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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文的吴人曾经很尚武
姑苏晚报 20160814 B第04版
■周可真
吴文化是与吴越文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一种区域文化。笔者这里所讲的文化并不是考古学意义上的文化，而是作为历史的具体内容的文化。所以，就吴越文化的时代概念而言，它并不限于新石器时期，更包括上古时期和中古前期（晋代以前）。从泰伯、无余分别建立吴国和越国，直到晋代，吴、越两国文化传统大抵相同。因此，可以合称其为“吴越文化”。从晋代开始，吴越文化逐渐分化，形成各具特色的吴文化与越文化。
在时代概念上，吴文化可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吴文化与吴越文化重合，即吴文化与越文化具有共同的基本特征；第二阶段，自晋代至清代，是为吴文化相对独立发展时期；第三阶段，即近代以来，是为吴文化与中国其他各地文化相互交融时期。第一阶段为吴文化发展前期；第二、第三阶段为吴文化发展后期。
晋代之前吴人尚武
吴文化的早期特征是尚武。自泰伯建立吴国，历五代而武王伐纣，殷亡而周兴。吴王寿梦时，吴国开始与中原国家交往，有名申公巫臣者（原为楚国大夫，后投奔晋）自晋适吴，教吴人用兵乘车，自此以后，吴国不仅有比较强大的水军，更逐渐建成了强大的陆军。随着军事力量的日益强大，吴国开始对外扩张。至春秋吴王阖闾时，吴国俨然成为中国东南一霸。吴国军事力量强大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吴国的兵器名扬天下。历史上传说的许多名剑，大都出自吴国，如越王勾践的“纯钩剑”，吴王阖闾的“鱼肠剑”、“扁诸剑”等等。在历史上“干将铸剑”的故事就发生在吴王阖闾时代。吴国的精良兵器还流入中原地区。1976年河南辉县出土了“吴王夫差剑”（夫差是阖闾之子），其剑虽已锈蚀断裂，且剑首残破，剑锷仍很犀利。
吴国军事力量的强大与吴王励精图治、广纳人才分不开。被称为中国“兵家圣典”的《孙子》一书的作者孙武，就是经伍子胥的推荐为吴王阖闾所任用的。孙武是齐国人，为齐国田完后裔，出身于军事强国的军事世家，他祖父田书因伐莒有功，被赐姓孙。后来孙武因齐国内乱而投奔吴国。吴王阖闾看了孙武所著兵书，遂任他为主将。后来吴国被越王勾践所灭，但是，吴人尚武的习俗却保留了很久。据《汉书·地理志》载：“吴粤（越）之君皆好战，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
吴人尚武的习俗一直相沿至晋代，西晋左思《吴都赋》中还提到吴地“士有陷坚之锐”。当时吴郡尚有以义兴（宜兴）周氏、吴兴沈氏为代表的“武力豪宗”，拥有强大的部属、家丁。我周家始祖周处（240-299）及其子孙周玘、周札、周懋等均为当时著名武将。据我周氏家谱记载：东晋元帝永昌元年(322)正月，大将军王敦以除君侧之恶为名，在武昌(今湖北鄂城)举兵，三月，兵临石头城，守将周札开城任其入驻。元帝封王敦为丞相，封周札为光禄勋，不久，升尚书，再迁右将军，后任会稽(浙江绍兴)内史。这时，义兴周氏一门五侯，其家道之昌隆，在江南无与伦比。王敦惧其家势强大，深忌周家。当时有钱凤者亦以周家强盛而欲除之，因向王敦献计。王敦乃就暗中指使卢江太守李恒状告周札及其子侄与道士李晓图谋不轨，自太宁二年(324)正月起，先将提任王敦为谘议参军的周筵、周崧就营中斩首，继派参军贺鸾将周札的侄儿尽数捕杀，再遣兵袭击周札。周札因事先不知情，及至兵来，才率军抵御，因寡不敌众，部下纷纷逃遁，周札终于被杀。周家从此元气大伤，一蹶不振。
