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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货币 光照苏州
苏州日报 20130517 C第05版
■邹志谅
抗战时期苏州地处日伪控制的心脏地区，日伪对苏州地区各乡镇的抗日民众进行重点“扫荡”和“清乡”，抗日民众在共产党领导下与日伪势力开展了艰苦的斗争，积极地进行反“扫荡”和反“清乡”。在轰轰烈烈的对敌斗争中，根据地成立银行、发行货币。相对于国民党政权发行的货币，常将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人民政权发行的货币，称为红色货币。虽然苏州地区在日伪的严密统治之下，但是红色货币仍然在这里秘密出现。不愿做亡国奴的苏州百姓，一旦获得了共产党发行的货币，大多是如获至宝地珍藏起来，或互相观摩，或留给在解放区的亲朋好友。红色货币的光芒就这样照到了苏州地区。
1939年5月，陈毅同志指示叶飞率新四军江南部队东进纵队进入苏南东路地区，即长江以南、常州以东一带，与当地的抗日武装合编为“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并成立东路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苏南东路地区的党政军工作（图1，叶飞同志带领“江抗”部队在江南）。1940年5月，谭震林同志化名林俊奉命任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创建了苏常太、澄锡虞抗日游击根据地。
由于日寇的大肆搜括，对中国流通的银元、银角、铜元的掠夺，造成了苏南东路地区市镇、乡村货币流通困难，市上所需辅币更是缺乏。此时社会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代币券、流通券，乃至出现了擅自发放的圆以上主币，造成货币可以自由发放的混乱状态，货币管理已经到了无权威和法制的局面。根据这种形势，新四军东路委员会苏南二区经济委员会决定整理与取缔代币券，并组织基金保管委员会，公布了《整理与取缔代币券并组织基金保管委员会暂行办法》，准备发行商业货币券。据苏州党史资料《抗日中的东路》记载:当时货币“紊乱情状，达于极点，既无基金之保证，又乏法定之手续，致成任何人均可发行，漫无限制之现象，纸券、竹筹、铅币充斥市场，甚至赌场筹码，亦皆通用。券面金额分、角、一元固无论矣，五元竟亦有之，种类复杂，甲地之券，不能用于乙地，使用者颇多困难。长此以往，危害整个社会经济甚大焉。”
1939年底由蔡辉同志筹备“江南商业货币券”的制版与印刷工作。具体由吴福海同志到上海通过地下党关系，找到老同学柳溥庆同志，他们两位都曾是在莫斯科“中国劳动大学”学习的老共产党员。柳溥庆同志时在上海“华东照相平版印刷公司”任经理兼总工程师，其弟柳培庆同志任该公司制版部主任。经郑重商量后，决定以“四达银行”的名义制版和印刷这批货币券。为防止敌人发现，制版和印刷过程，均在晚上秘密进行，而且仅将货币券各种面值和正背图案印好，行名另外制版，待运到根据地后再加印上去。“江南商业货币券”均为平版印刷，制版精良，印刷质量较为上乘。券面上的券名和“基金会保管委员会”、“主任之印”的确是正背图案印好后加印上去的。据当年参与印刷、发行的老同志回忆，此券主币共有壹圆、伍圆、拾圆三种，辅币也有壹角、贰角、伍角三种，其中拾圆券印就后没有发行。然而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人们只知道辅币券的模样，对主币券基本是一无所知。直到二十年前，本市一位钱币收藏家提供了他的藏品，在国家专业刊物上发表了照片，人们才一睹了主币壹圆券的真容。据目前统计，当年在本市至少有三张“江南商业货币券”壹圆券被保存了下来，并作为历史见证传给了后人。是否确实还有伍圆券存世？尚待原件被收集到来证实。据现已发现的四种面值券面看，它们的面幅是随面值大小递变的，壹角券（图2）、贰角券（图3）正面都以江南寺院、古迹为主图，伍角券（图4）仅以几何图案为饰。四种票券纸质、印刷水平以壹元（图5）者最好，157×75毫米，正面草绿色为主色，底色淡黄，主图是行驶在太湖的帆船，背面棕色，右上角印有孙中山像。“江南商业货币券”的发行受到根据地百姓的欢迎，然而当时苏州的伪政权对该币的顺利发行怕得要命。伪政权的清乡委员会到处张贴布告晓谕，要求严密查禁，在1941年5月30日常熟伪政权的《虞报》刊载了“新四军发行货币券”消息，宣布“凡收该货币者，即以扰乱金融罪论”。1941年11月19日又在苏州伪政权办的《江苏日报》上刊载《布告晓谕》“严密查禁使用”，并刊载了“江南商业货币”壹元券正背照片（图7），要求市民收到此钞立即焚毁，不得藏匿。老百姓积极响应东路委员会反“清乡”指示，有些百姓把江南商业货币券用布、油纸小心包好，藏于墙洞、瓦楞之中。在我市档案馆尚保存着民国三十一年（1942）十二月“吴县县政府训令”（财字第1633号令）原件（图8），主要内容是重申江苏省财政厅财字第2131训令，比较详细地介绍了“江南商业货币券”币面和在武进、丹阳、金坛等地的流通情况，并令吴县商会遵照禁用。
有见在“江南商业货币券”上加盖“苏北流通券”和“抗币伍角”字样的（图6），当是1941年底新四军北上苏北时，将原在苏南地区发行、流通的“江南商业货币券”，加盖后提供给苏中、苏北根据地使用的货币。
1943年10月前苏州地区民众的抗日斗争，由共产党苏南区党委和苏南行政公署领导，1943年10月后，行政上仍属苏南行政公署，根据地工作由苏浙军区领导。苏州地区使用、流通的抗日根据地货币，除江南商业货币券外还有：“苏常太”地区经济委员会发行的“长清浦代价券”；中共淮海地区1942年8月10日开业的淮海银行发行的江淮银行币（图9），1945年1月后在票面加盖“苏浙”字样，在苏南地区使用；1945年6月解放军在粟裕率领部队南下时，建立的江南银行发行的江南银行币（图10），等等。
1945年抗日战争进入全面反攻，华中抗日根据地逐渐连成一片，时下华中工作由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具体领导。10月25日，中共华中分局在淮安城成立，邓子恢任书记，谭震林任副书记，张鼎丞、曾山、粟裕、刘晓任常委，张爱萍、刘瑞龙、李一氓等15人为委员。同时成立华中军区，张鼎丞任司令员，邓子恢兼任政委。华中广大军民在大江南北、淮河两岸、津浦铁路沿线向蒋军展开了大反攻。解放区内物资交流、贸易往来日益频繁，为适应解放区迫切统一货币之需求，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决定组建华中银行，苏南地区根据地民众统一使用华中银行币。最早的华中银行币是将江淮银行伍拾圆券加盖了华中行名发出，币面正面红色，印有毛泽东像（图11）。华中银行币亦然在苏州地区出现（图12），在红色货币的光芒照耀下，苏州百姓已经有了迎接人民币发行与流通的准备。编后：“苏州货币发展小史”专栏到此告一段落，感谢邹志谅先生两年多不间断地为本栏撰稿。他以翔实的资料，通俗流畅的文字，图文并茂地向我们系统完整地介绍了苏州货币发展的历史。如果您从第一篇开始收藏本栏文章，至今，您会发现，这其实就是本很有价值的史料和工具书。
之后，我们还将开设“钱币茶座”专栏，期待读者继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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