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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则女学及国耻纪念碑
苏州日报 20120928 C第04版
■李海珉
□李海珉
同里镇有个丽则女学，由镇上“金、范、任”大家之一的任氏创办，袁世凯复辟洪宪帝制，丽则女学的师生竖起了一块“五月九日国耻纪念之碑”，至今高高矗立，向世人诉说那一段令人扼腕的岁月。
创办丽则女学
丽则女学的创办人，是柳亚子的同学、好友任传薪，字味知，而柳亚子喜欢叫他的小名“遗官”。名字带“官”儿，那是同里的习惯，望子成龙，父母巴望儿子长大能谋得一官半职，可为什么偏偏要加个“遗”字呢？柳亚子在自传《五十七年》中说，遗官是个遗腹子，比他小三四岁。这遗官不是别人，正是退思园主任兰生的儿子，与柳亚子同龄，小半岁而已。
亚子与味知，相识于1902年，那年他俩都到吴江县应考秀才，双双进了学，成了同年，自然就相识了。任味知的父亲任兰生，官居凤颍六泗兵备道，光绪十一年（1885），因同僚倾轧而革职居家赋闲。两年后的春天，经山东巡抚张曜会同两江总督曾国荃保奏，官复原职，赴安徽委用，那时任味知正在娘肚子里。上任伊始，黄河发水决堤，任兰生不敢怠慢，赴皖北救灾保民。次年2月在大堤上飞骑巡视，坐骑受惊而跌下马来，伤及尾椎，治河工地缺医少药，结果伤恶成疽，于1888年4月19日离开人世，年仅51岁。味知是在父亲离家半年之后呱呱坠地的，慈父见背，味知还不到周岁，始终无缘一见，相当于遗腹子，因此取乳名遗官。
考取秀才的第二年，柳亚子和任味知一起在同里镇就读于国学大师金松岑创立的同川自治学社。1905年春，柳亚子创办油印小报《复报》，宣传反清，开发民智，每周一期，邀约了几个好友一起写稿子，刻钢版，油印后四出散发。任味知家道殷实，他支持柳亚子，大把大把地掏钱，柳亚子与任兰生因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清末，办新学蔚然成风，为了替新时代培养人才，倡导男女平等，梁启超在上海首创中国第一所女子学校“经正女学”，蔡元培创立了“爱国女校”。同里邻镇黎里的倪寿芝创办了“求我蒙塾”，诚心接纳女童入学。任味知想，柳亚子积极办报开发民智，我能干点啥呢？于是他就想尝试开办女学，发展女子教育。1906年2月，得到母亲的支持，任味知就在自家退思园内办起了丽则女学，聘请同镇沈文炯（祥之）任校长，招聘教师。退思园内光线较好的退思草堂、琴房、旱船、桂花厅等处，分别辟作教室、自然实验室、音乐室、小工场，又拿出5万多册家藏图书，加上新购置的一套《大英百科全书》，成立了丽则女学图书馆，稍后又建造了风雨操场。丽则女学，先是初等小学，后办高等小学，前来读书的，先是同里镇，接下来黎里、平望、屯村、北厍等周边乡镇，不下80人，园内的“坐春望月楼”专门辟为女生宿舍。后来陆续添置了自然实验全套仪器、动植物标本、钢琴，乃至电影放映机等等。凭着这诸多新式教学设施，丽则女学拔萃于江南同类学校。
女学规程与日本女子师范无二
当时任味知年仅19岁，丽则女学教学秩序正常之后，想到上海谋求深造，他同柳亚子和堂弟一说，原来大家都有意赴沪读书。于是三人一同来到沪上健行公学报名入学。不料，年龄相仿的三个年轻人，身份有了相当的差异。原来，健行公学由高天梅和朱少屏等人筹备，招收了两个班，国文教员只有高天梅一人，忙不过来，他们知道柳亚子的国文功底，朱少屏不肯收柳作学生，说什么要当学生那么只好挡驾了，做国文老师，则十分欢迎，于是柳亚子就当起了国文教员，任味知和堂弟都成了他的学生。
任味知离开同里，丽则女学的校务主要靠他母亲主持。不久，健行公学遭到两江总督端方的高压而解散，味知转读上海震旦大学。1907年，自费赴日本、德国考察女子教育，学习国外开办女子教育的经验。回国后，味知在丽则女学增设艺术专修科，发展艺术教育。1909年开设师范本科班，为家乡培养女教师。当时上海《东方杂志》曾刊载专文，介绍丽则女学的教科及设施，在他们看来，丽则女学同日本女子师范规程一般无二。
丽则女学的学生数量逐年增长，退思园尽管面积不小，毕竟腾挪不开。1911年，任味知在退思园东侧购得一块空地，建造了一幢七开间二层的教学大楼，耗费8300余银元，女学随即迁至新校。1916年，原二层教学大楼，增建成三层，教学大楼使用面积达到618平方米。可是，校舍依然紧张，再续建新楼一座，添建附属用房多间。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任味知不惜高薪，聘请名师，诸如钱基博（著名国学家，任国文教员）、任传鹤（字守梅，复旦大学文科班毕业，教授英语）、顾乃行（字品叔，留法预备学校毕业，教授理化）、顾乃复（字启仁，教授常识与书法）、钱祖翼（字祥春，擅长书法、绘画、音乐，教授美术）、范烟桥（著名作家，教授国文）。