自周家衰落，吴郡“武力豪宗”只剩沈氏一族。而沈氏家族由于内部不和，也难成气候。南朝以后，沈家也开始由“武力豪宗”向“文化士族”转化，出现了沈约等文化名人。据《吴郡志·人物》记载，两晋南朝三百余年中，吴郡共有名人89人，其中文士（含文武兼备者）83人，占93%，表明这期间吴郡士族已变成名副其实的“文化士族”。唐朝时，著名诗人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都先后出任苏州太守；而如李绅、罗隐、陆龟蒙等诗人则都出生在苏州。由此多少也可以看出当时苏州人崇文的气息。白居易任苏州太守时，苏州已成为中国最繁荣的城市之一，白居易曾有诗句讲到（苏州）“人稠过扬府，坊闹半长安”，他觉得当时苏州的繁荣仅次于都城长安而已。至于宋代，民间已 有“上有 天堂，下有苏杭”的传 说。北宋后期，由于金兵南侵，宋都城汴京（开封）被劫掠蹂躏得不像样子，宋朝统治者出于偏安避敌的考虑，把都城迁至江南临安（杭州），北方人民亦随之大量南迁，其中山东、河南籍人民迁居苏州，同时也输入了中原文化和生产技术，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原本就比较繁荣的江南经济。明清时期，江南依旧是全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区，这里的经济优势一直保持到晚清太平天国战争。与江南较发达的经济基础相应，这里的文化也是全中国最发达的。
晋代开始转向崇文
从晋代开始，吴人逐渐由尚武向崇文转变。自此以后，吴文化的特征可以概括为“人朴文美”。
“人朴”是指吴人为人老实，这主要体现在吴人从行为到思维一向都循规蹈矩。吴人循规蹈矩的行为方式最明显、最突出表现在其政治生活中。六朝以降，吴地罕出如三国江东孙坚、孙策父子那样的“乱世英雄”，更少爆发像东晋吴会间孙恩、卢循起义那样的群体性革命行为。自隋朝创设科举制度以后，吴人在政治上的追求，一般都遵循科举制度行事，通过参加科举考试来达到从政做官的目的。这在宋代以后更加明显而突出。根据文献资料，自北宋端拱元年至南宋绍定二年止，历时240年，苏州共出了448名进士。从南宋建炎二年至嘉定四年，历时83年，苏州共出了462个文武进士。明、清两代全国共有状元204人，其中苏州35人，占17%，居全国之首。
吴人在政治上一向循规蹈矩的行为方式，逐渐内化为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体现在学术上，就是崇尚实证之学。发端于明清之际而极盛于清乾嘉时代的考据学（又称朴学），在吴地尤为盛行，清代考据学中最著名两个派别为“吴派”和“皖派”，其中“吴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都是吴地学者，而整个清代考据学的开山祖则是苏州昆山学者顾炎武（1613-1682）。以重实证为本质特征的考据学的思维方式，说到底是一种循规蹈矩的思维方式。考据学之所以在吴地特别盛行，是与吴人传统的循规蹈矩的行为方式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的。
20世纪初中国废除科举制度以后，原本遵循科举制度行事的吴人，依然崇尚读书，不过不再是走读书做官之路，而是转而追求科学事业的成功了。1986年我国新选出的由著名科学家组成的第三届科协理事共279人，其中江苏人有54人，接近于总数的20%，而该年江苏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6%，其科协理事席位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居于各省（市）之首，其中绝大部分理事是来自吴文化区域。到2000年为止，全国共有院士1460人，其中苏州籍院士83人，占5.7%，按院士与总人口的密度比来说，苏州的院士密度居全国之首，是全国平均密度的35倍！20世纪以来吴人在科技领域的成就在全国名列前茅，是与吴人传统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有着内在联系的，因为科学在本质上乃是一种实证行为和逻辑思维，这是一种严格的循规蹈矩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
