目录。调入上海图书馆后，他仍是对古籍做鉴定、编目录。“文革”结束后，景郑先生被聘为上海图书馆研究员，又被任命为《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顾问、《词学》编委。景郑先生和廷龙先生一起不仅编善本目录，还培养年轻人。
景郑先生不仅著作等身，且一生以书为业，以书为友，为整理古籍、文献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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