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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风节俗》序
苏州日报 20161209 B第03版
■简雄
《吴风节俗》“人文娄门”组委会“吴风节俗”栏目组 编著苏州大学出版社2016年11月版
190多年前的1822年，生活在清朝嘉道年间的苏州世家子弟顾禄，在山塘街寓所完成了十二卷《清嘉录》，以编月的方式，旁征博引，详细记述了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的节令风俗，成为后世了解地方民俗最著名的著作之一。
在顾禄完成《清嘉录》66年前的1756年，法国著名思想家伏尔泰完成了长达197章的巨著《各民族精神与风俗》（后世简称《风俗论》）。伏尔泰认为，中国在政治、法律、文化、伦理、道德、宗教各方面都优于西方。他甚至以中国的一切为蓝本来批判西方的制度。伏尔泰这样写道：“（中国的）这些礼节可以在整个民族树立克制和正直的品行，使民风既庄重又文雅。这些优秀品德也普及到老百姓。”“传教士往往看到农民按当地的习惯，彼此作揖，为给对方造成麻烦而请求原谅，他们互相帮助，心平气和地解决一切问题。”（《风俗论》第一章）
伏尔泰没有到过中国，他依据传教士在中国的见闻记录想象这个古老国度的风俗。这是西方启蒙运动中的一道思想风景。它至少表明，直到18世纪中叶，中国仍然是西方人仰视的礼仪之邦。而从顾禄《清嘉录》的记述看，至少到19世纪上叶鸦片战争爆发前，中国的传统风俗相当规整地被传承下来，尤其在苏州这样的“前现代化顶端城市”，积淀深厚的风土民俗无疑具有示范效应。
风俗作为长期积淀形成的社会风尚、礼节和习惯，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建构的思维方式被文化学者称为“深层结构”，它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力甚至超过任何制度设计。连一度称为“显学”的制度经济学派也认为，制度根植于人群的习惯或风俗，这类“非正式制度”（习俗）往往会深刻影响任何制度的执行效果。
如果从历史的宏观脉络来看，我们当然可以说，世界上唯一延续数千年而没有中断的文明是中华文明。但如果把历史脉络放进文化史的视野，就会发现，中华文化其实也具有某种阶段性。譬如，到顾禄生活的清中后期，这种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文化习俗已经无比成熟。连赞美中国伦理体系十分完美的伏尔泰也发现了问题，只是他不愿意相信。伏尔泰写道：“我不想在这里研究已能认识并运用一切有益于社会的智慧的中国人，为什么今天在科学方面没有同我们一样取得长足进步。”（《风俗论》导论）
其实，伏尔泰写下这段话的时候，以资本为动力的工业化生产方式正如火如荼，并终使西方超越了东方古国的田园牧歌，也终使中华文化自近代以来陷入了长期的“文化焦虑”。这种焦虑，不仅让中国抛弃了长袍马褂，抛弃了科举取士，抛弃了王朝制度，甚至要想彻底清算自己的传统文化。
但抽刀断水水更流，文化如水，那是永远也割不断的。当一个大国正一步步重新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时候，它最需要找回的就是文化自信。
近年来，在“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推动下，中华传统节令民俗逐渐显现出文化认同、凝聚民心的独特作用。作为媒体，如何来参与这一活动，引导更多的百姓了解并热爱自己的生活方式，从而成为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传播者、弘扬者、实践者呢？2014年底，《苏州日报》开设了“吴风节俗”专栏，我的几位同事组成团队，从开始简单介绍传统节令风俗，到深度剖析地方民俗文化，再到走进基层社区，策划组织互动式民俗活动，不仅吸引了“老苏州”参与，增强了传统节令的趣味性，扩大了传统节令的影响力；也使一些“小苏州”几乎不知道的民俗重见天日，如立夏一碗“七家茶”；更让不少“新苏州”融入了苏式生活，如“中秋吃肉月饼”“冬至吃冬酿酒”。两年来，专栏刊发稿件一百多篇，着力传播地方特色民俗文化，用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推动民俗热的持续升温，也推动了相关民俗产品的热销，更使优秀传统文化浸润更多人的心灵。
现在，同事们将这些来自当下民间鲜活的民俗叙事编辑成书，选择了四十个传统节令，按春夏秋冬四季编排，从立春起，到除夕止，一书在手，吴风节俗尽收眼底，我以为可称之为《新清嘉录》。
值得一提的是，姑苏区娄门街道也为此书的问世付出不少心血，相关工作人员提供了大量“老苏州”民俗活动素材。而其下的“人文娄门”编委会则利用自身团队优势，为此书绘制插图、设计排版、策划推广，令整本书的“内外兼修”增色不少。
1928年，顾颉刚在为周振鹤《苏州风俗》一书作序时曾大声疾呼：“我们幸得温饱而又有学术兴味的人，若再不起来努力担负文化上的责任，数十年之后真要回复到草昧洪荒之世了！”虽然顾先生作序的时代早已远去，但弘扬、挖掘、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事业永远在路上。同事们命我给即将出版的《吴风节俗》写几句，便欣然落笔，续貂充序，也算为传承文化尽一点绵薄之力。
□简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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