丽则女学的师范本科班，自1909年到1915年，办了两期，培养了60多位女教师，为吴江及苏州周边城镇的女子教育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1916年，新建教学大楼落成典礼，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总长傅增湘亲临丽则女学，参加庆典。全体师生列队欢迎，高唱丽则女学校歌：“庄严灿烂，扶舆淑气，钟毓女国民，质美嗟未育，此间责任是何人；循循善诱，一秉至诚，风气开家庭，小学定基础，自由焕发启文明；愿我同学倍相亲，诚勤朴爱励精神，四月丽天，江河行地，亘古永垂名。”傅增湘频频颔首，深深称道。临别前，他从校歌中拈出“诚勤朴爱”四字，提笔留赠。师生们把它制成匾额，作为校训。这校歌歌词为本校教师钱基博所作，还有一篇《校宇记》，也由钱基博撰写，文中记述了丽则女学开办、发展的历史足迹。至今，校训和《校宇记》保存完好，《校宇记》由女教育家庄娴书丹后刻石，置嵌在二楼的南墙上，那“诚勤朴爱”校训，醒目地镶嵌在教学大楼三楼的北墙上。
立“五九国耻纪念碑”
丽则女学设施齐全，教学质量上乘。民国五年，《吴江教育月刊》第15号，褒扬任味知先生，获得中央政府大总统颁发的八等嘉禾奖章。民国四年，丽则女学的绣品在巴拿马赛会上获得银奖。民国十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新时代国文大观———全国学校成绩》，收录全国中学生优秀作文200篇，其中丽则女学有薛元雁、倪代军、叶芳祚、殷侠英、柳均权等8人的14篇作文入选。柳均权不是别人，正是柳亚子先生的四妹，小亚子整整19岁，原名柳静，小名明官。正是柳亚子，自改名字为人权，将四妹改名为均权，之后，又将她送到丽则女学读书。
1915年5月9日，在北京的同里籍学生传回一个令丽则女学全体师生愤激至极的消息：袁世凯为了爬上洪宪皇帝宝座，为了得到日本政府的承认，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接受日方提出的“二十一条”，5月9日正是签订条约的日子。次日，丽则女学师生140多人在陈家牌楼召开“誓死反对二十一条大会”。大会由师范班班主席殷同薇小姐主持，师生们纷纷登台，历数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怒斥袁贼卖国求荣的无耻行径。殷同薇义愤填膺，拿出一条洁白的手绢，当场咬破手指，写下了“誓雪国耻”四个大字。顿时，会场沸腾了，伴随着“打倒日帝”、“严惩袁贼”的口号声，师生们一个个咬破手指，在白绢上写下了“卧薪尝胆”、“洗雪国耻”等血书。接下来，师生们高呼“抵制日货”、“誓惩国贼”的口号，上街游行。
当时，全国各地反对袁世凯卖国行径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国人纷纷将“5月9日”定为国耻日。丽则女学师生决议：自筹款项，建碑明耻。半月之后，一块高175厘米、宽40.5厘米、厚16.5厘米的石碑，直立于丽则女学教学大楼之北，形似一把利剑，剑锋朝上，直刺苍穹。石碑正面“五月九日国耻纪念之碑”10个大字，专请秋瑾挚友吴芝英书写，右上方刻“民国四年”，左下方落款“丽则女学同人泐石”。背面是碑文：“国耻纪念碑 任立吴江丽则女校殷同薇等百四十人同立 无锡钱基博撰文 桐城吴芝瑛写石”。碑文共计12行438字，记载了丽则女学师生反日反袁的义愤以及对祖国强盛的期待。
1938年，苏吴沦陷，任味知离开同里，丽则女学先后改名为国民女子学校、南濠弄小学。同里镇被日军占领前夕，“五九国耻纪念碑”由爱国人士深埋地下。新中国成立，丽则女学改名为同里中心小学。1980年，学校师生在整理校园时，发掘出了“五月九日国耻纪念之碑”。1982年，国耻碑拟在原址重竖，当时远在上海的殷同薇女士闻讯，时已83岁的高龄，她专程赶来，参加重建石碑的仪式。六十多年过去了，家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抚今思昔，殷同薇女士感慨万千，禁不住热泪盈眶。1992年9月，同里镇人民专门为石碑建造了“雪耻亭”，1995年4月，国耻碑和丽则女学被列为江苏省第四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陈从周抢救出了退思园
抗战时期，任味知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执教。当时有个青年教师陈从周，与年长30多岁的任味知结成了忘年交。一次任老带了陈从周一起回同里度假。就是这一次，陈从周先生将退思园的建筑、池沼、假山、植物尽数装进了脑海。1962年，任味知在上海去世。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退思园里办起了工厂，破败不堪。八十年代初，已经是著名园林专家的陈从周教授，再次出现在任味知先生的故居退思园，发出了无限感叹，“贴水名园，江南特例”呀！于是，退思园被抢救出来了，经过修缮，1984年元旦，正式向中外游人开放。
二十世纪的最后一秋，同里退思园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为世界历史文化遗产。现在，退思园不再是一家一户的私产，它属于人民大众，属于整个世界。同里多的是水，柔柔的水，不过柔中有刚。丽则女学的苏州女子，就如这里的柔柔的蕴含刚烈的水。丽则女学的“五月九日国耻纪念之碑”，高高昂起，直刺苍穹，彰显着苏州女子的不屈与豪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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