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祖居

苏州日报 20140321 B第04版

■毕玥年

我出生的祖居是清乾隆重臣、状元公毕沅(1730-1797年)所建的“经训堂”。尽管它已消失,但作为毕沅后人,给我留下的印记却难以磨灭。
  祖居建于18世纪80年代,曾是苏州市名宅,拥有楼宇厅堂七进和慕家花园一座。从前门苏州市景德路287号,绵延一里余,抵达后门——慕家花园38号。我在那里度过了少儿时代,但我对它的历史,仍知之甚少。
  199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编辑部研究员宋元强,找我了解先祖毕沅。他为撰写《清朝的状元》一书,收集了清朝历代114名状元的史料,并寻访他们还活着的后裔。
  我从他提供的毕沅的大量信息中,获悉先祖为传播中华文明,作出过卓越贡献:如创建叹为观止的“西安碑林”,修葺保护华岳庙、汉唐名胜与西安古城等;广募贤才、博览群书,留下百余部巨著。同样,他在苏州创建建造了“经训堂”、灵岩山馆及毕沅墓园。

  “经训堂”记忆

  我的祖居“经训堂”第五进厅堂里悬挂着一块巨匾,宽约6米,高1米多,四周龙凤浮雕,上书“经训克家”4个大字。落款“乾隆御笔,赐毕沅故母张氏”。这是毕沅之母张藻(清朝著名女诗人)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去世后,乾隆追赐此匾,褒奖其教子有方。
  毕沅获此殊荣,随即在苏州购买慕家花园,改建毕家祠堂,以“经训堂”命名。此举有三得:可以悬挂“经训克家”御匾,以谢皇恩;可以供奉家母与列祖列宗牌位;又可以安置子孙,延续香火。
  “经训堂”还被冠名毕沅自己的文集,如《经训堂丛书》22种,收入其毕生著作;《经训堂法帖》12卷,汇集晋至明1300年间名人书法墨迹,摹刻于木或石材上,拓印成册,以此传播名家书法艺术。我的父亲曾选其之一——元朝书法家赵孟頫墨迹拓印本,教我习字。此本虽已破损,我仍珍藏至今。
  经训堂传至毕沅第7代孙——我的祖父毕志飏一辈,有弟兄三房,大房二房合住带二层楼的第四进,悬挂御匾的第五进归祖父所有。三房合用第一、二进门厅与第三进祭祀大厅,第六、七进出租。
  可能建房初衷第五进悬匾,所以厅堂特别高大,从金砖地面至屋脊,高度足有现代三层楼。在大厅朝南二道梁上,还挂着小于巨匾的“福”字匾,也是乾隆赐于“故母张氏”。
  我家祖孙三代,长年生活在这两块巨匾下,早已习以为常,但访客见此都会惊叹不已。访客中不乏名流,如电影《满意不满意》导演严恭等。
  御匾并未给毕沅子孙带来好运。毕沅于嘉庆二年(1797年)病故,两年后即遭嘉庆贬责,家产全部入官,子孙“太子太保”世职被削。唯经训堂与毕沅墓园、灵岩山馆,属家庙墓地,幸免。有毕沅幕僚记述当时毕家的潦倒,“尚书殁没,家产荡然,家辈榻之为糊口计,可怜也”,说是靠拓印出售毕沅的《经训堂法帖》度日。
  经训堂进入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悲剧仍在上演。发生在我身边的就有两起。1959年春,母亲因承受不住“阶级斗争”重压,自尽于“经训克家”巨匾下。1966年深秋,街道一群“造反派”,半夜冲进我家“抄家”,在御匾下批斗我父亲毕敦甫。因我家穷困,抄个底朝天未搜出金银财宝,就拖走了一车古籍。记得其中有一箱线装版《续资治通鉴》,共220卷,是毕沅与幕僚用了20年时间,编成的宋元史书,为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编年史的续集。
  自那次抄家,父亲被逼无奈,携全家离开了经训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经训堂连同两块御匾一起没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祖居原址上建成颇具规模的“苏州市儿童医院”。该院住院部的池塘中,静静泊着一艘已有200多岁的古石舫,这是唯一未毁的祖居遗物。

