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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吴时化剪影
苏州日报 20060310 九卷003页
■朱红
□朱红
泰伯当了勾吴国君，头一件大事就是建造城郭。《吴越春秋》说，因为其时“遭殷末之世衰，中国侯王数用兵，恐及于荆蛮”。其实侯王用兵是为征服和掠夺，荒僻的“荆蛮”不是目标，倒是西有奄国，北有淮夷，南有东夷，不可不防。还有被推翻和赶跑的奴隶主，极有可能组织“回乡团”或勾结外人来捣乱，因此新政权不得不在成立之初就修筑防御工事。
泰伯城造在哪里？据考证，地点在今无锡东南的梅里（属梅村）。但是《太平寰宇记》载：“太伯筑城在平门外”。清人张宗祥在《越绝书》校注中说：
平门即吴城北水门。是知太伯故城亦距阖闾大城甚近，距今无锡较远。
这个说法好像泰伯城在苏州。其实以梅里为中心的泰伯城，外郭有“三百余里”，“人民皆耕田其中”（《吴越春秋》），这个范围已经包括了今苏州的西北部。勾吴还开了一条百尺渎（又名伯渎、泰伯渎），从泰伯城通向巢湖（今苏州漕湖）。这条江苏最早的人工河证明，包括苏州在内的太湖以东地区一开始就在勾吴境内，否则是不可能开通的。
“勾吴”又有工吴、攻吴、干吴等异称，这是什么道理？有人说古字相通，或说是音转，都难令人信服。其实这是吴越方言，刘师培说“吴人以格音为语端”（《新方言后序》），即勾、工、攻、干等均作辅音“G”，为无意义发声词。这种方言中原人听不懂。刘向《说苑》载，楚王舅舅鄂君子皙听见越人唱歌，什么“昌州州，秦胥胥”，莫名其妙，经人翻译才明白。周史官采集的《诗经》里没有“吴风”、“越风”，可能也是语言原因。《吴越春秋》记有“断竹续竹，飞土逐肉”的歌词，说是远古吴越打猎的民歌，此说不可信。因为这歌词完全是一字一音的中原语，而吴越语的词由多音节构成，说起来结葛萝多，故被称做“鸟语”。如果真有此歌，也该在吴越沟通中原之后。
因此，古籍关于吴越人名地名的记载比较混乱，如公子光、吴王僚、大夫种的名字是中原译名，吴越语为阖庐、州于、诸稽郢。又如《越绝书》说夫差葬在“犹亭西卑犹位”，“卑犹位”就是吴语地名，其义不明。还有吴王强鸠夷、馀桥疑吾等听起来像日本人，其实也是音译。语言文字的沟通开始都有“洋泾浜”阶段，出现异写并不奇怪。
泰伯建立勾吴国有重大意义，这倒并非如儒家所说，“荆蛮”人受到周礼的教化，变得守规矩了，而是当地部落自此得以提升为城邦式的国家形态，提高了社会分工能力和生产水平，因而“数年之间，民人殷富”，即是在不长时间内，社会的总体生活水平比原来有了提高。这是封建农奴制优于奴隶制的证明，也是勾吴得以延续数百年的经济原因。
更重要的是，周族移民带来的黄河文化与本地太湖文化融合后，形成了独特的吴文化。例如中原青铜文化到商晚期已经成熟，而江南尚处于初级阶段。勾吴国建立后，当地青铜文化就有长足的进步，这跟周文化的渗入有很大关系。但是幼年的吴文化没有“全盘周化”，王友三《吴文化史丛绪论》中说：
江南人民在对外来西周文化因素的吸取与借鉴上，也并非走着一条“邯郸学步”的路子，而是利用优越的矿产资源条件，发扬自己民族文化的特长，如将几何印纹的纹饰艺术巧妙地用之于铜器。
又如吴人仿造北方的鬲，加铸了羊角把，就是一种改进。这些现象说明，吴人善于取人之长，又能保持本土风格，从而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这种文化改变了原有太湖文化的单一性，从此与同族的越人有了区分，这对苏州地区的发展有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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