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湖水下为何有街道

姑苏晚报 20060119 四卷143页

■李嘉球

■撰文/李嘉球

    苏州东南部的澄湖水下神秘世界考古证明:

    从城市到沉湖,是800多年前,居住在这里的古人一次有准备的放弃

    浩淼的太湖水,沿着东江、娄江、吴淞江滚滚东流直奔大海,在路过古镇;直的时候打了个盹,便形成了一个硕大的湖泊,它的名字叫“澄湖”。

    澄湖略呈三角菱形,南北长10.40公里,最大宽度6.80公里,平均水深1.83米,现有总面积40多平方公里。全湖西部与西北部稍高,南部与东南部稍低,它主要接纳太湖与吴淞江来水,经东和东南方向排出,泄入淀山湖,辗转入黄浦江,再入东海。

    澄湖—沉湖—陈州,这里曾是个繁华的邑聚都市

    苏州东南部曾有个繁华的都市,名叫“陈州”(或称陈县),城里市井繁荣昌盛,但在一次大水中,被淹没并渐渐沉陷为一个湖泊,后来,人们称它为“陈湖”,又称沉湖———它也就是今天的澄湖。

    据宋《太平广记》和清代《吴郡甫里志》、《贞丰拟乘》、《周庄镇志》等记载,每当湖水清浅时,渔民常能看到湖底的街道、古井、上马石等;湖水涸时,居住在湖旁边的人往往能拾得古镜、古钱币、盂之类的器物,“其中街衢、井灶历历可辨,余如上马石、墓道、田亩界石不胜枚举,间有拾得铜锣、铁链及器皿,什物之不可识者甚多。”现代考古发掘也证实,澄湖的确曾是个人居集聚处,一个曾经十分繁华的邑都。元末诗人虞堪感慨大自然沧海桑田的变化,曾作有《陈湖》诗,诗云:“渺渺洪流接具区,由来耕凿总膏腴。沉沦为有鱼龙混,开廊岂无鸿雁俱?好觅根源随博望,莫将清浅问麻姑。桑田变海原如此,自泛扁舟入五湖。”从诗中看来,当时的澄湖是与太湖(又名具区、五湖)相通的。

    那么,这个曾经是市井繁荣的邑都,是什么时候淹为“龙王府”的呢?史书上没有记载,苏州的府志、县志及其它史志也没有明确记载,只有清光绪年间的《周庄镇志》留下了寥寥数十字,云:澄湖“湖滨寝浦禅林寺内,有明弘光元年所铸钟,上刻有‘天宝六年春,地陷成湖’等字。”光绪之前,则留下了一个长长的空白,如今周庄寝浦禅林古寺内的那口钟早已不复存在,这样便成了一条孤证。

    唐玄宗“天宝六年”,即公元747年,至今将近1260年。考古是最讲究科学的,据从湖底出土的文物推测,澄湖大约形成于北宋大观元年(1107年)至南宋乾道六年(1170年)之间。这样算来,澄湖也已有830多年的历史了。

    陶器上刻有原始陶文符号,李学勤先生释为“巫钺五偶”

    历史的车轮转到了公元一千九百七十四年的春天,“农业学大寨”的口号响彻云霄,轰轰烈烈的“以粮为纲”运动唤醒了沉睡千年的澄湖“水底世界”。吴县车坊公社的农民在围湖造田工程中,发现了许多古井和陶器。文物管理部门得知后,马上配合工程进行抢救性发掘,结果挖出古井150多口,出土和征集到新石器时代至宋代之间各个时期的文物达1200多件。年代从5500年前至800年前之间,时间跨度长达4000多年,在国内考古史上实属罕见。听到此消息,人们无不感到惊讶。

    根据出土的文物特征,考古专家将它们分成为三个文化遗存:即原始文化遗存(包括崧泽、早期良渚、典型良渚三个类型)、几何印纹陶遗存(包括马桥文化、华利湾文化、戚家墩三个类型)、汉至宋各代的文化遗存。

    原始文化遗存器物,有漆绘陶罐、红衣陶花瓣足罐、刻花陶罐,鳖形壶、彩绘罐、匜形罐、带陶纹鱼篓形罐、长贯耳罐、猪形壶、鸟形壶、带木柄的石斧等等。其中,尚属首次发现的动物形刻花罐、鳖形壶等摹拟动物形态的器物,造型生动,形象逼真;漆绘、彩绘陶器,图纹十分精致。这些出土器物,不仅真实地反映出距今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太湖地区先民渔猎生活状况,更表明了当时原始人在造型艺术上的审美意趣。

    澄湖几何印纹陶器遗存中的典型器物,有红陶拍印篮纹圜底内凹罐、鸭形罐、提梁、黑衣陶簋;绳纹红陶釜、蟠螭纹釉陶鼎、云雷纹硬尊;双耳弦纹黑陶罐、细麻布纹硬陶罐、米筛纹釉陶钵等等。其早期印纹陶器,带有“二里头文化”因素的仿铜陶器,可以看出,夏商时期太湖地区与中原地区已发生了较频繁的交往。