  别了!慕家花园

  慕家花园曾给少时的我无穷乐趣。
  从小学至初中,整整9年,我每天都要穿越花园去上学。母校市二初中(前英华女中,今苏州市第十六中学),在我家后门——慕家花园38号的对面,由一条与花园同名的小巷分隔,相距不足20米。
  到我这一代,花园已谈不上钟灵毓秀,但有山有水不失山野情趣。池塘足有数百平方米,被山丘怀抱,南北山坡有假山和残留的亭柱;树龄逾百的松柏、梧桐、银杏等,错落有致;断裂的九曲桥斜卧水中……春天,梅、杏、李花争艳,姹紫嫣红,令人陶醉。我最钟情池畔湿地盛开的野玫瑰,淡粉色小花甜香扑鼻。
  花园是我儿时的乐园。我常与发小在园中爬树穿假山、采花捉蝌蚪,或在花岗岩石台石凳上做作业。到了初中,花园成了我与同学们写生、练歌习舞的好去处。从初中到高中,我一直是学校的体育、文艺骨干,与儿时的兴趣不无关系。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慕家花园风光不再,山丘变荒地,池水发恶臭,最终推平建了楼房。有施工人员反映,园里发现许多“刻字的大石板”,应该是《经训堂法帖》的名家书法碑刻,成了填池的“建筑垃圾”。
  进入21世纪,被遗忘数十年的慕家花园,又为人们说起。有说慕家花园因毕家衰败而转手,事实是,我所相依的花园从未与经训堂分离。
  又说,慕家花园就是北宋苏州名园“乐圃”,这不单指花园,而是毕沅用来改建经训堂的“慕家花园”。乐圃为毕沅所购,有佐证可查。毕沅幕僚钱泳的《履园丛书》记载:“乾隆庚戎三月三日,余寓毕秋忛尚书乐圃之赐闲堂,时正为尚书刻《经训堂帖》……”说明乐圃是供幕僚编撰、刊刻《经训堂法帖》的工作和栖身之处。显然,与作为毕家祠堂的经训堂,用途各异。乐圃在哪里?曾听父亲提起,我家景德路正门相对的环秀山庄,原是先祖的书馆,这与钱泳所述相仿。两者是否合一,不得而知。

  “灵岩山馆”再现

  二十世纪初的一次回苏探亲,听闻灵岩山再现“灵岩山馆”,是仿毕沅之作,我惊喜之余颇感意外。
  灵岩山馆建于十八世纪八十年代,是毕沅建祖居同时,又在灵岩山周边置下墓地千余亩,其中四五十亩用来筑馆。以“灵岩山”命名,一是山馆依附灵岩山南麓,二是回报灵岩山之情。年轻时的他,曾在灵岩山脚发奋苦读,得以中举,才获得走上仕途的机遇。
  营造此馆可谓耗财耗时,用了十万金,从乾隆四十九年动工,至乾隆五十四年竣工(1784-1789年),工期长达5年。其规模与品位之高雅,远近闻名,文人墨客纷至沓来,赞叹之声不绝。其中两度游山馆的清朝学者梁章钜(1755-1849年),写的《灵岩山馆》一文,最为翔实生动,阅后有神游之感。
  “匾额悬挂其头门,曰‘灵岩山馆’。联云:‘花草旧香溪,卜兆千年如待我;湖山新画嶂,卧游终古定何年。’皆先生自书,而语意凄惋,识者已虑其不能歌哭于斯矣。二门匾曰‘钟秀灵峰’,乃阿文成公(阿桂)书。联云:‘莲嶂千重,此日已成云出岫;松风十里,他年应待鹤归巢。’自此蟠曲而上至御书楼,皆长松夹路,有一门甚宏敞,上题‘丽烛层霄’四大字,是嵇文恭公(嵇璜)书。忆昔游时,是处楼上有楠木橱一具,中奉御笔匾额‘福’字,及所赐书籍、字画、法帖诸件,今俱无之。楼下刻纪恩诗及谢恩各疏稿,凡八石。由楼后折而东,有九曲廊,过廊为张太夫人祠。由祠而上,有小亭曰澄怀观。道左有三楹,曰画船云壑。三面石壁,一削千仞,其上即西施洞也。前有一池,水甚清冽,游鱼出没可数。中一联云:‘香水濯云根,奇石惯延采硕客;画廊垂月池,幽花曾照浣纱人。’上有精舍,曰砚石山房,则刘文清公(刘墉)书也。嘉庆四年九月,忽有旨查抄,以营兆地(墓地)不入官,故此园至今无恙。”
  文中提及为灵岩山馆题字作诗者,都是乾隆年间的显赫权贵。阿桂(1717-1797年),是清正白旗人,历任兵部、吏部尚书,军机大臣;嵇璜(1711-1797年),雍正进士,累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加太保;刘墉(1719-1804年),清书法家,官至东阁大学士。那块“福”字御匾,后被移至经训堂第五进悬挂。“张太夫人祠”,是为毕沅祭奠其母张藻而建。
  这处集名家书法、诗词、绘画与建筑艺术为一体的胜迹,却很短命,在世仅四五十载。毕沅从未亲临其境,犹如未见过经训堂一般。山馆在毕家败落后易主,毁于19世纪中叶的咸丰年间。
  置身再现的“灵岩山馆”,虽不能与真品媲美,但有灵岩山天然景观衬托,也不失山馆之幽雅。我最欣赏山馆门厅的毕沅简介,求真求实又全面。
  “毕沅,字湘蘅、又字秋忛,小字潮生,自号灵岩山人。清代太仓镇洋县(今太仓)人。曾随沈德潜在灵岩山下学诗,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庚辰科状元。历任陕西按察使、布政使,陕西、河南、山东巡抚,陕甘、湖广总督,为乾隆重臣。毕沅尔雅风儒、博识多才,于经、史、诗、金石、文字、音韵之学无不涉猎,无所不通,著作之丰令人惊叹。”
  把毕沅——“苏州状元之中的凤毛麟角”,当作还原灵岩山历史风貌的一张“名片”,不失古为今之妙用。

