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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山房的古往今来
苏州日报 20160408 B第02版
■汪天旸
早在中唐，江南地区的书业便初显雏形。经过五代、两宋的发展，苏州书业在明清进入全盛时期。鸦片战争后，西方先进印刷出版体系传入，上海成为近代中国文化出版中心，苏州书业不复往日辉煌。咸丰同治年间，太平天国运动重创江南，苏州书业进入萧条时期。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江杏溪在护龙街嘉馀坊口创立文学山房。江杏溪祖籍湖州，生于书业世家，善访古籍，工于出版事务。据江杏溪之孙，已过鲐背之年的江澄波老先生所述，文学山房之中，古书盈架，随人翻阅，环境极雅，其匾额由曾当过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题写。然创立之初，文学山房极为艰难，江杏溪借贷三百元才得以开业。最早店面用芦席纸糊，贩书收入勉强糊口，还要依靠家中女眷刺绣补贴家用。文学山房经江杏溪和其子静澜数十年苦心经营，在上世纪30年代初进入鼎盛时期，闻名东南，业务扩至京津地区。据杨寿祺《五十年前苏州书店状况》中写道：“直至一九三七年日寇侵华之前，支持苏州旧书业的，仅江杏溪之文学山房一家而已。”
由于江氏父子善交文士，不少名人学者常常造访文学山房。顾颉刚、郑振铎、李根源、周作人、阿英、吴梅等南北学者常在店中选购书籍、探讨学术。每每有贵客到店，主人杏溪便邀至文学山房南富仁坊口酒店小酌。江澄波先生描述道：“虽是小店，但菜肴精美可口，价又极廉，促膝谈心，各抒心得，无松鹤楼喧嚣，聚陋室而畅谈，妙论泉涌，诚别有一天地也！”可见当时文学山房学术氛围之浓厚。
良好的声誉为文学山房博得了藏书家的青睐。江澄波先生言：“无锡朱达夫、吴下冯桂芬，以及管礼耕、叶昌炽、沈秉成藏书皆囊括于店中。”自明清始，苏州大户有藏书之风，大小藏书楼林立。民国藏书世家大多败落，非以藏书为志，又碍于颜面不愿主动售书，须书店上门求书使藏书流入坊肆。江杏溪与藏书家私交甚密。双方亦商亦友的合作关系，给文学山房提供了极好的经营环境。另一方面，藏书家的信任也为文学山房奠定了名扬全国的形象基础。
新中国成立之后，文学山房因全行业公私合营浪潮，并入苏州古旧书店，江澄波和其父均被分至古旧书店的相关部门工作。“文革”中，古旧书店遭受冲击，江澄波先生下放苏北参加劳动，“文革”后期才得以返苏。早年徐世昌所题匾额更是在动乱中误作了古旧书店库房地板用材。
2000年，江澄波老先生退休后在子女的帮助下恢复文学山房。因当年文学山房已并入古旧书店，遂取吴语谐音“文育山房”作为店名。后经各方呼吁和协调，“文学山房”得以恢复其名。而今文学山房位于平江历史街区的钮家巷中，二十平方米的一间小屋，环境安静平和。店内书架排放着不少古籍善本，多为清刻本，有冯梦龙《甲申纪事》、袁枚《随园文集》等，供顾客翻阅。店内亦常有教授、学生或文史爱好者慕名前来寻书。好多老主顾是特意来探望江澄波老人，见老人神采奕奕，思路清晰，心中便宽慰不少。
在过去，与藏书大家、贤士名流的密切交往要求学养深厚，而不是谈吐庸俗、重利轻义的市侩商人。笔者无缘见到江杏溪、江静澜两代山房主人，但有幸与现主人江澄波老先生在文学山房谋面。江老先生学识渊博，与人谈吐文雅谦恭，一口正宗的苏州方言。每每有顾客到店寻觅古籍，一报出书名，江老先生便知作者、成书年月、刊刻时间和大致内容等相关信息，令我等后生又敬又愧。江老先生虽年过九旬，却仍坚持每天到店营业，风雨无阻，着实令人钦佩。
但文学山房也面临后继无人的窘境。更让人扼腕的是，旧书店和所有实体店一样遭受网络时代的冲击。一家由九旬老人支撑的个体小店，在市场经济的大风大浪中，显得很是吃力。
文学山房历经辉煌与衰落，从繁华闹市退入清幽小巷，将古籍善本的学识延续至今，江澄波老先生，也成为旧式书坊最后的继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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