    澄湖中期的印纹陶器,则有着鲜明的吴文化特征。澄湖晚期的印纹陶器,与太湖流域及至苏北以及浙江地区文化面貌相同,正好与吴国被越国所灭,这一带均为越国统治的史实相吻合。澄湖边的大姚村,古称“摇城”,志书曾有“初有吴王子居焉,后越王摇居之”的记载。大量的印纹陶器的出土,不仅证实了这一记载,而且还反映出这一地区当时繁荣昌盛的情况。汉至宋的文化遗存也很丰富,典型器物有弦纹罐、坛,盘口壶、褐斑短流壶、敞口青瓷碗、菱花口碗、黑釉执壶、韩瓶、木吊桶、铁钩等器物,都有着明显的时代特征。

    在原始文化遗存器物中,有件刻有陶文符号的鱼篓形陶罐尤引人注目。这是一件良渚文化的典型器物,器壁很薄,造型规整,质地坚硬,厚薄均匀,足与山东龙山文化中的黑陶相媲美。在其腹中部表面有4个刻划符号,呈左高右低形式横向排行,曾引起专家的极大兴趣与关注。著名考古学家李学勤先生研究后,认为“符号是在陶器烧成后,用锋刃器刻出的……其结构非常接近殷墟甲骨文,似乎可以释为‘巫钺五偶’这四个字”。它是研究汉字原始形态不可多得的绝好材料。

    湖底出土的崧泽文化时期的大量古井,可以看出“土井—陶圈井—带榫砖井—小砖井”这样一个发展过程,说明早在5500年前太湖地区的先民已经懂得讲究饮水卫生,并熟练地掌握了掘井技术。

    首次发现崧泽晚期的稻作文化遗址和配套完整的灌排系统

    进入新世纪以来,考古工作者又在澄湖底下发现了大量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

    2003年9月下旬,因苏沪高速公路建设用土需要,苏州博物馆和吴中区文管会组成的考古队结合清淤取土工程,在澄湖甪直区域湖底进行抢救性考古挖掘,在短短的2多个月时间里,考古人员在10平方公里的湖底里清理出古井402口、灰坑443处、水田遗迹20块、房址3座、水沟3条、池塘1处。其中,古井最大直径达1.6-1.7米,最小的不到0.5米。古井年代从崧泽晚期到良渚、商周,呈不均匀状密布湖底。发掘出的灰坑有多种用途,有作垃圾坑,有作窖藏,也有的用来圈养牲畜。在古井、灰坑中发现彩绘陶瓶、黑皮陶壶、双耳壶、提梁壶、四系执壶、罐、钵、盘、碗、豆、簪、杯、鬲等陶器500多件。年代从崧泽晚期至宋代,时间跨度长达4000多年。

    在此次澄湖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完整的居住区和作业区。作业区内一个面积合计为425平方米的池塘,周边有着20多块高低错落的水稻田。由于当时的生产工具较为简陋,水田面积较小,以便于灌溉,而地势的高低则是为了充分利用周边地理环境。池塘是水田灌溉的水源,它外侧水田的水源则来自附近的水沟引进的湖水。水田之间另有水口、水路相串联,使水田之间水可流通。令人惊喜的是,第11号水田中还出土了碳化米粒。经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碳十四年代测试,其年代属崧泽文化晚期。

    崧泽文化时期稻作文化遗址的发现,这在江南地区尚属首次。虽然,长江下游水稻栽培的历史起源于6000年前的马家浜文化时期。此前,在阳澄湖边的唯亭草鞋山遗址,曾发现了马家浜文化的40余块水稻田;在昆山绰墩遗址考古中,在600平方米内曾发现了64块良渚文化水稻田;而澄湖崧泽文化时期的稻田及其配套池塘、水沟、水口等农田排溉系统的发现,证明这一时期的水稻种植技术又有了进步,它对进一步研究长江中下游地区水稻作物栽培的发展、演变、进化史无疑有着深远的意义。

    聚落居住区内,有平面为圆形的房址,建筑形式为半地穴式,属于崧泽文化时期,里面还出土了一件完整的、外表有刻划纹的灰陶器。房址西侧有一个圆角长方形、用于储藏货物的窖穴;南侧有一条弯弯曲曲的用于排水的水沟,长达60多米;房址周围还分布着水井和灰坑。考古人员认为,如此规模的完整的排水沟和进水沟,加上密布的古井、珍贵器物以及水稻田,居住在这一带居民肯定不是一家一户的零星散户。

    综合以前的考古发现,可以进一步推测证明:崧泽晚期至良渚文化早期苏州东部应该是一个太湖流域最大的人居聚落中心,是吴文化前太湖流域的都城。但是,几次考古发掘中都没有发现大量的人骨兽骨,因此有关专家认为,这应该说是古人一次有准备的放弃,而不是灾难性的毁灭。

    澄湖神奇的“水底世界”,还有待于人们进一步去揭秘。

    (本文在采写中得到苏州博物馆丁金龙先生支持,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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