  毕沅墓园印象

  1961年春,毕沅7世孙中最后一位——我的祖父毕志飏病逝,按祖制应葬入祖坟——毕沅墓园,儿孙们扶其灵柩同往。这是我唯一一次进入先祖墓园。
  墓园,坐落在灵岩山木渎上沙村(今天平村祥里村),已无千亩之规模,抬眼望去更似农庄,只有高高矗立园口的石牌坊,显得与众不同。
  有一条花岗岩与金砖铺成的神道,直通毕沅墓。神道两旁排列着七八对石人石马,已残缺不全。汉白玉神道碑由王昶(1725-1806年)所作,墓碑上的墓志铭已被风蚀,能辨出撰写者为钱大昕(1728-1805年)。这两位均是乾隆进士和清朝著名学者。毕沅是在朝廷一品命官的任上过世,可以想见他的葬礼规格之高。
  墓旁“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的大理石牌,十分醒目。据守墓人说,常有慕名者前来祭拜。谁能料想,事隔10年余,备受保护的这座古墓,竟然没了。
  我们听说先祖墓被掘,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详情一直被严密封锁。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在1977年出版的《文物资料丛刊》上,看到了《江苏吴县清毕沅墓发掘简报》。此墓是1970年开挖,7年后才披露发掘结果。
  据《简报》记述,毕沅墓的墓身系浇浆构筑,棺塘封闭十分严密。墓内直径10米,最高处2.4米,南北向三个墓塘相连,毕沅与妻汪德的棺木居中塘,南塘3具和北塘2具无姓名标示,是毕沅的5名陪葬妾室。
  墓中出土随葬品110件,已由江苏省博物馆收藏。其中有墓主人生前冠带服饰、古玩玉器及生活用品,多数是其妻妾的金银珠翠首饰。最珍贵之物数毕沅的一串朝珠,108粒珠子系整块翡翠雕琢而成;朝珠的“佛头”碧霞,一种名贵的水红色宝石,按当时市价,每市两约白银2万两。此串朝珠可谓价值连城。墓中还出土毕沅与妻恩爱之物——纯金“同心盒”,重62克,盒盖镌“同心盒”3字,盖里镌“状元毕沅”、“夫人汪德”两行8字;盒底四行16字:“结发恩深、同穴同衾、天长地久、生死同心”。
  随着墓园的殒灭,毕沅建造的名宅胜迹也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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