“文美”是指吴人做事精巧，这主要体现在吴人非凡的艺术追求和艺术成就上。作为吴文化之精华的苏州艺术，包括苏绣、缂丝、苏裱、玉雕、扇子、桃花坞木刻年画、灯彩、虎丘泥塑等工艺美术，如今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入人类口头文化遗产的昆曲艺术，以及驰名中外的苏州园林艺术，其最显著的特色就是“精巧”。“精”反映了吴人思维的精细；“巧”反映了吴人行为的灵敏。而苏州艺术“精巧”的特点，则集中表现了吴人性格的细腻。这种细腻的性格既是优点，又是缺点。其优点是处事精明周到，待人体贴入微。处事精明周到，则给人以可靠之感；待人体贴入微，则给人以温暖之感。缺点是心胸较窄，器局较小。心胸窄，则难以容人，故六朝以来苏州人中鲜见政治大家；器局小，则难成大事，故近代以来苏州人中罕有实业大家。
思维方式尊崇儒家
六朝以来逐渐形成、宋代以后更得以日益强化的吴人循规蹈矩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其实是吴人长期受儒家文化熏陶的结果。儒家文化的基本要素是“礼”与“仁”，其二者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但是“礼”与“仁”又各有其特点，其最显著的差异则在于“礼”主“外”而“仁”主“内”，即“礼”是制约人之视、听、言、动的外在规范，“仁”是约束人之心（思想、观念）的内在规范。汉唐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乱世时代除外），统治者以儒家文化来教化天下，总的说来是比较重视“礼教”。由于“礼教”长期的影响与熏陶，逐渐养成了汉唐人相对严格的循规蹈矩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这从“汉赋”、“唐诗”即可见一斑：“汉赋”、“唐诗”在艺术上最显著的共同点，莫过于其极重形式上的工整。这恰是汉唐人思维上循规蹈矩最明显的表征。但是，宋代以后，随着理学的出现和逐渐占据统治地位，统治者的教化方式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作为“新儒学”，理学最明显区别于以往儒学之处在于其重“仁”而轻“礼”。受其影响，统治者在教化方式上则越来越不重视“礼教”，而是越来越主要以理学思想来教化天下了。由于作为统治者教化工具的理学重内心天理良知的自觉而轻视作为外在行为规范的“礼”对人的约束作用，如此违背“由他律至自律”的伦理道德修养规律，遂使伦理道德教化越来越流于空洞的形式，由此导致社会伦理道德每况愈下，最终招致明朝的败亡，所谓“士大夫之耻，是谓国耻”（顾炎武语）。
不过，尽管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是理学盛行的时代，吴地毕竟不是理学流行的中心地区，吴人受理学影响相对较小。吴人受理学的影响主要是通过科举考试，但这种影响毕竟非常有限，因为士子们读《四书集注》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应试，这种应试性的学习充其量不过能学到理学的一点皮毛，理学的真思想根本不能深入学子之心。故宋明时期吴人的文化心理依然主要是汉唐人的心理。事实上，明代末期兴起的反理学的实学思潮，是以吴文化区域为重镇的，实际是由东林党开其端，至复社而蔚然成风。明末的学风，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复社“兴复古学”的运动而逐渐由虚转实的。顾炎武的实学及由其开创的清代吴中朴学的兴盛，表明吴人相对其它地区的人受理学的影响确实较浅，更表明吴人较诸其它地区的人更多继承了汉唐人循规蹈矩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在明清交替之际突出表现为吴人特重名节，在清兵下江南时涌现出大量宁死不屈的爱国义士。当时，江阴、昆山、嘉定等地都曾发生过可歌可泣的抗清起义，爆发于吴文化区域的这类自发的反清斗争的规模之宏大及其程度之激烈皆远非其它地区可比，由此反映出吴人较多地保留了守“礼”重名节的汉唐遗风，显示出吴文化中有较深的儒家“礼教”之积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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